编者按：

在时光中追忆，在追忆中沉淀，在沉淀中感怀。2021年出版的《时·光：中央美术学院陕西校友回忆录》，收录了27位陕西籍央美毕业生的回忆文章。那些深情的文字里，体现了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友朋之间的绵长情谊，精神借此薪火  相传，艺术由此延绵永续。这次，我们将分为28期，将这份珍贵的档案奉献给读者，也见证着一个区域和一个学校之间长期的文化关联。

《时·光——中央美术学院陕西校友回忆录》

武小川 陆英明 王晓华 陶加祥 郭继锋 编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2021 年 12 月第 1 版 202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8-3872-7

中央美术学院校友会的大力支持

我的二厂时代

1997—2001 本科

考美院 

考中央美院于我而言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梦想通常都是指难以实现的人生愿望而已。自小学到考上大学之前的学画经历里，我对绘画一直有着单纯且执着的喜爱，并且也喜欢与一群同样热爱画画的朋友在一起。每逢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便相约一同四处赶考，北京、广州、杭州、西安，这些听着耳熟能详的地名也承载了我许多年少时的回忆。现在说起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当时的我并没有承受多少来自考学的压力，可能现在的考生都难以置信，但我内心确实是这样想的。一方面是美院在我心里神圣而高不可及，尤其是中央美术学院；另一方面是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当时的文化课基础较差，每年专业考试合格之后，仅仅两个月的文化课突击就参加高考，心里确实没底气，所以也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因此考中央美院于我有点像一年一度的春游——我在绘画的道路上不疾不徐地游走，在大地回春之时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梦想。 

从1992年高中毕业到1997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五年时间里，我有两次进入了复试阶段（之前的考试制度是先审核作品，通过后再参加现场考试），在那时能拿到现场考试的资格证也是一件难得的事。第一次应该是1996年我报考壁画系，犹记得当时参加考试的考生们都摩肩接踵地拥在二厂主楼二层的教室里，一张张焦灼却充满着希望的面孔静待着入场考试，像大战前斯巴达克斯的角斗士，只不过等待我们的不是战场的烽火硝烟。这些面孔当中有王光乐、申亮、宋琨、温凌等一批央美附中的学生，他们是所有考生中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通常每个系将近一半的学生录取自中央美院附中）。这帮人的确画得好，脸上充满着自信在楼道里来回穿梭，谈笑风生，与我们这些外地考生的沉默不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年具体考的什么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印象深刻的就是附中这帮家伙确实画得又快又好……实实在在体会到了自己实力的差距。 

考完专业后，我们几个来自湖南的考生一起在楼道里闲聊，等待面试。记得当时是孙景波先生主持面试，他问我喜欢什么音乐，贝多芬的第几交响曲叫什么名字……我一无所知，只好如实回答我只喜欢流行歌曲，张国荣、谭咏麟、张学友……我知道这回铁定是没戏了，心里反而感到释然，考完试以后便留在二厂的院子里四处观望。当时看见中央美院的一切都倍感新奇，心生崇敬，就是楼道角落里被遗弃的学生习作都会翻出来学习一下。在闲逛的途中，我竟然从一个窗户缝里看到了壁画系组织阅卷的过程，这一幕令我终生难忘。我记得当时由孙景波先生主持，有宁方倩、唐晖、李林琢……几乎全系专业老师和办公室主任都在场。七十几份素描试卷分数由高到低依次排成四五行，老师们认真地讨论每一张考卷的分数，真是可以精确到每一分的程度。我亲眼看到自己的画从后面的第三排升到靠前的第二排时，心里说不出的激动，差点叫出声来惊动到评审老师们……这次考试我虽然没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但是有幸见识了中央美院老师们阅卷时细致严谨的态度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当时我深信，只要有艺术才能，老师一定会发现你的价值所在，因此我坚定了第二年再战中央美院的决心！ 

1997年我选择报考了版画系，考场仍旧在二厂主教学楼二层的教室里，素描、速写、色彩、创作，每一门考试都有系里的老师来转场，广军、吴长江、文国璋、苏新平、王华祥、周吉荣等都亲自到场看每一位考生的临场表现，现在这种情况断然不可能再有了。之后我顺利地考进了版画系。某一天广军先生给我们上课，他对我说：“加祥，当时决定录取你并不是因为你画得好。你的基础不太好，我们看重的是你爱画画、有热情、感觉不错，所以才录取了你。你当时考色彩的时候，中间阶段如果停笔的话可以得九十几分，可是你画完后只能得七十多分了……”我万万没想到先生们当时对一个第一次遇见的考生会有如此细致的观察了解，如果不是遇到这样的老师和那时的考试方式，像我这样没有经过长期规范训练的考生是很难被录取的。所以我很感恩在那个时代遇到这样的先生们，在这样的学院学习真是令我感到万分幸运。 

