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社会生命史研究，多聚焦单件、单一形态器物，皆为一器之社会传记。本文拟有所突破，聚焦历时千载的四出头椅，梳理形制流变，更结合时代背景，探析其文化投射、价值起伏及国人行为等议题，以期拓展家具研究广度与深度。

续接上篇，本篇从以下诸端展开论述：人体解放者、明清形态、奢侈风尚与硬木家具、现代主义激活的再生体、废弃之物、文化支撑的金融品、千年一制固化体。

一．人体解放者

宋代，四出头椅渐趋普及，两千年跪坐退出日常生活，仅存于祭丧诸礼。家具形制革新，也是身体革命。

旧时跪坐，戮害肢体，无论君臣、父子，皆不能免。《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至夜半，文帝前席。”唐代李商隐《贾生》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皆言汉文帝与贾谊跪坐对谈，文帝跪而前移其身。陕西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盛唐燕妃墓（671年）壁画孝经图中，子躬身侍立，父母跪坐于榻上。

盛唐  陕西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燕妃(671年)墓壁画上的跪坐图

古籍多载跪坐之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叔向御坐，平公请事，公腓痛、足痹、转筋，而不敢坏坐。”言久跪则小腿剧痛、足麻抽筋，但因礼不敢稍动。魏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曰：“危坐一时，痹不得摇。”言正坐片刻，腿麻不能屈伸。《后汉书·向栩传》记向栩：“常于灶北坐板床上，如是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三国志·管宁传》裴注引《高士传》：“榻上当膝处皆穿”。“床有膝痕”“板有膝踝之迹”，这是躯体与器物俱损之证。

考古亦见古人骨骼之伤，或髌骨增生，或有跪踞面，或膝内翻。“殷墟花园庄54号墓的出土的墓主亚长人骨研究，其第一跗骨（脚掌骨）前部因长期采用跪姿，而烙下明显的痕迹，俗称‘跪踞面’。”(何毓灵:《亚长之谜——殷墟贵族人骨的秘密 》，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2月）王明辉指出，跪坐习俗“一般会在髌骨（也就是膝盖骨）上产生严重增生，同时在脚趾骨的跖趾关节产生‘跪踞面现象’，也就是脚掌骨和脚趾骨长期挤压导致的接触面变形。一些个体会产生“o”型腿的骨骼变异，有点像类似日本女孩的腿型。”（王明辉《澎湃新闻》“问吧” 栏目中互动回复， 2021年6月23日）

当代研究审视日本人跪坐（“正坐”Seiza），确认久跪严重危害人体骨骼、血液循环、神经。其膝关节承受体重3-5倍压力，软骨磨损速于普通人4倍，引发关节炎、半月板蜕变性撕裂、膝关节内侧间隙狭窄。且使髋关节僵硬、股骨近端前倾角增大、脚踝活动度降低、足弓扁平。压迫下肢血管，致小腿缺血。阻碍静脉回流，诱发静脉曲张，甚至增加深静脉血栓风险。压迫腘窝神经，损神经传导，致小腿麻木刺痛，或诱发腓总神经麻痹，脚趾无法抬起。还会引发腰肌劳损、腰椎压力集中、下肢无力，影响平衡和运动功能。

日本正坐与华夏古跪坐，体态同源，生理损害也一样。日本正坐弊端，反证唐宋普及四出头椅除害之功。椅为载体后，上肢能自由伸展、下肢可自然下垂，避免劳损伤害。

四出头椅盛行，终结人体依赖地面。它促成桌案家具涌现，人可凭高台伏案劳作、围桌宴饮、挥毫著书，便捷高效。

高坐器具普及，重塑观念，人不必跪，可垂足坐。北宋张载曰：“古人无椅卓…… 今坐椅卓，盖后世一切取便安也。”（张载：《经学理窟・礼乐》）他痛惜古礼渐废，却也明白高坐安适方便，无奈而隐忍。

垂足高坐，回归人本和生活本质，是中古身体史、生活史重要转折，更瓦解跪坐礼制。人体解放是精神自主前提，此变化潜移默运，隐而不彰，但影响深远巨大，其功可比裹足废止。

四出头椅为人制作，但反向参与唐宋社会转型，改变中华文明发展走向。它同人一样，拥有社会生命，规约人与社会，创造历史。

当代物转向理论思潮，主张物不是被动之器，而是具有自身生命力的。按其中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观点，器物以物理形态规范、约束人类。四出头椅可以主动干预人的行为，将人的坐姿、社交距离固化在椅上。它不是死工具，而是独立行动者。人和椅子是平等的，互相牵制，互相改造。

