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共识，构建开放包容的建筑学术共同体【上】

编者按：2025年8月26日，“跨界与创新”建筑创作实验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市城市展览馆成功举办。来自国内建筑、艺术及规划设计领域的多位资深专家出席。

此次研讨会是对正在宁波市城市展览馆展出的“建筑·艺术·城市——潘公凯建筑设计作品展”的进一步解读与升华。研讨会借助学术论坛与艺术展览联动的方式，不仅深入挖掘了展览作品背后的艺术与建筑思想，也促进了专业见解与公众认知之间的有效对话，进一步拓展了展览的社会影响与学术价值。

因研讨会内容较多，特分期刊载，今天刊发嘉宾们发言的上半部分。

论坛现场。

嘉宾发言摘录

宁波大学副校长李伟平：

衷心感谢各位莅临本次研讨会。我代表主办方宁波大学，向远道而来的嘉宾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朋友们致以诚挚感谢。

宁波大学创立于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办。建校之初，得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原杭州大学五校的对口援建。中央领导在浙江工作期间指示：“我们要努力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地方综合性大学”。目前我校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综合排名位居国内高校70至80位之间。

宁波大学潘天寿艺术设计学院成立于2015年6月，2019年4月更名为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学院以名誉教授潘公凯先生提出的“设计就是生产力”为理念指导，以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创新引领能力的一流现代建筑艺术设计学院为目标，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创意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端艺术设计人才，力求在国内艺术设计院校中独树一帜。

本次研讨会以“跨界与创新”为主题，我们荣幸邀请到潘公凯先生及建筑、艺术、设计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艺术与建筑交融的可能性，展开深度对话。期待与会嘉宾围绕潘公凯先生的跨界建筑实践，以及新形势下艺术与建筑交叉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展开坦诚深入的探讨，碰撞观点，激发灵感，共同推动建筑文化繁荣与创新，贡献智慧。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李存东：

艺术建筑跟艺术是密不可分的，这个观点我有亲身体会。就我本人的经历来看，也是在建筑实践的探索中逐渐走入跨界之路。在早期建筑设计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建筑的环境没人管，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设计项目特别多，很多时候建筑和周边环境就一块做。慢慢地我们意识到景观园林与环境设计同样重要。得到学院的支持于是创办了一个景观所，一直运营到现在。这么多年来，我们从配合建筑师做小型建筑的配套景观，逐渐拓展到大型公园、园博园，乃至北京冬奥会、夏奥会相关的景观项目，都有参与。回顾这段历程，我其实是从建筑领域，逐渐转型到与艺术联系更紧密的自然环境景观领域，这是我个人的一段跨界体验。

在转型初期，我曾与潘院长有过交集。当时我一直在思考：我们建筑设计院搞景观设计，外界难免会质疑“你们是做建筑的，怎么又做景观？有什么优势？”。我坦言，面对空间设计、建筑相关的景观需求，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但如果是纯自然、纯园林类项目，与林业大学、农业院校的专业团队相比，我们确实存在短板。不过我后来想通了，我们有一个值得发力的方向——艺术氛围的营造。因为在环境设计中，人的感受、人与环境的互动、现实体验的愉悦感至关重要，无论是视觉体验，还是后来我们延伸关注的味觉、听觉等感官体验，背后都需要“意境”的支撑。而“意境”恰好与中国园林的传统文化相契合，所以我们便思考，能否从中国园林文化的角度深入探索，将对艺术的追求更多融入景观设计中。

因此，我当时提出，我们要关注“适用性景观”，不能只追求视觉好看；同时要兼顾生态性，还要突出艺术性与独特性。所以在每个项目中，我们都尽可能融入创造性，践行跨界与创新的理念。也正因为如此，那天我与潘老师交流时，深深感受到他身上那种创新精神与不断探索的态度，与我们的追求高度契合，他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之后，我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文化与艺术领域更深入探索？我认为必须与艺术院校合作。当时潘院长还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央美建筑学院正处于创办初期，其建筑专业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北京院）有合作，马国馨院士牵头推进了不少对接工作，吕品晶等老师也参与其中。后来，我负责的景观所规模扩大后，又与院里的室内设计所合并，成立了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这样一来，我们与艺术、环境艺术领域的联系就更紧密了。此后，我们与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开展了深度合作，包括联合授课、指导研究生，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甚至在艺术院校内共同探讨建筑学专业的办学思路，进行了大量深入交流。我们还建立了更紧密的“拜师”机制——学生到设计院后，会与老师形成一对一的师徒制，由设计院与美院的老师联合指导；反过来，这些学生也可以随时到设计院实习，形成了双向顺畅的交流模式。特别感谢潘院长当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合作机会，让建筑、艺术、景观、室内等专业领域，都拥有了良好的沟通环境。