中央美院选拔人才看能力，但更注重潜质，强调个性，反对僵化的模式，对绘画基础的认识和判断在老师们的眼里有共识和标准，它不会因为社会潮流的汹涌湍急而有所动，会贯彻始终并坚持自己的立场，才会挑选出可造之才。我想这就是一所学院的核心竞争力吧！ 

在考入中央美院后，通过同学之间长期的沟通、交流，我了解到每一位同学的考学背景和经历。我们班除了三位附中应届考入的同学，大都经历了几年的复读，且每位同学都有较扎实的基础和良好的艺术潜质，可以说没有一个同学是靠关系走后门进中央美院的。在此期间也听说当年李可染的孙女多次考中央美院未果；邓  小平的女儿邓楠只是在中央美院当了四年的旁听生；侯一民先生当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主管学院招生，也没有把自己的孙女招进中央美院……正是因为有如此严谨的校风，有真正公平公正的考试，像我这样的寒门学子才能得以进入中央美院这样的艺术殿堂学习。 

从中央美院毕业后，我于2004年回母校拜访吴长江先生（当时吴长江先生任中央美术学院副书记），在他办公室门口听闻老先生们悲愤地哭诉痛斥附中  校长舞弊一事，当时此案使央美在社会上颜面尽失，也引起所有师生的公愤……众怒难平下涉案人员被依法判刑入狱，走后门作弊的学生被清退。那晚的央美花家地，鞭炮声轰鸣响彻云霄……是老先生们用公平正义的鞭炮驱赶躲在黑暗里的魑魅魍魉——捍卫央美人的理想与尊严！

素描课 

在当下令人眼花缭乱的艺术环境中，能沉淀下来安心画素描的人已是少之又少了，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甚至会遭到一些当代艺术家们的鄙视，“都这年月了谁还有心思画这种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诸如此类的提问层出不穷，通常使我哑口无言，也无力反驳。比起那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和现今不断发展的装置、影像、行为观念等艺术形式，绘画渐渐被边缘化，素描在大部分人眼里也过时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这让我想起德加说过的一句话，其大意是“在不会画画的人眼里，画画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同理来说在那些“当代艺术家”眼里素描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但对我而言，素描几乎意味着绘画基础的全部意涵，在我辈的学习经历中素描何其深奥，何其艰难，实不足与外人道。我也实在想不出敲开艺术之门的其他路径，因此学习素描在我看来实在是必经之路而别无他法！ 

在中央美院四年的学习之中，我其实没有画出几张满意的作品，大部分的画都让我给画“废”了，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这些废画让我明白了些绘画的道理。一年级的时候系里开设了一个月的大卫石膏像写生，这对当时的我而言是一场殚精竭虑的苦战。本来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心手相应无所不能，画像一个东西更是不在话下。当时我们班总共十二位同学，在二厂白楼的天光教室里围着那尊据说是当年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的大卫像，大家摩拳擦掌对它发起了“猛攻”，此前中央美院大卫素描的经典是喻红和徐冰所画，大家都有一种赶超经典的雄心壮志。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教室异常安静，只有铅笔在纸面划出的沙沙声。只是偶尔有同学冒出一句句周星驰的经典台词，“下雨啦，快起来收衣服啦……”“说起那个金刚圈……”“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对她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没头没尾地往外冒，彼此互不干扰，只是作为一种调剂。我一开始画得速度很快，匆忙地涂上了调子，却被余陈老师厉声制止了，她要求我们用线造型并且一周之内不许上调子。一开始我无法理解老师的做法，直到看到其他同学尤其是附中考上来的张明一直在耐心地反复比较、推敲，一次次地思考到实践，一次次地肯定再否定，一次次地推倒再重来……原来接近真实的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对形体、空间、结构的深度理解和把握从此时才刚刚开始，我明白原来自己以为的那点感觉只是停留在了微不足道的表面而已。 