二．明清形态

明代四出头（官帽）椅，沿袭宋制，形态稳定。可分为不同形态，大类有三弯形搭脑型、直搭脑直扶手型。分搭脑圆出头型、平切出头型；直腿增异为三弯腿，演化出两种两出头椅。分而述之：

江苏苏州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王锡爵夫妇墓出土四出头椅冥器，三弯搭脑，三弯扶手，圆出头。三弯鹅脖，两弯后腿，两弯靠背板。直牙板、直牙头。低高低管脚枨。冥器虽粗糙，但优美形态仍然显现。

明万历  江苏苏州王锡爵夫妇墓出土三弯搭脑三弯扶手四出头椅冥器

（苏州博物馆藏）

（苏州市博物馆：《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清理纪略》，《文物》1975年第3期）

《徐显卿宦迹图》“旋魂再起”上，见直搭脑直扶手四出头椅。学界主流认定，该图创作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仅个别观点认为有补绘，但时间未出明朝。

（故宫博物院藏）

万历刻本《吕真人黄梦境记》版画中，四出头椅搭脑、扶手平切出头，与王锡爵夫妇墓出土四出头椅圆出头相对比。

明万历《吕真人黄梦境记》版画中的平切出头四出头椅

直腿四出头椅之外，尚有三弯腿四出头椅。万历本《琵琶记》“牛氏诘邕” 图上，已见其式，还有束腰、托泥，兼设脚踏，场景绘于相府。万历《烈女传》版画，亦绘三弯腿四出头椅。万历间版画中此椅式图像尚多。

四出头椅是椅具分化基地，引出高座家具群。宋代开始，它向两个方向分化演绎，一是增化，一个是简化。

增化，在四出头椅框架上增加结构，屏风化，趋向宝座。

明万历 《三才图会》中的两种两出头椅

明万历《古杂剧》版画上的两出头椅

明万历《红梨记》中两出头椅

明万历、崇祯朝图书版画所载四出头椅，大都不设联帮棍，仅特例有联帮棍者。至入清后，联帮棍渐次盛行。然清中期，仍有不设联帮棍做法，如清乾隆朝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中陆树声所坐四出头椅。

任何时期，旧制一定延续，漆木家具和硬木家具都是如此。但其身上，往往带有后世的晚符号。

清乾隆 徐璋《松江邦彦画像册》中陆树声所坐四出头椅

此清乾隆绘像所载四出头椅，上承唐宋明三朝之式。推及家具史看，王世襄定义为“明式家具”，实际是唐宋式样流变余脉。

清中叶，有简洁椅具，更流行雕饰繁丽之器，明式家具此时也臻于鼎盛。凡工致华赡的黄花梨四出头椅，多成于此季。

清晚期，红木、漆柴木四出头椅尚有制作。《点石斋画报》发刊共14年，作品共四千余幅。图中，上流士绅多踞攒拐子屏风椅、罗汉床，偶取圈椅。市井庶民，则常设文旦椅、屏风靠背椅。西洋场所，屡有沙发、洋椅现身。仅其光绪二十年（1894）一幅画上，乡塾先生坐四出头椅为人解签。旧器配寒儒，半体面坐具与半清苦人物，均在主流之外。此变迁大时代，新旧杂陈，风气巨变。

清光绪《点石斋画报》上的四出头椅

所谓“清式家具”，是今人定义的另一种风格家具，走向屏风化、繁缛化一路。它主要发展于清代。但明末，已肇其端。德国科隆博物馆所藏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西厢记》版画为证。

入清以降，明式家具、清式家具两路长久并存，或有交叉，在奢靡极盛的乾隆朝，同臻造作顶峰。明式重黄花梨，清式尚紫檀。清式家具以京广苏为重镇，这是重要的消费和原料进口城市。明式家具广布闽苏各城镇。虽各有偏重，但材质、器型亦多有混用，并非绝对割裂。

三．奢侈风尚下的硬木家具

明朝中期前，政治严苛，经济凋敝。至嘉靖新机萌发，万历走向浮靡。四出头椅升级换代，迎来硬木材质，黄花梨、紫檀硬木为之。

明晚期，1565 年，嘉靖朝权臣严嵩抄家，其家产清单《天水冰山录》中，明确记载大量花梨、紫檀、瘿木等硬木家具。这是硬木家具、明式家具发端标志。

人间没有无缘无故之爱，黄花梨、紫檀，先天禀赋，自带高贵。其材密而坚，性稳定。触之温润厚重，纹理色泽，本真可人。它们宜精雕细琢，也合严丝合缝榫卯结构。其物稀缺，非寻常木材可及，成为奢侈制品根基。