今天，关于艺术建筑跟艺术融合的主题更加能够体现不同专业之间相互合作的融洽氛围。我除了对以往所有支持合作融合的领导和老师给予的支持表示感激之外，更希望从探索融合发展的角度出发，介入以往个人的成功经验，分析未来我们应如何去推动。这是从我个人职业成长中的转型经历对这个主题的一些体会。

第二，从行业转型的角度来看如何推进和发展建筑教育。目前各个高校、业界、学界都在探讨转型的问题，大家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幸好，之前发展很主动，目前学会下面就有70多个专委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这种方式自五十年代就开始，既有自上而下的统合，也有大家自发的创造的研究。现在无论对于治学还是行业发展，重要的是需要做出一些选择。由于大家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研究方向，早期的学会发展会侧重于领域细分，这些分类的方式紧跟时代的发展，包括历史研究、绿色建筑、地域建筑、医疗建筑和民居等，其中民居专委会分类更细，这与专家学者关注的领域不断细化的趋势相匹配。而现在这个行业正走向归集之路，当不同方向研究到一定深度时，需要深度进行聚合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学会特别鼓励合作的氛围，集合大家的智慧来共同度过难关，推进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也是学会一直以来坚持的优良传统。

学会的传统首先来自责任与使命。从学会的第一任领导者梁思成先生和杨廷宝先生传下来理想和情怀，那是一种家国情怀，对专业的学术追求。到潘先生这是兴趣爱好到那份热爱，但这又不完全是个体的产物，它跟社会、行业、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个普适的能带动大家一起前进的一个方向。学会这些年努力推进各种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我们在技术探索上不断深化，比如针对地外建筑、寒地建筑、极端气候下的建筑等专项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另一方面，大家对建筑文化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前年疫情期间，学会线上推动成立了建筑文化专业委员会，学会在学界院士和教授们的帮助下开展了有创造性和影响力的项目，我们也慢慢意识到“文化赋能建筑”的重要性，并开始思考在国际化语境中，中国的建筑文化是什么？如何用这文化之根与世界更好地进行对话。

众所周知，建筑学会一直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学会于1953年成立，1955年就加入了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八十年代又加入亚洲建筑师协会（ARCASIA），与中日韩有密切的对话。1999年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行，三十年后我们又一次申办成功，到2029年，全世界的建筑师又会汇聚到北京。接下来三年我们要积极推动大会的前期工作，由于学会与北京联合申办，所以北京也将被联合国教科文和国际建筑师协会联合赋名为“世界建筑之都”。这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进一步提升建筑文化的认知高度，开展更多建筑文化普及工作。现在我们已在规划一系列活动，比如今年已与巴西合作，在圣保罗双年展期间举办相关展览；明年，我们还将组织中国建筑师赴巴塞罗那举办中国建筑师专题展览。每三年一届的世界建筑师大会，学会都会牵头打造“中国馆”——大会期间既有年会主论坛，也有配套展览，我们会组织建筑师“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对话，且每一届中国馆都极具中国特色。这些实践，都是行业值得深入探索的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中国建筑师正越来越被世界认可。这种认可，不仅源于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追赶与突破，更源于我们对地域性、文化性及自身特色的坚守——这也是学会当前重点推进的工作。因此，学会特别关注跨界融合与独立探索，而潘先生从艺术家跨界到建筑领域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与典范，这是我很深的一点感触。

学会目前也在推广“建筑师负责制”。当前行业转型，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模式变革，另一方面也与行业及社会对建筑师的认知有关。比如“建筑师该由什么样的人来做”“该如何开展工作”“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应有怎样的流程与方法”。针对这些问题，学会正陆续推出相关行为规范、建筑师工作手册，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建筑师的行业地位与话语权。这件事至关重要，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不少人觉得建筑师是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职业，所以很多人都蜂拥而至；但如今行业转型，一些人选择退出，除了职业压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建筑师地位不高——即便我们对行业充满热爱，却常面临诸多制约，设计收费难以提升，也缺乏作为独立职业人行使专业权责、代言社会公共利益的充分赋权。因此，我们近期将联合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推出《建筑师负责制实施导则》的国家标准。其中特别强调“提升建筑师地位、强化社会赋权”，呼吁社会给予建筑师更多尊重，让他们能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关注民众需求，将公共利益融入创作实践。在这方面，潘先生也为我们做出了典范。比如他设计的弥勒博物馆项目，那天我们探讨了很多，今天潘老师还没展开细说——这个项目涉及政府多个部门、众多管理人员，最终需要潘先生从中统筹协调，再分解到各个专业专项。我认为，这正是建筑实践应有的理想模式：建筑师作为统筹核心，凭借广博的知识面、深厚的专业底蕴与先进的设计理念，推动工程项目落地，因此更应赋予建筑师充分的权责。