二年级素描课的内容是长期作业“被缚的奴隶”和大量的人体写生训练。这为期一个多月的“大奴隶”写生使我懂得了在理解形体结构规律的前提下进行深入的塑造。由于对素描的理解更加深入，这张画与一年级的“大卫” 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得到了文国璋和余陈老师的肯定和较高的评分。只是令人惋惜的是，这张画临毕业前被办考前班的人偷走了，现在只留下一枚不大的照片，作为那一段时间艰苦奋斗的见证。其余大部分的课内时间我们都在画人体素描写生，比起静物和石膏，人体写生在整体和理性的基础上则更强调灵性和感受的表达。记得有一次我用一周时间完成了一幅女人体素描，自以为满意，就请正路过画室的吴长江先生指教，吴先生看了我的画默不做声，片刻过后他拿起一支炭笔在画面右上角用果断有力的线条概括了基本形的关系，干脆利落的笔法令我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吴先生带我们班到甘南藏区写生，他现场作画时专注敏锐的神情和作品中传递出的人性光辉令我受益匪浅。 

那次考察写生我们经常选择在一户藏民的毡房里画画，这家住着一个老人、两个妇女和三个稚嫩的孩子。说是妇女，其实才二十来岁，她会在我们面前毫不避讳地奶孩子和换衣服，一边换一边问候着我们，脸上也伴随着纯净天真的笑容……我们这群从城市里来的学生一开始显得有些拘束和羞涩，她便牵来自家的马让我们骑，我有些紧张迟迟不敢上马，她出其不意地用力一把将我推上马背，随后便对着马屁股狠狠一鞭子——马像离弦之箭一样疾驰，吓得我魂飞魄散，差点从马上摔了下来，等回过神来只依稀听见后面渐渐远去的欢声笑语……熟络之后的一天，我们正围坐在毡房里聚精会神地画画，她突然起身尖叫着冲出毡房，我们赶紧随她而出，只见她挥舞着衣裳站在坡顶，用我们听不懂的藏语对着漫无边际的远处呼喊，她带着光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惊喜！我们顺着她呼喊的方向看去，视野里与平常并无不同，大家都心生疑惑，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遥远的地平线上隐约出现了几个小黑点，朝着我们的方向移动，渐渐变大……事后才知道那是她的丈夫平安归来了，所以她才会如此激动，只是我至今都不明白她怎么能听见那么遥远的声音。 

甘南藏区的考察写生我画了一系列表现这户藏民家庭的速写，其中有昏暗毡房里襁褓中的婴儿，有换衣梳洗的平凡妇女，有虔诚打坐念经的老人、有清晨草地上拾牛粪的孩子……在甘南这样辽阔的天地，忽明忽暗的云朵，和煦温暖的骄阳，朴实自然的藏区人民使我似乎也渐渐融入了他们。我有了一种想要挣脱束缚的勇气，我要画出生机勃勃里自然的天高地远，画出幽暗光线下笼罩着的人性光辉。之后这批小画在下乡后的汇报展中得到了院长靳尚谊先生的肯定，也将其中四幅作品留校收藏，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三年级的素描课是广军先生教我们，他与文先生截然不同但配合默契。如果说文先生是负责用最  大的力气“打”进去的话，那么广先生的作用则是用智慧的方式给“拔”出来！文先生强调造型的深度与质量，广先生则重视艺术的形式与趣味。他们俩的性格也是一紧一松。前两年的基础训练我们所追求的一直是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用写实的手法表现对象；而广先生上课则不许我们画得像模特，模特可以随意变动，或者摆一会儿就走了，让我们记忆默写。但这期间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材料、手法勾线造型，同时也体会到不同的线条感 觉。广先生一直强调绘画的创造性和想象力，他常常给我们讲现代艺术，看马蒂斯、毕加索、塞尚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先生的教学也是囫囵吞枣，毕业后几年才真正懂得其中的含义。直至现在广先生的教导依旧如一缕清风使我豁然开朗，不断提醒着我艺术是妙不可言的一种表达。 

在时任副院长的范迪安先生主持的一次中央美院讲座中，结尾阶段有学生提问，大概的意思是“中央美院能教我们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听起来觉得有些尖锐，气氛突然变得紧张凝固，但是这样的提问在中央美院的讲座中是很常见的。我记得范老师的回答大意是“中央美院其实也教不了你什么，她就好比一块肥沃的土壤，又有各种各样的好苗子汇聚在这里萌芽和成长，只要稍加施肥就可以孕育出人才来”。范老师的回答听起来很谦虚，实则是反映了央美人的自信和包容。在中央美院几乎每个同学都爱画画，相互之间谈论的话题也多与艺术相关。在中央美院你可以在生活中不拘小节，你可以追求你想要的自由，你甚至可以不在意很多事情，但是如果你画画不行，在这种氛围里则会非常难过。因为在热爱绘画的同学们的内心都有一份自尊在相互较劲，同时促使着我们共同进步，就是在这种自由宽松又认真钻研的学习氛围里延续着中央美院的传统。