以新物质主义学说观点，硬木本独具特殊天质，其价值并非社会所赋予，而是材质自有。其所制家具不单为人所用，反能主动塑造人与社会。

明清史学界“明清时期奢侈消费风尚”专题研究，印证此“以奢靡争雄长”时代特征。它肇始于明正德、嘉靖，狂欢于万历至崇祯，清康乾年间亦绵延不绝。硬木之兴盛，恰在其时，它与明清奢风发展轨迹完全相契，宛若盛宴之珍馐，互为里表。

有一条著名史料，精准揭示明式黄花梨家具诸多面相：“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　（明万历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此篇名段，犹史缩影，一叶知秋。逐句解析如下：

“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此二人是松江名门大族子弟，性耽纨绔、生活豪奢，首开使用细木家具与黄花梨家具风气。

“纨绔豪奢”，是作者捕捉的现象，同时也无意识全面定位，隐喻全部。华丽家具均与豪奢阶层相关联，筑起身份壁垒。

“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此前常用榉木等柴木，现改选用黄花梨、紫檀、乌木、瘿木等硬木。材质是奢侈品物质编码。硬木质地坚致，获取艰难，稀缺与昂贵，超越使用价值，为财富与身份象征。材质崇拜进一步强化身份象征。明崇祯《嘉兴县志》亦有记载：“至于器用，先年俱尚朴素坚壮，贵其坚久。近则一趋脆薄，苟炫目前，侈者必求花梨、瘿柏，嵌石填金，一屏之费几直中产。”（明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五“政事志·里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崇祯年间，嘉兴富家置备家具，必求黄花梨、瘿柏之材，且辅以嵌石填金工艺，一件屏风耗费，竟近乎中产之家全部家产。

“极其贵巧，动费万钱”，其价几何？按明初规制，万钱当合十两白银。《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记载：“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银钱兑换比率多有波动，一两白银实际仅可换六七百文钱。花梨、乌木家具“动费万钱”，大致实为十两至十四两白银，这是最便宜一件黄花梨家具之单价。对比一下，明代《明神宗实录》记载：“神宗时尚食，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值钱十万。”神宗万历年间，一对成化斗彩鸡缸杯价达铜钱十万，大致折合一百两至一百四十两白银，仅是一件黄花梨家具十倍。按照鲍德里亚理论，人们消费的不是黄花梨家具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意义。

“俗之一靡也。”重金置办家具是奢侈风气表现。晚明大量奏疏、笔记、方志中，“奢侈、侈靡、华糜、浮侈”等词汇频繁出现，指责侈丽现状。数百年前黄花梨、紫檀家具，已具备现代商品理论中奢侈品四大特征：非必需性、稀缺性、昂贵性、精英性。

“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安徽小木匠，争着在松江郡治开设店铺，此地成木器造作聚集地。职业工匠群居经营，是明式家具生产商业化、专业化表现。

“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硬木家具主体多为婚嫁所置。其社会意蕴深厚，炫耀性消费特征显著，借礼仪彰财富、示权势。黄花梨家具上，多见喜鹊登枝、凤纹、麒麟、子母螭龙诸纹饰，皆为婚庆标识。个人有“三个特殊”之愚见，认为明式家具的主体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由特殊阶层在特殊事件中制作。即明清殷富之家婚嫁所制。推论之，成套漆木家具，亦多出于婚嫁庆典。其余大案，则多为宗族祠堂供器。

观诸遗物，黄花梨百宝嵌四出头官帽椅，靠背板上嵌百宝嵌喜鹊登梅纹。“家有婚庆喜事，绘制喜鹊志喜是中国人约定俗成的习惯。这是我国谐音取意文化的突出代表。流传最广的是喜鹊登梅之报喜图，以“梅”谐“眉”音，又叫“喜上眉梢”。（张辉：《明式家具图案研究》，67页）