我始终觉得，若能真正赋予建筑师应有的地位与权责，必然会有更多人愿意投身建筑行业——因为建筑师的工作，就像“从无到有创造世界”，这种价值感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师有很大的价值实现空间，而社会更应给予我们赋权，让我们能更好地为社会、行业及人民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特别向潘老师学习。其实我也很羡慕艺术家——艺术家创作时更自由，一旦确定方向，便能自由发挥；而建筑师的工作，是工程、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具有很强的社会性，会面临多方管理要求与制约，难以完全自由创作。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的工作能覆盖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这正是建筑师的价值所在。而潘先生很好地统筹了这种“制约与自由”，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跨界示范——这种跨界，或许就是行业创新与未来发展的目标，这是我的另一感触。

潘先生提出了“生命、生态、生成”的概念，并由此产生了这么多落地的实践项目，从喜爱、参与到落地，这或许也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也是生命的自然成长，这种自然是生态的。从潘先生的建筑形式来看，它很多来自自然界的形式，如云朵，莲花，三叶草等，但这些感性的自然形态与建筑的理性结合在一起，只是这种理性用一种自然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谓是一种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原生态的创作。我觉得“自然生成”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从潘先生的经历来看，他的学识积累与跨界探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过程——在不同阶段关注不同领域，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呈现出自然而然的状态；另一方面，他的作品以自然为基础，实现了“自然生成”。而在这“自然”背后，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的执着、探索与创新精神——这是我对今天交流内容的浅显理解，最终还是要向潘先生致以崇高敬意。

现在大家都在说“建筑行业下行”“设计不挣钱”，但很少有人去认真研究、对比分析背后的原因。其实，当前建筑文化与建筑艺术的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我现在越来越理解梁思成先生当年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清华大学营建系时的理念。他曾说“只有当社会对建筑与建筑师有了正确认知，建筑行业才能达到最高发展水平”。他在给第一届建筑系毕业生的信中也强调：“你们不仅要做设计，更要向社会传播建筑知识，让大众了解‘什么是建筑’”。这句话在今天依然重要,当前社会对建筑的认知、对建筑师地位的定位、对“该如何赋权建筑师以发挥其价值”等问题，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因此，我们任重道远。

借潘先生的作品交流，通过各方建筑人士的研讨，聚集各方面的力量，在这个历史节点上贡献大家的智慧。希望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让建筑行业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迎来更好的发展，创造更辉煌的未来。

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翔宁：

艺术家往往视建筑为超越绘画、雕塑的艺术形式——其尺度足以实现“纪念碑式”的表达，这是所有从事形式创作的人都渴望实现的梦想：打造一座能够屹立百年（若无意外）的丰碑。因此“百年大计”的理念，在建筑领域体现得最为直接，建筑无疑是“百年大计”的核心承载对象。

2014年我曾受潘院长邀请，参加他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的展览开幕式与学术论坛，当时便接触到他的建筑设计作品——展厅一层专门展示相关内容，不过多为草图与模型。近来我在网上也看到潘院长的诸多作品已建成，结合昨日与今日的讲座及展览，我总结出潘院长的第一个特点：跨界能力突出。潘院长是艺术圈中极具“理工思维”的人，他本人也坦言自己有“理工头脑”。这一点恰好契合建筑学的学科属性：我们常说建筑学是跨越技术与艺术的学科，兼具“软性”创意与“硬性”技术，而潘院长恰好将两者完美融合。

尽管他未系统学习过建筑，却也因这份“非科班”背景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也成为潘先生作品的第一个特点，即对形式的高度敏感。回顾历史，建筑界现代主义四位大师中，有三位并无正式建筑学习经历与相关文凭，却开创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完整历史。柯布西耶生于瑞士钟表世家，15岁以雕刻手表获奖，后就读于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艺术专业），仅通过游历欧洲自学建筑。密斯凡德罗、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也都不是从传统的专业路径走向建筑设计之路。同样，潘先生的建筑之路也来自自学，其作品正是反映本人坚实的艺术功底和内在的理工思维的完美融合。

第二个特点，相比于通常的建筑师，他的作品超越了常规的功能性考量。在传统建筑教育中，学生从入门起就被教导“功能为先”，强调“形式追随功能”或“功能决定形式”，因而在做建筑设计时，往往先排定平面图，再进行立面设计。这一流程源自巴黎美院的古典主义建筑教学体系，立面设计会专门教授比例把控、开窗方式等专业内容。但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功能至上的理念给我们带来了过多束缚，让我们主观认定某些创作路径不可尝试、无法行得通。而潘院长在这方面没有此类束缚，这让他的形式创作更为自由、奔放。对普通建筑师而言，很难在形式上有如此大的突破与创新。