文先生 

我们班的色彩教学一直都是文国璋先生负责授课，文先生属于那种特别严格且认真负责的老师。一年级的下乡课我们去了怀柔写生，他在课程上要求每 位同学用小笔点彩的方法分析色彩规律，研究印象派的色彩理论。我画画喜爱大刀阔斧，起初会按照先生的要求小笔点彩，待时间一长我便失去了耐心，有时候就偷偷地背着他用大笔挥洒作画。直到后来纸包不住火被他发现了，先生直接命令我画一棵开满白花的梨树，且只能用小笔点彩的方法分析比较绿树、白花与土地之间的色块关系，要求既要做到整体对比又要有丰富的色彩内涵，那棵梨树使我在同一个地方画了好几天，迷惑困顿之际，先生也会每天来“关照” 我，指出我的问题，此后整整一年的点彩训练我画秃了一大把油画笔，但总算是领会了他的良苦用心。

 二年级我们开始画人物全身像，先生通常会提前一小时到达画室，并指挥模特摆动作。记得那次画一位中央美院的名模，先生给模特头上缠了块亮黄色 的头巾，身着白色的长袍，深绿色的背景加上红色的台布，先生特别满意他的这种安排，并动员大家画全开尺幅，一定要画出精品力作，争取作品留校。一切安排妥当便带领我们排队去系办领取全开画板，排前面的同学们领到的都是全开画板，而轮到我领的时候文先生说：“你还是画个对开的吧。”这句话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刺激，我负气地转身走掉了，自己寻了一块全开画板，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画出一张令先生刮目相看的好画！为了实现这个誓言，创作过程也是充满了艰难曲折，中途因为用小笔不习惯还换了一张纸，但是再画的时候时间已经不够了。我约了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我们自己付模特费周末又加了两天课。那两天由于先生不在场，教室里没有往常沉重的氛围，我完全放开了胆子，用大笔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感受……画着画着鼻腔一股血腥味便难以自制地冲了出来，顿时血流不止，还伴有发热感冒的症状。同学们都劝我回去休息别画了，我硬是用纸巾堵住鼻孔坚持画完了那张画……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结课点评的时候文先生也感到有些意外，认为我在这张画上有了质的飞跃，那张画也被系里收藏作为教学的示范作品，在中央美院出版的教材中多次作为范画出现。这算是我学习生涯中的一场硬仗，是先生激发了我的斗志，使我得到了更好的磨砺。 

课外的时间文先生对我们班的学生便是判若两人，他不再像课上那么严格要求，而是对我们关爱有加。有时候课程结束会邀请我们全班同学去他家聚会。据传文先生是中央美院著名的美食家和旅行家，在东大桥他的家里，我们见识了先生的厨艺，的确是名不虚传，大家皆是赞不绝口。文先生一直带我们班到大三基础课结束，但是我们与文先生之间的感情并未就此结束。即使毕业之后，文先生每次搬到一处新的画室，他依旧会邀请同学们去那儿相聚聊画，我仿佛又回到了上色彩课的日子……有成堆的被我画秃的油画笔、死磕良久的梨花树、过程艰难但结果不错的全身人体像，还有萦绕在耳畔的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前几年先生画室失火烧毁了他一百余幅作品，人生起起伏伏，先生并未因此失意沮丧，他现在依然在帕米尔高原上写生作画，波澜不惊，且愈发老辣，炉火纯青！愿先生身体健康，艺术长青。

二厂的版画工作室

二厂时期的版画系工作室在小白楼一层，由东到西依次排列的是丝网、石版、木版、摄影和铜版工作室，我们这一届总共十二位同学，而选择石版的只有我、裴晓、杨晓刚三位同学。工作室有三台石版机，对面房间里每个人还能隔出大约四五平方米的空间，一张桌子，一个临时床铺可坐可卧，通常印画累了便可以在这儿睡上一觉。这个房间还有一台老旧的小型石版机，据说是李宏仁先生当年从印刷厂收购的旧机器，虽然陈旧但用起来却非常顺手，我有很多小的石版作品都是用它印制的。同屋的师兄有高我两届的韦嘉，高我一届的柳青和金一，但他们高年级的也不常来，所以我们仨基本是不分昼夜地泡在工作室里印画、聊天、听音乐、看书，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日子真是非常奢侈。 