清早中期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上的百宝嵌喜鹊登梅纹

（尼古拉斯·格林利《中国古典家具图录》）

嵌百宝工艺，鹜华糜以相夸耀，为明清木器顶级装饰工艺，以珊瑚、玉石、水晶、玛瑙、象牙、犀角、螺钿、珍珠、珍木及金银之材，嵌于木器、漆器之上，成花卉翎毛、人物山水等图。不同质感和色彩，对比鲜明，既创造更多的视觉感受和心理愉悦，亦显雍容华贵之态，与黄花梨、紫檀相得益彰。坐具之中，嵌百宝多集于四出头椅、南官帽椅之上。其纹饰，不外喜鹊、石榴（取榴开百子之意）。此工艺属于苏作，黄花梨梅花纹四出头官帽椅，靠背板中段只雕刻梅花纹，为喜鹊登梅纹简化形制，仍保原寓意。靠背板上段有螭龙纹，座盘下牙板雕螭尾纹。螭龙纹，寓求子、教子之意。

清早期 黄花梨梅花纹四出头官帽椅

(佳士得纽约有限公司，2002年9月)

苏地与闽地为明式黄花梨家具重镇。苏州、松江、南京、杭州等地，是当时奢侈品生产、消费核心。而福建、漳州、泉州、莆田等地，借海外贸易优势，成珍奇物产重要集散地。苏闽两地皆属白银经济产区，然地域有别，财富逻辑各异，制作不同。闽作用料硕大，借海外贸易之便，炫其材。苏作用料秀雅，因运输成本高昂，炫其技。苏地与闽地的四出头椅，式样基本相近，仅细节稍异。

笔者曾总结明式家具发展脉落，提出“不断加大观赏面”法则，“各个门类的明清家具，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发展一步，观赏面都会出现增益性的变化，形象上增加更多的信息。（张辉：《明式家具器型研究》，页109。）明式家具，在明晚期、清早期、清中期，由简洁质素逐渐发展到绚丽繁缛。清晚期、清末民国，硬木家具发展链上，这种变化趋势并未中断。

下举二例，一者光素简雅；一者增饰繁雕，于观赏面之流变中，见各自审美、工艺。

其一，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通体光素，搭脑变化平缓入微。左右出头向上且向后飞扬，扶手下无联帮棍，鹅脖退后安装，座下为壸门牙板券口。管脚枨乃“低、高、低”式赶枨。两椅搭脑、扶手端头，圆浑如卵。靠背板、搭脑、扶手、鹅脖，皆呈S式三弯之形，方向各异，曲线恰成纵横、正反相异，起伏弯曲，协调合度。数道曲折有致之线条，尽显委婉之气象。靠背板选材精良，一木双开，花纹若行云流水。此形态苏地与闽地均有。

清早中期 黄花梨鸣凤纹大四出头官帽椅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1年春季）

其二，黄花梨鸣凤纹大四出头官帽椅，体量求大、构件求多、装饰求繁。三段靠背板，上段雕云凤，回首振翅。中段饰云龙，怒目振鬚，身尾盘桓。龙凤相协，取龙凤呈祥、夫妻和美之意。雕饰繁富亦有强烈装饰之效。座屉上，三面设绦环板栏杆，上透雕玉兰花，增视觉冲击，为观赏面逻辑所致。硬木奢品，市场尤嗜此类新奇竞秀之制。

清早中期  黄花梨鸣凤纹大四出头官帽椅

（中贸圣佳上海拍卖公司，2021年秋季）

黄花梨牛角式搭脑四出头官帽椅，具闽广地域特征。搭脑起伏颇剧，搭脑与后腿交接处，设挂牙。扶手三弯，鹅脖亦三弯。座面之下，为一木连做刀子牙板牙头。靠背板三弯。四面管脚枨成特殊错落之态。闽作广作之椅，往往无联帮棍，尽管稍晚。

清早期 黄花梨牛角式搭脑四出头官帽椅

(选自首都博物馆:物得其宜--黄花梨文化展)

彼时，另一些人眼中，明式硬木家具反为俗制。明末士人文震亨《长物志》言，大漆家具，尤以“断纹黑漆”者为“雅”为“古雅”，“照旧式制，成俱可用”，“改长大诸式，虽曰美观，俱落俗套”，“黑漆断纹者为甲品”，“以宋元断纹小漆床为第一”，“不得旧者，亦须仿旧亦可”。制作文具“他如紫檀、花梨等木则俗”。可见历史悠久之大漆家具，依旧盛行于世，与硬木家具分庭抗礼，形成审美分流。

奢风驱动黄花梨四出头椅之属，材美工巧。它们又反哺奢风。其使用属性仅为一端，所蕴富贵意涵，尤为重要。它与权势阶层深度绑定，社会功能升级。

硬木家具在当代复兴，方兴未艾。其奢侈符号至今未绝。千禧以降，新仿黄花梨、紫檀之器，符号价值日臻隆盛，市价迭次攀升，近十载涨价十倍乃至数十倍，价格越高—符号性越强—消费需求越旺，形成循环。