第三个特点，潘先生的建筑具有很强的雕塑感，他摒弃了建筑师常有的“选择焦虑”——即在色彩、肌理与不同材质间反复权衡。他用纯粹的白色和近似素描感的形式规避了对不同色彩比例考量带来的复杂性。这个审美的选择可能与潘先生在绘画当中以水墨居多、较少使用色彩的习惯有关，或多或少会代表他本来从事绘画的艺术品质的特征。就像柯布西耶，他对立体主义的理解——如透明性与元素叠加的手法，在朗香教堂中得到了极佳呈现。潘先生的建筑作品也体现出他的绘画属性——线条既似书法，又带有水墨画的灵动特质。从这个角度看，除背景的绿色环境外，他的建筑本身就如一幅水墨作品或纯白创作，极为纯净，突破了普通建筑师尝试的可能性边界。

往建筑做跨界尝试的艺术家不少，然而成功的却不多。以2004年进行的12位艺术家的集群建筑设计作品“贺兰山房”为例，参与人包括了周春芽、何多苓等一线艺术家，尽管在设计初期获得了“中国建筑艺术奖”的荣誉，然而最后还是遭遇荒废的惨败结局。追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个，设计忽视了与功能的结合。在形式上，有的艺术家在观念上尝试创新，比如说把柯布西耶的萨欧伊别墅倒过来，或是做成立方体、圆锥体，呈现出石膏写生的效果。但这些设计本质上还是雕塑，没有与建筑的内容和功能形成有机整体，导致其没能可持续性使用，不到半年就荒废了。第二，项目没有和整个建筑的产业链、运行管理很好地结合起来。从预算失控开始预示了项目的失败，设计中的面积、材料、成本严重超过了最初的合同要求，导致中期不得不叫停。此外项目没能考虑银川当地的人口和市场需求量，设计过于超前，与实际需求脱节。

而潘先生则不同，他并非艺术家“玩票”式参与建筑设计——这种业余心态往往导致作品“夭折”，他已跨越艺术与建筑的藩篱，实质上在从事职业建筑师的工作。他的作品多为几万平方的大体量建筑，即便对中国普通建筑师而言，这也是不小的挑战，但潘院长能很好地把控尺度，细节设计简洁纯粹，且能克制自己不添加过多细节，避免损害作品的艺术完整性与整体性——这种考量在建筑师中并不多见。当然，若要提一点建议：若潘院长今后能有专业建筑师助手协助，优化功能布局、梳理流畅流线，作品会更为精彩。

然而通过对潘先生设计的学习，我从他身上体会到当下建筑教育所缺乏的两个重要的素养。

第一，对专业高度热爱。我近期深感忧虑，前两天参加学术论坛时我便提到，作为建筑师，我看到当下的情况有些可悲。我读书时，贝聿铭先生第一次到同济大学演讲，当时大家对西方建筑知识极度渴望，每个年轻人都有“拼命学习、向大师看齐”的劲头——贝先生的讲座座无虚席，连一楼报告厅的窗台上都爬满了人，这一场景对我的冲击至今难忘。但前两天上海举办贝先生个展时，我前去参观，龚艳女士虽自豪地表示80%以上的观众是非建筑领域人士，我却喜忧参半。我不禁思考：建筑专业人士去哪了？如此重要的建筑师展览，为何专业群体参与度不高？或许大家已逐渐失去对建筑的热爱。而潘院长对建筑的执着与热爱，让许多建筑师感到汗颜。有些建筑师可能曾因行业“挣钱容易”而选择这份职业，但如今行业经济下行，“大浪淘沙”之下，唯有真正热爱建筑的人才能坚守。纵观中外建筑史，所有大师都对建筑怀有执着热爱——这份热情对任何行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正如我今早所说，我计划邀请潘院长到同济大学，为同学们加油鼓劲——让大家看看，如今仍有潘院长这样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对建筑保持着赤诚热爱，这足以让我们这些建筑专业从业者更加自省。

第二点，从潘院长身上，我看到了当代中国建筑师普遍缺乏的文化素养。我因从事建筑评论与理论研究，常与建筑师交流，深刻感受到这一问题——即便如今做得优秀的建筑师，如王澍、张永和、刘家坤，也都因与艺术、文化界交流密切才形成独特风格。而当前建筑师培养多将其视为“工程师”，课程涵盖计算机、结构力学、材料学、数学等技术内容，却严重缺失文化与人文维度的教育。这一问题并非仅存于建筑学领域，整个中国的美育与人文教育都较为薄弱。建筑师常抱怨，部分领导的审美鉴赏能力有限——比如挑选设计方案时，我们有时会提交两个方案：一个是自己认可的优质方案，另一个则故意做得粗糙（避免被选中），但结果往往是领导选中粗糙的那个，认为其“更好”。这种情况让我对中国当前教育体系下，文化素养与美学素养的极度缺乏深感忧虑。即便传统工科院校培养的建筑师，在文化素养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因此我希望潘院长及其他艺术家，能到建筑学院为学生授课，让他们明白：从长远来看，文化素养比纯专业技能训练更为重要，且这份素养更为宝贵、更难培养。专业技能的提升其实相对容易，比如考研培训班能让未学过建筑的人，在半年内画出漂亮且有形式感的草图。但从更高层面思考，建筑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容器，更是文化产物——这就需要文化修养的支撑。在这一点上，潘院长的作品与人生经历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我作为建筑界的代表，在此向潘院长表示致敬。