记忆中工作室的楼道都是十分安静的，尤其到下午没课的时候，大家都各自忙着作画，只有音乐在教室里回荡。那时的江帆师兄声如洪钟自带扩音器，他好像是学生会主席，常能听到他约同学踢球、聚餐的悦耳声音。楼道里偶尔传来由远及近的清脆的高跟鞋声，那一定是美女师姐林蕴来了，我们通常都会探出头看看她今天穿的什么衣裳……康剑飞那时刚毕业，做了《盛宴》系列和组合印制的大型木刻，观念新颖语言精到。韦嘉那时正在做毕业创作，单单一张便要套十几版色，需两三个月才能完成一幅作品。韦嘉性格内向不太说话，但他追求完美品质的耐心和韧性令我难忘，他所用的材料在当时都是最高级的，毕业时的一系列石版套色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彼时的尹朝阳已经毕业了，有一次他来工作室作画，磨版、绘版、腐蚀、印刷连续一整天，过程熟练且干脆利落，隐约记得印完了大约四五十张吧。总之很惊讶他作画时那过人的激情和旺盛的精力。工作的间隙我们闲聊，听他点评中央美院各系的高手，言语间有种舍我其谁的霸气，他让我们期待他一年后的个展，一年后“神话”展览开幕，从此便常常传来他各种展讯和拍卖的消息。

同在石版工作室的三个人当中，杨晓刚虽然年龄最小，却最勤奋。工作室最  大的一块石版（约有 120 厘米 ×90 厘米，是中国当时最  大的石版），一直固定在一台机器上，在我记忆中一直没有人用过，唯独晓刚在两年石版创作的时间里至少磨下去了一厘米有余吧！他那时爱抽硬盒白沙烟，码在工作室角落的空盒得有上百个，这些看似普通的烟盒记录了他努力工作的时间，因为那么大的石头从磨版到绘制再到腐蚀印刷，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他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近十幅《清明上网图》系列创作。当时我们不太看好这类观念置换的作品，认为没什么技术难度，而晓刚始终坚持这种后现代观念叙事的创作风格，并凭这套创作获得了诺基亚亚太地区“我看未来”艺术大奖赛金奖，作品也被各种机构和个人收藏。真应了那句“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杨晓刚身上我看到了努力坚持的意义。

裴晓是山西人，父亲是当地有名的画家，考学前随忻东旺学过画。他色彩感觉好，深沉内敛。因与我性格相投，我俩形影不离，常常一起打乒乓球，熬夜印画到十一二点，再一起爬窗户翻出去在南湖渠花家地一带的路边吃烧烤、喝啤酒。那时中央美院的新址正在建设，附近房价一平方米四千元左右，烤肉摊的燕京啤酒退瓶是八毛，我至今难忘那会儿夜深人静我俩坐在路边大快朵颐的情景。他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做职业艺术家。我现在偶尔回到北京经过那一段路，再也找不到我们当时吃烤肉的具体地址，周围已是高楼林立，一片繁华！ 我们的石版技法课由李帆老师教授，高年级的同学都直呼其名或者喊他一声“帆哥”。李老师的穿着跟他的作品一样精致干净，一尘不染。记得他常背个双肩背包，里面的物件整理有序。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会在包里常备一只鞋刷子，以便随时清理鞋边的污垢，这大概是石版“修边”的工序所致吧！总之，从他的形象和行为当中你都可以领略到一位石版画家所具备的品质。李老师当时创作的版画人物场景复杂，反映时代变迁之中的人生百态，精细繁复，制版和套色的难度很大，且费时费力，若不是有非凡的理性和耐心之人是很难做到的。从李老师身上我领会到了画如其人的道理。 

苏新平老师带我们的毕业创作，他沉默寡言，来工作室的时候基本都在我们隔壁一间房子里画画，每次印画由武宏师兄做准备、打墨，我们几个围观并为其打下手。苏老师的风格是简单、直接、有效，如同他的作品呈现出的简洁明快。他的一句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那就是：“创作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毕业创作前期，我总是纠结于创作的题材与观念，一度十分苦恼而停滞不前，当苏老师来看作品时，我给他说了很多我内心的想法，他没多做评论，只是指了指报纸上的一张图说：“你就画这个吧，关键是怎么画的问题。”此后我放松了许多，大胆尝试了一批石版水墨创作，毕业展览还得到了“优秀奖”。苏老师的勤奋和多年来的作品积累证明——他不说话，他用作品告诉你他就在那里！

在工作室的几年，很多观念想法和技术语言来自同学、师兄弟之间的相互影响。前段时间我与央美国画系师兄杜小同聊起“什么是中央美院的传统” 这个话题，他说在中央美院，传统就是一种“集体的校正”。我非常赞同他的这种说法。在中央美院这种学习氛围里，如果你品味低俗或者基本能力和技术不过关，你自然会通过老师同学的作品和言行去纠正自己的不足，而这种潜移默化的传统是通过一代代的师生传递发扬的。

（转载自陕西实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