四．现代主义激活的再生体

清中期后，清式屏风扶手椅大兴，为宋代以来宝座形态演变，形态复古，特点是上下体分拆，重工雕饰。此宜参考清代姚文瀚《紫光阁赐宴图》，乾隆帝端坐于屏风扶手椅御座。而上下腿一木连做的四出头椅系列日渐式微，越来越边缘化。循中土固有演进脉络，其势当亡。

清姚文瀚《紫光阁赐宴图》上的扶手宝座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然而，20世纪初，它们竟在欧洲大陆上，故事又起。

1919年，现代主义设计在德国魏玛包豪斯学校诞生。它以建筑设计为本，旁及家具、日用品。形制多取平直框架，崇尚几何构形，以直线为骨，线条简净。追求功能至上，摒弃装饰与强烈色彩。格罗皮乌斯、柯布西耶、凡・德罗，世称现代主义三大旗手，共同践行核心理念。

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力主形式从属于功能，强调简洁、几何、秩序、无装饰。设计的椅子、灯具、器物与建筑逻辑相同。

勒・柯布西耶系统立说，提出“原始的形体是美的形体”，推崇简约几何之制。所作“巴斯库兰椅”，以钢管为构，深得功能主义之旨。

密斯・凡・德罗有“少即是多”之说，是包豪斯核心设计哲学，今世誉为圭臬。其巴塞罗那椅，以弧钢交构为骨，皮面束于钢架，堪称二十世纪家具典范。

马歇尔・布劳耶为包豪斯首期学子。1925年，作“瓦西里椅”，首创弯管正方框架，帆布或皮革为面，开创钢管家具之先，垂为现代主义传世经典。

马歇尔·布劳耶“瓦西里椅”

当包豪斯浪潮席卷西方，设计师意外发现遥远的黄花梨家具，框架结构、几何造型、精简风格，遂引发共鸣，对明式家具惺惺相惜。“试想在现代主义氤氲中成长起来的那些包豪斯主义的信徒们见到这类黄花梨椅子的那一刻，一定会感到在遥远东方找到相同的精神源头，会是多么的震撼和狂热。”（张辉：《明式家具器型研究》，页461）实际上，明式家具式样，也存繁复雕饰。只是大量基础性器物简洁朴素，为条条棍棍板板状。

在华西人，开始关注、购买明式家具。长期沉寂的硬木家具大量外流异域。“在解放前，每年都有大量的明式家具被外国人买去。最著名的是美国人杜乐文兄弟。他们在美国开着中国古代家具店，自己住在北京收买。经他们手搞到外国去的家具，数量当以千件计，他们就靠这个发了财。”“在美国的博物馆里，中国的明式家具往往被放在显著的地位。纽约市57街的古玩商店橱窗中，也陈列中国家具。”（王世襄：《呼吁抢救古代家具》（《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0 期，）

德国学者古斯塔夫·艾克，是最重要明式家具文化传播推手。他曾执教包豪斯学校，1923年，至中国教学。 1944 年，他出版《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收录明式家具实物 122 件，多为旅华西人旧藏。斯作开创性地使用照相、绘图，以“三视图的方法，绘制出第一批正规图纸。有总装配图，有节点大样图，有细部装饰纹样图，有榫卯斗拼图。” (《中国花梨家具图考》，陈增弼序）他是明式家具研究研究开山鼻祖，从艺术和科学高度审视中式家具，完成由器物考辨到体系立论的关键跨越。其西人美学、科学精神与德意志严谨治学之风，让明式家具在湮没废墟中重焕光芒，更为后世价值重估深植根基。艾克之功，不止于学术肇始，更在于架通西方现代主义设计与明式家具间的精神津梁。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椅

（艾克《中国花梨家具图考》）

乔治·凯茨，1933至1940年居北京。1948年，出版《中国家用家具》（Chinese Household Furniture），1952 年，又刊《丰腴年华》。1971年，安思远《中国家具：明清硬木家具实例》问世。他们次第介绍明式家具之品类、工艺，助推西方认知中式家具。

当时年少的王世襄，与艾克相识，见他与搭档杨耀长年潜心考究古旧家具，专心拍摄、实测，深受触动，遂投身明式家具收藏与研究。

1985 年，《明式家具珍赏》问世，《明式家具研究》随即刊行。两书广收实物照片与绘图，系统梳理明式家具种类、形式、结构、榫卯、术语及鉴定之法，清晰勾勒其全貌，首次搭建完整学术框架，确立后世研究范式。由此掀起空前收藏热潮，推动明式家具全球范围内传播。