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鲍诗度：

这两天通过对潘公凯先生建筑作品的实地考察，深感震撼。以往只了解其在绘画方面的深厚造诣，但对其建筑方面的探索知之甚少。这两天的参观让我内心激动，充满感恩。在我看来，能完成这样的建筑工程不只是简单的跨界，除了是对多种元素的集合，包括组织能力、管理能力、专业能力等，应该还有一种人类需要深入探索的成就密码。

事实上，我认为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个人的品德，厚德载物，品德高于一切。潘先生的学界地位和影响力不容置疑，然而在工作中他没有任何架子，平易近人。他的品德成为其诚信的重要保障，这是他的成就密码之一。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身份不只是简单的建筑师，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统筹师，具有很强的创新思想和技术驾奴的实操能力。回顾人类现代艺术发展史，有很多大师没有经过专业的系统培训，也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改变了世界。我曾经带着这个疑问去欧洲考察，想去看看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这次在潘先生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品德与修养的结合成就了这样的作品。除了这个，我从潘先生的手稿中看到了一个理工男的特质，逻辑思维清晰，笔画线条没有丝毫犹豫。考察了弥勒博物馆后让我非常触动，我惊叹于这座建筑与周围环境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不仅体块大，而且从设计到建筑竣工只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潘先生争取到作为本项目的总负责人的身份，关于建筑的重要决策由自己决定并一人承担。分析其原因，这种担当力与其曾经担任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的院长，有丰富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以及多次作为校园建筑的甲方，了解甲方的困难和需求有密切关系。

潘先生的建筑实践案例让我想起了教育中的“钱学森之问”。我们现在教育的普及度很广了，但教育的工作方式、教学思想、教学理念是否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我们的国家处于和平与繁荣阶段，要发展国力不仅需要“硬”（技术）的一面，也要推进“软”（文化）的一面。而这个“软”应该渗透在大学教育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然而事实上，很多现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过于保守，逐渐老化，很多方面过于按部就班，例如学生们完成通识教育的课程安排就可以，对任课老师没有知识之外的其他责任。而对于大学里设计专业的学生，公共教育应该教育什么呢？是否需要理工类的知识来进行中和？是否存在于过度行政化、程序化？关于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从潘先生的设计实践中获得一些启示。此外，潘先生为宁波大学设计的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大楼，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教学环境。大学有这样规模的二级学院大楼在国内也是少有的，学院的发展可以结合文化名人效应、地方经济的支持和政府政策的推动，将其作为驱动力促进学科的发展，目前这个势头依然持续。在这上升阶段，学科教育的软实力尤为重要，学院可以将软实力发展作为一个个研究项目，形成成果，并通过各种平台和渠道将其宣传出去，扩大影响力，为推动跨学科融合做出一份贡献。

面对当下国家民族的发展阶段，我们的设计界需要更为全面的高层次思想的深度冲击。此时也是中华民族各行各业出大师的时代，他们不仅具有创新先进的理论和思想，更是具有统筹各方力量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我们设计教育需要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重大研究方向之一。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时代建筑》主编支文军：

作为同济大学《时代建筑》主编，近两个月来，我有幸连续三次参与潘先生主持的学术活动——从复旦大学的“建筑艺术与未来”研讨会，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央美建筑青年创作展”及同主题学术研讨，再到本次学术研讨会。这三次深度参与，让潘先生对中国建筑界的双重价值愈发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

其一，是他在建筑教育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尤其聚焦于艺术院校的建筑师培养体系。潘先生曾在中国美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担任18年校长，期间始终积极倡导“培养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建筑师”这一理念。如今，艺术院校开设建筑专业已逾20年，大批毕业生已成长为中国建筑界各领域的活跃力量。在当前建筑行业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艺术院校培养的建筑师群体，以及以艺术为核心导向的建筑创作路径，将为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新影响？这一课题极具探讨价值。《时代建筑》长期关注建筑师群体研究，从50后到80后建筑师代际分析，到海归建筑师、第四代与第五代建筑师专题，再到“新三届”建筑学人研究，均通过专题策划与专辑出版形成了系统梳理。当下，艺术院校培养的建筑师群体正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从央美“建筑青年创作展”中不难发现，这一群体已初步形成规模与独特风格，正以差异化优势在行业中发挥作用。目前国内已有五所艺术院校开设建筑专业，《时代建筑》正计划策划专题专辑，深入研究这一新兴建筑师群体，以此向潘先生作为美术教育家为建筑教育领域作出的开创性贡献致敬。

