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原&彭禹作为70年代后出生的最重要艺术家组合，也是中国最为活跃的艺术组合。他们近十年来的创作注重当代艺术的实验性，强调形式上的变化不断打破常规，体现出他们旺盛的创作活力。2009年他们在国内唐人艺术中心的首个个展“自由”，对于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挑战，表明自由独立的一种态度。

孙原彭禹    2009年

　　孙原&彭禹：当代实验艺术的青年艺术领袖

　　访谈人物：孙原

　　访谈编辑：在艺术Arting

　　Arting：在当代实验艺术里，你们这两年无疑成为最有影响力的“青年艺术领袖”，怎么看待青年艺术领袖和艺术影响力的呢?

　　孙原：我觉得这是别人给我下的套，最近开始出现了一些词，什么“精英”呀、“中坚”呀、“领袖”呀这些词，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过去是在野外觅食的老鼠，现在进入了一个食堂，食堂里有食物，但是也有老鼠夹子，现在这些词就像老鼠夹子上的诱饵。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只觅食的老鼠，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这样生存，只是在野外的时候，大家不需要逮它，不需要在老鼠夹子上下些诱饵。至于“艺术影响力”，应该问那些被影响的人。

　　Arting：你们在国内的第一次个展是09年北京唐人艺术中心的《自由》，能具体谈谈吗?对你们而言，自由意味着什么?

　　孙原：对我来说“自由”也是个圈套，“自由”这个词被发明出来基本上就是用来忽悠人的，我是利用展览的机会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这个是我对艺术有的一些自由，而这个“自由”也是有点限度的，不是说人人都可以想怎么干就怎样干的。

　　Arting：为什么选择先在国外做了很多展览，09年才在国内做个展?

　　孙原：其实我没觉得，我们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是在国内做的，像《犬勿进》、《拳击》、《自由》这样的作品在国外是很难实现的，美术馆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规则，对这个规则不能搞太大的破坏，有时候很难实施一些想法。可能在国外每年都有1、2个展览，数量不多，做展的质量要高一些，才会产生这种印象。

　　Arting：觉得在国外和国内做展览有什么不同吗?

　　孙原：国外做展览，观众是西方观众，他们并不在中国的这种语境下来看这个东西，是在一个自己认为的国际化的、全开放的环境下来看，判断一个作品时候可能和国内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自认为用看艺术的眼光来看艺术。对中国观众来说，看待西方这种视角的态度，是有一种受虐狂式的所谓后殖民认知方式，进行的一种强迫思维。我觉得视角不同，没有对错之分。

　　Arting：你们的作品一直都在不断的打破常规经验，比如最近的“中坚”展的新作品《孙原&彭禹2009》，你们的艺术理想和艺术法则是什么?

　　孙原：多数情况下谈到这个问题时，是在一种忽悠人的面貌下开始白话了，因为对于艺术家来说，心里很清楚，但是他还要忽悠。但我不太喜欢这种方式，我没有凭着要奉行什么而来工作，我不是这样的。对艺术来说本身就没有固定的原则，艺术基本上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你不能太在意“她”。

　　Arting：创作作品到实现完成，过程中有没有比较难解决的技术问题呢?

　　孙原：每个作品都有，比如我们在威尼斯的那个“飞碟”，那个技术比较难解决，我从一开始接触那个人的时候，他就强调他的这个技术比较高科技，说中国军方都去找他买这个搞“飞碟侦查”，我觉得军方真买这个东西去侦察，假如战争爆发，那我们就都完蛋了。他认为这个东西能飞起来，但是这个东西它违反了一个物理原理，最后解决这个技术问题的办法就是我不再追究这个问题了，就是我请他去试一试就完了，结果飞不起来，所以这个问题就不能靠技术来解决了。

　　Arting：你们的展览注重现场感和互动性，那观众个体的体验性也是第一考虑要素吗?他们对作品的解读你们会有兴趣了解吗?

　　孙原：是一个要素，但是，是不是第一要素我也不知道。按道理来讲“观众”是艺术家自己设定的观众，而不是普通的观众，普通观众的个体性太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个我设定的“观众”，就是我自己的体验。

　　对观众的解读我有时候挺有兴趣，但我经常会感觉他们不是说我们的作品，而是说他自己构想地对作品的一种认识，作品本身是允许有多种解读的，我不奢求观众能够完全地获得作品的全部信息。我们今年出的画册题目就叫《不可能完全得到》，对于艺术而言就是这样的。

　　Arting：从绘画转到做装置，两者相比你们更喜欢哪种体验?

　　孙原：我们俩都是原来附中后来上美院，画了这么多年，如果画的挺好的话，你就可以不画了。我的观点和别人相反，别人认为画的挺好应该继续画，要不觉得可惜了。我记得《悲惨世界》的结束语：“让阿让幸福的死去，因为他真正的活过，他把他的爱献给了一个人，但这个人活下来的时候，他已经离去，就像夜晚过去白天来临一样。”

　　Arting：你们艺术创作“保鲜”方法是什么?

　　孙原：有点像谈恋爱，搞艺术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需要不断地找新的方法“谈恋爱”。

　　Arting：比较喜欢哪位中国艺术家?

　　孙原：我比较喜欢李永斌，属于蔫坏蔫坏的那种，一个艺术家首先是让人看到一种气质，这种气质那可能和你有一种很大的差异，能让你感受到某种东西。

　　Arting：你们这代和年轻的一代艺术家有什么差异吗?

　　孙原：我们这一代人同上一代的差别是我们没什么共性，个体差异很大，方向上都不太一致，所以很难用一种社会背景来总结。从下一代开始，也是同样越来越难以总结了，也许这就是一种本来面目吧。之前中国的当代艺术是用一种对社会的、对历史的一种总结方法来总结的，这种总结也是很成问题的，没有还原艺术本身的复杂性，对艺术而言，这种趋同性意味着牺牲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