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博物馆长期展出４件春秋时期的蟠螭纹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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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圳博物馆老馆三楼，长年开放的“馆藏青铜器展”的一个橱窗里，并肩陈列着4件春秋时期的甬钟，其出土于河南省辉县的琉璃阁，它们样态一致，只在尺寸方面依次递减，显见为“同胞兄弟”。

　　深博研究青铜器的乔文杰告诉记者，这4件甬钟是1995年由河南博物院调拨给了深博的。但见钟体作合瓦形，凹弧形口，两铣尖锐，钟的钲部有较高的柱状枚36个，钲与篆间以弦纹相间隔，饰以三角云纹构成的变形蟠螭纹，舞部、鼓部也饰蟠螭纹，钟腔口内有调音留下的磋磨痕迹。春秋时期的贵族，沿袭商周遗风，盟会、祭祀、宴飨时总以音乐歌舞助兴，借以渲染气氛，我们所看到的蟠螭纹钟正是这些演奏场合的重要乐器。

　　其实所陈设的4钟不足一套，成套为8钟，另4钟安在?在台北历史博物馆。4钟在这头，另4钟在那头。

　　农民掘地获鼎引出大墓

　　乔文杰依据史料给记者讲述了发生在二十世纪30年代的文物故事。在河南辉县市城关镇政府南边不远处，有座文昌阁，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因为阁顶敷设着绿色的琉璃瓦，当地人都叫它“琉璃阁”。1935、1936这两年，这里曾热闹、喧嚣了一阵子，两座春秋大墓最终被考古学家们打开了。

　　1935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考古发掘团在毗邻辉县的汲县山彪镇发掘文物，辉县有百姓前去看热闹，见山彪镇出土的铜器，就联想到在自己村里见过同类的东西，于是把这一线索提供给了发掘团。发掘团前往调查，虽未获得具体位置，但还是将发掘重心移于辉县。

　　1936年8月，在琉璃阁的北边，当地农民掘地获一个铜鼎，此事被县政府知道了，县长吕达呈报省府，省府委派省博物馆许敬参为委员主持发掘，又派孙文青、李详岑、穆培元、陈惠亭协同，带领在辉县的发掘团展开工作。9月4日，雇工动土，到11月5日完成了发掘工作，出土文物包括铜器、玉器、陶器等共401件，其中有一套8件的青铜甬钟(含本文介绍的4件蟠螭纹)，省政府派专车运回开封，交由省博物馆保存，这个墓葬后来被命名为甲墓，也就是夫妻合葬异穴墓的夫君之墓。

　　乔文杰说，妻墓距离夫墓三四米，是在发掘夫墓之后发现的。当时的省政府加派郭豫才协助许敬参主持发掘，10月26日开始了对妻墓的发掘工作，历经半个多月，所获甚丰，11月16日，运回开封博物馆保存，两次文物进馆时，都向上呈报了，省府派员督查，并邀请有关各界人士及博物馆理事共同检视。两座墓葬，共出土铜、玉、石、陶器1000余件。

　　墓葬的埋藏状态

　　中国的考古学，就其渊源来说，上承金石学的悠久传统，但现代意义的中国考古学的发轫，一般认为应以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为标志，这便要提到1926年清华研究院李济教授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的殷墟发掘。而1936年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的发掘，是由河南博物院的文物工作者主持的，应当是考古发掘。

　　当年出土时，墓葬是何状态?据甲、乙墓发掘的文物资料，主持考古发掘的原河南博物馆学者许敬参、郭豫才撰写论文11篇，分别就其中的棺椁制度、编钟编磬、兵器、车马器、玉器和铜器类等做出考证和论述，论文刊在1937年《河南博物馆馆刊》六至十三集中，我们由其论文中可以读到当时出土的情形。许敬参在《编钟编磬说》中这样写道，“辉县甲墓出土镈钟四，编钟二十六，编磬十，置该墓西北隅，逼近题凑，镈钟排列，北小南大;编钟叠为数层，编磬夹置中层，钟则上大下小，与他器物，界线清晰，不相混淆”。他在《题凑翰桧说》中谈及甲墓椁室内，“四周殉器、铜器累累，周匝逼近人体，器上及墓底，满布漆绘，人体四周，玉饰之类，亦颇充牣”。

　　墓主人是魏公子吗?

　　乔文杰说，甲乙二墓是夫妻异穴合葬墓，其所属年代与国别，自器群出土以来，由于出土资料不全，一些学者只能根据历史记载和地理位置，提出不同的见解。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战国时期的魏墓说”，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郭宝钧在《山彪镇与琉璃阁》一书中，对琉璃阁墓地年代做出最早分期，认为整个墓地由东到西分五期排列，最东部的甲乙二墓被其定为第一期，并且假定为魏公子墓(《史记》有《魏公子列传》)，推定墓下葬的上限在公元前445年魏文侯立国之时，下限为周威烈王册封韩赵魏为诸侯之前。“卫国说”，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认为，辉县琉璃阁的墓地，是卫国在楚丘建都后开辟的，肯定是卫国王室的墓地。“范氏卿族墓地说”，有学者提出，琉璃阁墓地属于春秋中晚期，当时辉县一带是晋国六卿之一范氏的封地，该处应该是范氏的墓地。如此一来，我们这里所介绍的4件青铜甬钟(包括在台湾的另外4件)，其主人究竟是谁，现在还真不好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