其二，是潘先生自身作为“艺术家跨界建筑师”的实践典范意义。本次学术活动以研讨其跨界建筑创作为核心，而潘先生最难得的特质在于：他不仅以教育者身份搭建了艺术与建筑的桥梁，更以艺术家的亲身实践，成为这一跨界群体的重要代表。我们深知，真正的建筑创作本质上是主观的、艺术家式的表达，潘先生试图将这个话题提升到公共讨论和学术讨论的层面，将主观的艺术表达转化为相对客观的、具有科学性的探讨，这很有挑战性，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昨天，在潘先生的亲自引导下，我们实地考察了他的四座建筑作品：宁海艺术中心、宁海文化中心、奉化弥勒博物馆与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对我而言，这次现场体验是本次学术活动最核心的收获——此前通过文本、图像资料对这些建筑的认知，在亲身走进空间、感受光影与尺度的过程中，实现了从“感官认知”到“知觉理解”的升华，也让我此次发言有了更扎实的实践依据。

现场参观的感受，更让我深刻认识到潘先生跨界建筑实践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修养深厚的艺术家，他在造型艺术与形象思维上的造诣，已充分体现在建筑外观形态的精准把控与独特艺术表达中；但更关键的是，他身上凝聚了超越普通艺术家的综合素养，即对整体项目资源的协调与整合的能力。尽管未接受过系统的建筑学专业训练，他却有着“理工男”般的逻辑思维与理性精神；18年美院校长经历赋予他出色的项目管理与统筹能力；多次以“优秀甲方”身份参与重大项目的经验，让他精准掌握了工程把控的关键节点；跨学科专业开创经历培养了他的跨界思维；而作为著名艺术家与艺术理论家的影响力，让他对项目具有较大的话语权和掌控力，更让他在建筑创作中始终保持高水准的文化素养与艺术品位。

更令人感佩的是，潘先生对建筑设计的执着与热爱：从创意构思的萌芽，到具体设计的深化，再到细节落地的打磨，他始终身体力行，以“敢做、敢当、敢为”的态度推动每一个项目。以奉化弥勒博物馆为例，虽然这是一个非典型案例，但他不仅在短时间内完成设计方案，更争取到项目设计负责制的授权；面对政府多部门协调、多设计团队统筹的复杂局面，他一人牵头高效推进；最终，这座大体量建筑仅用4个月就完成建造，呈现出流畅的形态语言、与自然环境的深度融合，以及室内展示空间与布展逻辑的高度适配。这样的成果，正是他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也让他的跨界实践远超“艺术家尝试建筑”的浅层范畴，形成了独特的创作范式。

目前，潘先生已通过图书出版、主题展览、专题讲演、学术研讨等多种形式，对自己的跨界建筑实践进行了系统梳理，这些成果为行业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而本次“跨界与融合”学术研讨会的价值，更在于能跳出“主创者视角”，汇聚不同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观点，对潘先生的跨界建筑创作进行更深入的学术评析与系统性研究。这不仅能丰富对个体创作实践的认知，更能为中国当代建筑在“跨界与融合”领域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路径，具备独特的行业意义与学术价值。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中国营造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祁嘉华：

很久以前我读过潘天寿先生的《中国绘画史》，本书是中国美术史的开山作，描述了从远古到民国的国画发展过程，记录了各个朝代一千多位画家及作品。这是潘天寿先生当年为了教学给学生提供的教材。1932年淞沪会战的时候该书被烧毁，1934年老先生又开始整理，于1936年重新出版。那个年代恰好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先生舍生忘死，著书立说，奠定了中国现代国画教育的基础，为我国艺术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功不可没的事情。今天，在潘公凯先生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对父辈家国情怀的继承与发扬。

在高校开设建筑专业是上个世纪的事，并将这个专业隶属于理工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建筑专业逐渐走向了标准化和程序化，确实有助于提高城乡建设的速度，但也带来了“千城一面”的缺憾。作为20世纪的中国美术大家，潘公凯先生在中国建筑专业发展的问题上起码做了两方面的贡献：一是在艺术院校里创建建筑专业，二是以艺术家的眼光设计出了各种功能的建筑。不仅对中国的建筑教育，对中国的建筑市场也具有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样是应该载入史册的事情。

潘先生这次报告的名字叫“艺术家的眼”，介绍自己作品的同时，也介绍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和感受。其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创新，把“不重复大家，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作为建筑设计的“座右铭”。他所设计的20个项目，特色鲜明，绝不雷同，体现着他的创作追求，也反映出深厚的设计功力。