人之喜悲，缘自风向。物的起落，亦在风口。世界性审美大势，构成明式家具走向世界的基础。王世襄并非孤立的开创者，而是恰逢时代潮流，顺势而为的成功者。其研究“预流”，价值因时代审美而放大。

明式家具、王世襄都长在时代大周期的大风口上，又撞在改革开放时代机遇。风口一词略嫌时髦，但是，刚好贴切本题。四出头椅命运迭经起落，时盛时衰，都因时代风口上下反转。

从来风物与人，皆为时代所造就。当今所有深耕明式家具领域的人士，同样受惠于这悠长的风口。

黄花梨螭龙纹四出头官帽椅

（王世襄：《明式家具珍赏》）

五．废弃之物

物无贵贱，随境而变。清中期后，社会审美由简约内敛转向繁缛堆砌。近代西式家具进入城市，四出头椅等日益过气。上世纪50年代后，社会重构，文化价值淆乱，历史洪流汹涌而来，旧阶层打翻在地，文物个体无处安身。花梨、紫檀椅具的历史光荣，荡然不在，大范围毁坏随之而至。越是大城市，其命运越糟，鬼市、旧货店成为归路。而在乡村，它们旧时沉淀于高门富户，随着土地改革，充公或分到农户，身世飘零。

1957年，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王世襄《呼吁抢救古代家具》，曝光时代之另外惨状。“因政治文化氛围的变化，古旧的硬木家具已经不时兴了，很多古旧家具都卖不出去。于是算盘厂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那些紫檀、黄花梨等制作成的家具都买回去，当成做算盘架子和算盘珠子的原材料。”“解放以后，文物法令中规定古代家具禁止出口，所以被卖到外国去的情况基本上扭转了——但它又遭到了新的厄运，那就是成件的木器被大量地拆散据开作为材料使用。这些木器多数经凌迟宰割，改制成乐器、秤杆、克郎棋棍、算盘子、刨子、模型等等。我曾不止一次在晓市上看到旧货商买到硬木家具后，不问新旧好坏，先拆散再说，也不止一次从乐器社门前走过，看他们正在锯明代的紫檀木大床或条案。此情此景，使人触目惊心。 ”“北京市木材公司派专人去山西买旧木器，逐批运回来后，崇文门外红桥市场上硬木材料满坑满谷，原来都是拆散了的家具。其中非常精美的清初紫檀雕龙大床也已身断肢分，惨不忍睹。我问当地木材公司的同志，为什么好木器不整着运回来。他说：“成件的硬木器山西不让出境，拆散了就可以随便运，没有人过问。反正我们卖材料，没关系。”（王世襄：《呼吁抢救古代家具》《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10 期）

王世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载，其明式家具收藏，来源多为鬼市、旧货店、旧木器作坊、旧宅、信托商店、木器厂废料房。其曾言：“那时候没人要，当破烂，贵的我买不起，便宜的我收回来，请人修。” 王世襄因出价拘谨，得“穷王”之号，能以薄资收藏成体系之明式家具，即见明式家具彼时价值之低。

1966 年，红卫兵运动初期以 “破四旧” 为目标，迅速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家具是损毁与抄没的核心对象，梁漱溟、启功、王世襄等人屡有回忆记载。四出头椅等家具，为历史所放逐弃置，堕入生命暗谷。

改革初期家具的流失海外，是废弃逻辑的延续。“拙著《明式家具珍赏》1985年问世 。次年英译本、法译本相继出版。明式家具很快地从世人瞩目发展成为收藏热。利之所在，人争趋之。约从1986年起，人数众多，大大小小的倒爷们到全国各地捜寻明式家具，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于是大量器物被偷运到港澳地区辗转流向海外。此景不长，到1994年前后，民间所藏被捜刮始尽，香港摩罗街老板们又惊呼明式家具来源渐呈枯竭之势。”“近年又为被盗运一空，国内将绝迹而悲伤。”（王世襄：《明式家具萃珍》“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黄花梨家具外流，牵扯问题方方面面。本文仅着眼其社会生命。1978 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之边缘”，百姓饥寒，政治初松，民智渐启。一时大陆之民，偷渡香港如潮。性命外逃之际，价值亦向高处流转。多少穷兮兮户家（原使用者），出卖那些脏兮兮老家具，三瓜两枣，仅图温饱生存。可引拙文“黄花梨第一大案”一段，以明其景：“某一天，大案要卖掉的消息传来，古老的村落，大排长龙，等着分钱的画面代替了一起虔诚供奉的场景。当全村百姓，人手一份散金碎银，沉浸在复杂情绪里，这是怎样的幻灭、无助和无奈。当然，一家老小的材米油盐的解决，让他们黝黑而粗糙的脸上泛出一丝喜色。这个画面能给学者们提供内容丰盛的当代社会学文本。这是文物外流百年史的一个缩影。贫困，让我们卑微地把多少宝物拱手相奉。”（张辉：《“黄花梨第一大案”——黄花梨家具古今命运的缩影》《雅昌艺术网专栏》2014年7月16日）这是1992年，邓小平已经南巡并发表讲话，而闽作故土依然沉睡，与世界隔离。

