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文学”是公元前数个世纪中出现于古代东方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独特的文体，其主要形式是格言、言语、诗歌、教导等，最初可能广泛流通于上层社会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中。但今天中国的读者对于“智慧文学”这种文体的熟悉，更多则是来自于《希伯来圣经》(即《圣经•旧约》)中的《约伯记》、《箴言》、《传道书》、《雅歌》这四卷以希伯来文写作的“智慧书”。这四卷智慧书(也许还包括《圣经后典》中的《便西拉智训》和《所罗门智训》)在《希伯来圣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甚至远远小于摩西五经、历史书和先知书的篇幅，但是历来却引起了非犹太教背景的学者和读者们极高的兴趣。简而言之，与《希伯来圣经》中其它类型的作品相比，智慧书卷较少着意于希伯来民族的传统、律法和宗教仪式，而是直面人生的终极意义和生存智慧的问题。尽管《希伯来圣经》中智慧书卷的作者们也并非完全消弭了宗教的背景，但是在智慧书卷中，“耶和华(YHWH，新译‘雅威’)”更多的是作为宇宙万物的主宰，而不仅仅是作为希伯来的民族神出现的;与此相联系，“智慧”被人格化为上帝之“道”——智慧存在于宇宙的创造之先，并且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了上帝对于世界的创造的过程之中。这样，智慧书卷的作者呼吁人们在生活中寻求智慧，从而意识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此，智慧文学的许多主题是人类永恒的追问，对于今天希望反思人生存在的意义的读者(无论是否宗教信徒)仍然有现实的意义。

　　智慧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古代东方文体，在《新约圣经》成书的希腊化时代已经逐渐式微，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连续体，《希伯来圣经》中的智慧对于《新约圣经》和基督教也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从逻辑结构上看，在《新约圣经》中，耶和华的地位已经逐渐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转向“耶稣基督的父神”和“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势必要求一种与律法书和以色列历史书不同的阐释范型，而《希伯来圣经》中的智慧文学的主题与此具有天然的契合。而从《新约圣经》的作者们习惯使用的对于《希伯来圣经》的寓意阐释来看，智慧文学的主体——在创世之前就与上帝同在、并且参与到上帝创造的具体工作之中的“智慧”，本身就成了上帝之“道”(logos)且“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预表(typology)。因此，对于有志于《新约圣经》研究的学者和读者们来说，智慧文学依然具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笔者很早就对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智慧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但真正开始一窥学术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智慧文学研究的堂奥，还是在2003年以来的事情。首先是国内一些学者集中出版了几部有关《希伯来圣经》的研究著作，如李炽昌、游斌的《生命言说与社会认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来自考古和文本资料的信息》(昆仑出版社，2006)及游斌《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等，其中对于智慧文学多有涉及，对此可参见笔者发表在《基督教文化学刊》第18辑的书评《希伯来语圣经研究范式的更新》一文中的有关综述和评论。另一方面，国内的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有越来越多的圣经研究者开始关注《希伯来圣经》尤其是《智慧文学》的研究。以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为例，2008年12月北大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主办了“圣经智慧文学教学研讨会”。2007年起，美国西北大学研究院教授杨克勤博士在北大开设题为“智慧文学”的研究生课程。而正是在这次课堂上，杨克勤博士向笔者推荐了两本英文智慧文学研究专著——默菲的《生命树》和眼下的这册克利福德的《智慧文学》，并推荐由笔者来承担后者的翻译事工。

　　眼下这本《智慧文学》的中译本就是这样诞生的。作者克利福德用了不大的篇幅，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全面介绍了各卷《希伯来圣经》中的智慧书卷的基本状况和研究进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篇幅虽然简洁，但所涵盖的信息丰富而全面，全书中几乎没有过度的修饰词和没有意义的空话，显得密集而厚实;第二，基于希伯来文本等各书卷原文的原始文献，既反映西方(尤其是英语与德语世界中)对于智慧文学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又不乏对一些基本信息的阐释和介绍，因此既适合专业的研究者参考，也适合圣经研究初学者甚至一些对《希伯来圣经》成书和文本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来阅读;第三，作者广阔的视野和认真的文风，使得全书的注释和索引中广泛引用了西方智慧文学研究者的各种学术著作，并且在“推荐阅读”的部分还尽可能地对许多著作进行了简短的点评，基本上从中可以管窥西方智慧文学研究的前沿和现状，而这完全可以满足专业读者在进深方面的要求。当然，也正如老子所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类似的写作风格也造成了这本小书的一些局限，比如，由于作者使用的是密度极高的学术语言，因而这或多或少会影响很多中国读者所追求的学术专著的“可读性”;而对于文本本身的关切，又使得本书多少显得文学方面阐释游刃有余，而神学方面发挥不足，尤其是对于《希伯来圣经》中的智慧书卷和《新约圣经》之间的联系的阐发似乎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最后，作者基于西方学者的立场，似乎对于东方学者对于智慧文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着墨不多，这方面还有很多可能的学术空间。当然，对于智慧文学研究的格局来说，这也未尝不是需要中国学者起来赓续的学术传统。

　　由于其他方面的研究任务，加之期间两个月的台湾访学，使得这本小书的翻译竟然断断续续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而这尽管是继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流派：艺术卷》之后的笔者的第二部译作，但限于自家研究领域和水准，特别是对于书中所涉及的英语之外的各种语言的无知，自知译文尚欠通达的地方乃至舛误之处一定还有不少。但敢于承担这部书稿的翻译工作，首先要衷心感谢杨克勤教授的信任和推荐，同时也要感谢钟志邦、高师宁、陈贻绎等师友在笔者从事宗教学研究方面所给予的关心和鼓励，以及我的博士导师陈刚教授对于我长期以来形成的驳杂的学术兴趣的宽容和支持。好友柳博赟帮助解决了多处语言上的疑难，上海六点文化的编辑朋友们也为此书付出了辛勤的工作。当然，译稿中的一切错误还是要由笔者自己来承担。

　　值得说明的是，本书中《希伯来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引文，除作者在原书中特别注明“自译”的部分经文外，均引自中文《圣经》新标点和合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8年出版);所引各卷《圣经》经卷的中文缩写，亦均按照此版本的相关著录规范;所引《圣经后典》引文，系在参考张久宣《圣经后典》(商务印书馆，1987)的基础上自译。原书中一些明显的引文、印刷错误等，在译文中一一作了订正，而不另行注明。特此说明。

译者

2009年3月5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