潘先生的设计思想和实践，也给我国的建筑教育提供着启示。公元前一世纪的古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里将“实用、坚固、美观”作为建筑的根本，成为后来西方建筑界共同遵守的经典。我国有着悠久的建造历史，公元前五世纪的老子便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的观点，将“真、善、美”作为人们从事各种活动的基本原则。不难看出，在如何创造性地建造自己家园的问题上，中西方的看法高度一致，可谓是殊途同归。

从近些年国内的建筑实践看，各种建筑的落地成型，在造型、结构、材料等方面都能做到符合物理方面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在“真”的方面没有大问题；建筑功能的实现，需要建筑师对业主诉求、设计规范的严格遵循，才可能达到“善”的目的。“真”做到了，因为这是客观规律，不遵守客观规律，你就建不成；“善”，也做到了，因为要是达不到预期的功能，用户就不会买单。但是在“美”的表现上确实有些不敢恭维，特别是那些大体量、大尺度的建筑。由于缺乏美感，很难达到让人过目难忘的效果。这也是造成“千城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思成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建筑专业的学生不仅能设计房子，还要融入社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今天，不要说建筑行业，对建筑师的评价也日益趋于标签化，将教育背景，职称名号，行业资质作为了“投名状”。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过度强调就可能成为行业壁垒，封闭了与其他专业平等交流的可能。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历史上的李诫、计成和“样式雷”，显然都不是合格的建筑人才。因为，这些人统统没有学历，更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建筑学培养，甚至连建筑的行业资质都没有。但是，有谁能否定《营造法式》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有谁能否定《园冶》对古典园林营造的理论贡献，有谁能否定“样式雷”主持设计的皇家工程超乎寻常的营造水平。这些人的成功在于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于顽强的自学能力，在于虚心求教的行为习惯。应当承认，人才的脱颖而出离不开个人的奋斗，更离不开宽松的社会环境。

考察了潘公凯先生建筑作品后，最大的感受是过目难忘。艺术馆有艺术，文化馆有文化，弥勒馆有宗教，教学楼有书卷气……除了主题鲜明，表现手法的多样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三叶草”“荷花”造型体现出的地域特色，曲面的墙体造型给人的灵动感，局部的泡泡造型带给墙面的活力……可以说，在潘公凯先生眼里，每一次设计都是一次创造，都是在兑现着“不重复大家，不重复他人，不重复自己”的理念。其实，这才是真正的设计大家，不是将建筑等同于功能性空间，而是将建筑放在文化和艺术的背景之上来推敲，最终选择一种能够集真善美于一体的设计方案。这样设计出来的建筑，接地气，有内涵，在赢得用户满意的同时，也必然会经受住历史的考验。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世界建筑》副主编周榕：

第一次见到潘先生就打消了我之前的一些预判，原以为他因为兴趣跨界到建筑领域，然而通过与他的交流和作品的现场体验，让我感受到其工作的价值和其背后相当深刻的启示。

当下我们正面临着文明要掀开新篇章的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人类对未来充满茫然，我们对未来的认知空间正处于被封印的状态，既往的经验肯定是失效了，无以为继了，那么未来该怎么走呢，却又不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有几个相似的节点。第一个节点是文艺复兴时期。从活字印刷术，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一直到新大陆的发现，所有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都是对文明的巨大冲击，他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之前拜占庭的陷落，大量古代遗迹的发掘，一些知识的回传使人们处在一个巨大的认知漩涡里面，同时也为欧洲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认知空间。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佛罗伦萨的百花圣母大教堂成为文艺复兴的报春花，然而为何一个教堂能成为开启了整个文艺复兴的标志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文明运动，教堂大穹顶的设计师布鲁涅莱斯基的伟大之处是重新给这个新文明一个新的认知空间，虽然是以建筑作品形式出现。然而他却是个业余选手，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建筑师，而是一名金匠，同时也是位雕塑师。他向人们展示了前所未见的这个百花圣母教堂穹顶，同时他还是现代的透视术的发明人。他对透视的研究改变了整个欧洲对世界的一个认知。可见，引发文艺复兴的文明运动是一个建筑，而开启建筑的是一个业余建筑师。

第二个节点是工业革命时代，其实整个现代文明的空间认知是建立在双城记基础上。第一个是1851年海德公园的水晶宫，这是由一个花匠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的，他做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纯粹用铸铁和平板玻璃做出来的崭新的空间形式。从1851年到现都快将近200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延续着他开创的空间模式。第二个是1852年由豪斯曼男爵改造的巴黎，直到今天所有现代城市的要素都来自于巴黎，而豪斯曼男爵也不是学建筑的。可见，人类近代、现代的整个认知空间的奠定者都不是建筑师。所以，建筑师更像是一个经验空间的继承者、完善者、守护者和加固者。他们按照这个模式不断地发展、丰富和进化，但不是空间的创新者或是探索者。