与之相反，黄花梨家具流入欧美之后，则贵为艺术精品，恰如橘生江南江北，易地而殊。空间割裂价值，家具遂有双面人生。

四出头椅之属大规模外流，是锁国之下信息差收割，文化资源流失，也是价值调和转折。它被外部力量纳入全球化商品流通体系，开启高商品化进程，最终成为全球文化资产。其文化生命在于合理流转与价值重构，没有商品化，只有沦亡毁灭。

六．文化支撑的金融品

当今，四出头椅及诸明式家具，已逾越寻常奢物与阶层壁垒，本质为文化性金融资产。观其早期实例，一座文化高峰亦是一场金融博弈。

1987年，美国藏家罗伯特・伯顿，卖尽旧藏，倾资明式家具，投资旨向至为鲜明。伯顿有言： 中华家具之收藏良机，转瞬即逝。其团队往返世界各地，极速搜罗，三四年间完成70余件精品囤货，远超传统收藏周期，凸显资本整合资源迅猛速度。

1990年，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立，为世界首座专藏。后藏品增至107件。馆中专设研究、修复、文献人员，刊行海内唯一古典家具专刊。王世襄专任顾问指导。1995 年 12 月，王世襄、柯惕思《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集》（《Masterpieces from the Museum of Classical Chinese Furniture》）问世，为馆藏家具专集。他们办展览、开讲座，广行传播，明式家具遂成国际高端文化标志，自家藏品学术价值亦随之跃升。诸事已然完备，1994年，博物馆闭馆。

1996年9月19日，全部藏品上拍纽约佳士得拍卖会，107件家具全部成交，总额1120余万美元，创当时中国艺术品单场拍卖纪录。征集、研考、展陈、拍卖，全程后，资产成为真正终点。这是文化顶级建构，更开启金融兑现典范之路，是冷峻而高效的金融资产运作模型。

加州博物馆开启黄花梨家具资本化黄金时代，也直观揭示，在当代，明式家具收藏流通，金融属性主导，文化属性辅之，二者并有主次之别，非并重关系。

明式家具兼具合格金融资产所有核心特质：稀缺、可估、可流通、能增值，与股票、基金、贵金属、地产同具资产共性。而其异于诸物处，在于文化底蕴。

1996 年，纽约佳士得拍卖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旧藏专场，内有黄花梨四出头大官帽椅， 成交价14美元，约兑 116 万人民币。

2025年3 月，此椅复现纽约佳士得拍场，以325.6500 美元成交，约 合人民币2336 万元，升值19倍有余。其名家旧藏、公开展览、权威著录、公开交易的“四项全”，是“藏品文化加量”，助力价格增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今天家有2300万者，1996年，几人有116万。

清早期 黄花梨四出头大官帽椅

（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2025年3 月拍卖会）

近年，形制独特、雕饰精丽、含蕴文化符号、“藏品文化加量”的四出头椅，屡屡拍出高价。佳士得香港拍卖公司2023年春季拍卖会，一对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以2820.5港元成交。北京保利拍卖公司2021年秋季拍卖会，一对黄花梨麒麟引凤纹四出头官帽椅，以2357.5万元人民币成交。

清早期  黄花梨四出头官帽椅

（佳士得香港拍卖公司，2023年春季拍卖会）

清早期  黄花梨麒麟凤纹四出头官帽椅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2021年秋季拍卖会）

王世襄藏明式家具的释出，最终也服从金融变现的规则。1992年，经上海博物馆牵头，香港企业家庄贵仑与王世襄秘密协议，购得其旧藏明式家具，共79件。次年，庄将其悉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遂有“庄志宸、庄志刚明清家具馆”。