从潘先生的设计作品来看，他的设计具有形式上的创新和想象力，这是非常有价值，但却不是无可替代的。我觉得潘先生有一个最不能替代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建筑师可以替代的一个工作，那就是能量级别。以弥勒博物馆为例，这是没有任何一个建筑师可以做到的，不是说它只用了118天就做完了，因为从设计到施工不只是简单的速度问题，而是没有像潘先生那样的能量级别。潘先生主持项目中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传统管理体系中自上而下的执行方式可以完成的。他所体现的能量场组织可能恰恰蕴含着某种新的文明空间，我觉得这是特别珍贵的东西。相对于此，建筑功能形式孰先孰后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当下一个面对未来一片灰暗迷雾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反而需要一个恰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那样不顾一切一棒子打下来的作品，弥勒博物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弥勒博物馆将能量场重新进行组织，由于它不在中心也不在轴线，它的能量场域的中心是靠着山，围着边，这样反而形成了相对独立而独特的空间。弥勒博物馆项目能顺利落地与设计师本人的综合能力是分不开的，潘先生能与政府领导争取建筑师负责制，一人决策一人担当，并且与各部门各层管理者沟通，说服大家并信任自己，这是其他建筑师难以做到的。可见，未来建筑的资源分配方式亟需改变。按照现有资源分配体系，即使有可能创新也只是一个微创新，或是在节点形式上的微改善。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与能量级别的创新是无法媲美的。特别是接到像弥勒博物馆这样紧急项目后，潘先生还能特别挥洒自如地把这个大写意做出来，然后在118天里把它建成，这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也是前无古人的。然而这种现象在建筑界是无法重复的，那是因为任何一个建筑师，无论其专业级别有多高，由于在专业体系内反而难以具备这样的能量级别。我认为宁波政府在这个项目中的投入是非常有价值的，通过一个建筑创建了这个城市的能量场。而潘先生作为能量组织的枢纽通过建筑创新为城市贡献了巨大的能量增量。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时代，硅基物种迅速崛起。建筑已不再按照现代主义的传统做法和思路，强调工作的效率和组织性，而是要改变僵化的城市资源组织与分配并创建一个能量场。同时，我们需要提升本身这一个碳基物种的能量级别，以便于我们可以跟自带一个高能量级的硅基物种能够在一个水平上进行合作、协作和博弈。对于中国来说，现在的空间秩序需要重新组织。回顾历史，过去40多年的高速城市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引擎。如今，我们又要重来一遍，重新发动，但是我们的能量轨道不再是原有的轨道，而是推到一个更高能量的轨道上去。而潘先生的设计实践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他像一个微型的助推火箭，给我们演示如何能够达到一个高能量级别。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国建筑的问题根本不是形式与材料的问题或是结构技术，这些其实100年前就已基本定型，我们的建筑科技没有真正的创新和本质上的进步。现在若是提高速度或是降低成本在技术上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很多人还留恋过去，在传统光荣下盖金字塔而忘记了现实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潘先生的案例提醒我们跨界不应只停留在审美的比较，而是能够提供高能量的组织来调动能量场。这个能量包括个人的出身、个人修养、工作经验、社会地位等，当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储备达到一定高度时就能进入一个高能量级别的状态，自下而上入手。这在一般能量级中是很难执行的。所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超越普通构架的全新的能量组织，提供一个高能量场，进而为整个环境创造价值。而要拥有这样的能量，对于长期接受建筑专业训练的建筑师反而没有这个见识，很难获得这种能力。正如历史上打开新空间的都不是职业建筑师，而是业余的、莽撞的、特别具有野蛮力量的人，他们打开了新的认知空间，创建了新的文明次元。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跨界能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可能。

研讨会现场。

跨界与创新建筑创作实验学术研讨会

时间：2025年8月26日

地点：宁波市城市展览馆

主办：宁波大学

承办：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

协办：宁波市城市展览馆、宁波大学潘公凯建筑与城市设计研究中心、潘公凯文艺大师工作室、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展示规划专业委员会

出席会议的学术嘉宾：

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复旦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潘公凯；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李存东；

同济大学副校长、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评论学术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翔宁；

东华大学环境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教授鲍诗度；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时代建筑》主编支文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祁嘉华；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首席策划、编审吴宇江；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世界建筑》副主编周榕；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局长孙义为；

浙江华展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方继立；

浙江高专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徐欣；

宁波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邬志刚；

宁波市城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刘刚蓉；

宁波市继梵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章金刚。

出席会议的领导：

宁波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李伟平；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研究中心主任赵艳莉；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总规划师戴涛；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保障中心（宁波市城市展览馆）主任袁栋；

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韩雯琛。

文字整理 | 曹盛盛 姚强 图片拍摄 | 周思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