如非日后王世襄偶然道破，这批藏品一百万美元购买数目，永远是谜团。以今时市价观，此价格不抵一把黄花梨四出头椅之值。但当年情势，已属巨资。这又一次说明资本在文物流转中具有核心作用，也显示文化属性与金融属性并非完全对立。

赘述一句作为补充，“黄花梨第一大案”，1992年，由福建莆田村委经办，24.8万元成交。后辗转流至美国。2021年秋季，它终归故土，北京保利拍卖，以1.15亿元成交。足见明式家具，在流转中焕发文化价值。

本文主要考述四出头椅历代形制流变，而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与王世襄所藏，均为同代器物，也印证单件家具社会生命历程。加州博物馆所藏，起初不过市井流通旧物，经搜罗研究，一跃而为研究重器。再历交易，成为私家收藏。王先生旧藏，本是民间旧货，赖其典藏、阐述，成学术范本。后经非唯逐利之转让，终为公共文化瑰宝。

七．千年一制固化体

四出头椅，唐代定型，成为中式家具里程碑。此后宋、元、明、清及民国，历代绵延。千余年，核心规制未有根本改易，形制长久稳定，至今依然主导中式坐具。一物初成，便成恒式。时间轴上，透着一种宿命。

四出头椅以框架结构为骨，线条简净，结构通透，固定的式样与工艺体系，形成“稳定系列型”。它与传统工匠技艺传承模式密切相关，百工之法，不存典籍，少文字记载，多通过父子、师徒口传身授。匠人自幼循古法学艺，从源头上保证了制作稳定性。加上深植崇古法古，强化技艺保守，新样式难以产生。在既定范式内，虽也有细部微调，但不逾结构根本。

当代仿古家具生产，古老模式仍有体现。成熟匠师往往仅凭一个家具名称或概念，即可独立成器。工厂向工匠下发图纸上，通常仅标注基本框架、主要榫卯、长宽尺度，其余细部环节均依工匠积年经验，自行裁定。

四出头椅的“稳定系列型”，演化诸多变体亚型，在简化方向，有搭脑扶手齐平之椅、南官帽椅、玫椅椅之类，皆属同宗支脉，始终遵循基本，不突破核心结构。变体亚型分化愈细，愈使此系列椅子难以超越传统旧轨。

与“稳定系列型”相对，四出头椅分化的另一路径是“增异体系型”，它多由特殊工匠兼美术家设计，式样新奇，功能特殊，在框架上往往增益屏风式构件，繁复以显身份。它们往往由官方营造，演化为象征权力的宝座，并走向为寺院和宫廷。这待另文表述。

四出头椅形态长久不变，像一个古老灵魂，可赞美又要反思。各古老文明，常患“定型早、转型晚”综合症。历史成就越高，创新越难。中国历代王朝，难破300年周期，而此椅跨越多少朝代而不衰。二者皆与社会结构深度绑定，四出头椅韧性尤甚。它是田野调查现场样本，映照出社会超稳结构。其守成有余、创新不足的局限，适应农耕文明。

梁思成所绘历代木构殿宇，自唐迄清，大屋顶形制大同小异。古建与名椅，皆以恒定绵延成就文化鼎峰，亦因循法旧制，难以适配现代生活。

四出头椅形制之稳定与西洋坐具迭代，迥然相异。一重传承与适配，另一重革新与突破。西方坐具每一次风格变革都与社会变迁绑定。中世纪至文艺复兴，它从宗教化转向人文理性。巴洛克、洛可可时期，其彰显装饰繁复。工业革命迎来机械化生产。包豪斯理念推动走向简约功能。它每每与社会革命、技术进步深度融合，呈现革新。中西方器物差异的本质，是文明内核不同。近现代坐具，人体工学、机械化生产席卷而来，重舒适与效率。四出头椅重传统与审美，难以适应根本变革，面临挑战。当代欧美明式家具藏家，堂中罗列诸多明式家具，毫无意外另置沙发、闲椅，以补其安适之缺。

四出头椅体系对其他文明群的家具制作，没有普适性影响。有人说明式家具启发西方现代主义，甚至说凡现代设计皆源此一脉，无文献史料可证，实故作惊人之语，本质是情感情结和主观臆断，无出“祖上很阔很有才”叙事。（参见张辉：《评林作新《新中式的历史角色》《雅昌专栏》2021年9月24日）引瓦格纳“中国椅”个例，以偏概全，也映照出当下社会心理和论证逻辑。

物的价值，非一成不变，随场景而变。四出头椅传续千载，因年代起伏而迁，它为人所左右，亦主宰社会风貌，创历史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