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普尔以前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是人们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理性思辨，其本意是寻求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1920年，在中国较早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北大学者李大钊指出：“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需要看到，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哲学诞生于西方，中国古代主流思想中并没有严格的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但是这并不代表先秦诸子没有“历史感”。诚然，《尚书•洪范》的“彝伦攸序”、邵雍的“五行史观”，似乎代表着中国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对于“历史规律”的试探性理解，但这并没有从深层上制约中国人内在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家那里，老庄话到“万物化生”止;而孔夫子虽然看出王朝更替缘于“损益”，然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且“不语怪力乱神”，似乎对于实证的历史哲学没有更多的兴趣。

　　据学者张文杰考证，在西方世界中，在伏尔泰是第一个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概念的人。但历史哲学之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还要从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写作《新科学》开始算起。维柯开启了“历史进步论”的历史哲学端倪，他对于“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的划分正是基于此种进步论的历史哲学。尽管维柯是天主教徒，但是在他的理想中“人的时代”是要进步于“神的时代”的，这种思想曾经在西方思想史上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进一步把历史哲学科学化、理论化的思想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孔德以及同时代稍后的穆勒(一译密尔)。实证主义者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描述和把握社会现象，寻求对于历史事实的科学解释，他们把历史事实完全等同于可以通过自然科学方法来阐释的研究对象，以“实证”作为严格的研究手段和判断标准，对于当时的历史学和社会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神学——形而上学——实证主义”的三段论，无疑也是把一切历史的走向纳入到了一个预设的实证主义的归宿。无论如何，这些历史哲学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对于历史哲学也做出了重要的划时代的贡献。尽管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没有为历史哲学留下一席之地，甚至相当着意于伦理学和美学，但康德这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是对于历史理性做过很多零碎的思考，其著作被编辑成《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并被一些学者看作康德的“第四批判”。这是因为在康德看来，人类的理性是有边界的，人类的有限的认识能力不可能理解无限的宇宙。因此，哲学家的任务不在于揭示和阐明一些性而上的本体论命题，而是需要把视角对准认识论问题本身，看看人类思想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康德的理论在哲学史上不啻是革命性的，因而他自诩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对于“历史理性”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理性，康德虽然没有明确将其作为其批判哲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但还是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他看来，历史具有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并且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人类历史起源、万物的终结、历史是否进步等一系列问题。也许在康德那里，“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在哲学上仍然是一个超出认识范围之外的命题，因而也许只有在神学、美学或者伦理学之中才不是一个伪问题。

　　黑格尔则可谓当时代的一颗明星。黑格尔把他的“正反合”三段论应用于对于历史规律的探讨，只不过加入了“绝对精神”作为在背后支配着整个历史的脚手架。在黑格尔看来，历时自身就是“绝对精神”发展到不同阶段的呈现。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尽管没有正确地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且不免有些用生搬硬套的哲学框架来解释历史现象的嫌疑，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其辩证法也成为马克思的理论资源之一。而马克思则可谓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创造性地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综合了人类思想史上许多重要的成果。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在下文中会作深入的阐述，在这里暂时不展开论述。

　　二、卡尔•波普尔及其时代

　　无论如何，像其它许多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一样，在历史哲学逐渐形成一个严密的体系的时候，也遇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巨大挑战，而其中一个英勇的斗士就是英国科学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6)。波普尔是英籍奥地利人，1965年受封为爵士。早年与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分裂，所以，如果粗线条地把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分为两个大的范畴——即英美的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传统及欧陆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传统的话，那么波普尔将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如果说从世纪之交的齐克果、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人开始，已经主动开始扬弃黑格尔那种体系化的哲学研究，并在很大程度上把它发展为20世纪哲学的以大特色的话，那么致力于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波普尔也将属于这样一个哲学阵营中的特例。

　　波普尔的思考领域涉及哲学和社会学，尤其突出的成果是他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由他开创的这个严格讲不属于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小流派成为英国学术界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波普尔关心当今世界的第一显学——科学之演进的内在逻辑、一个“开放社会”的整体结构以及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他不是脱离实践的纯学者，据说还曾经和二十世纪绝无仅有的思想大师维特跟斯坦在罗素主持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差点儿大打出手。西方有很多追随者编订了《波普尔哲学格言》一类的著作，无疑，波普尔的思想和语言的方式有些近似于维特跟斯坦——你可以怀疑他的结论，但你不得不认真对付他的思维方式中的理论性——只不过他并没有像维特跟斯坦那样说最精炼的话来“保持沉默”。

　　笔者对波普尔的兴趣与阅读并非是出于一种对于体系化哲学的仰慕，也并非敬重于他的著作等身。但笔者尊敬他首创的“证伪主义”对于激发人类创造性思维的贡献——这应该被视为是学术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也曾经认真思考过他对于“历史主义”这个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和可怜的历史决定论的声讨。然而因此，对于波普尔最为致命的批评恐怕也就是，波普尔对于我们的启发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他并没有把他自己的理论贯彻到meta(元)的层面，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别的研究者对他的理论本身进行“证伪”的种种努力。

　　沉浸于波普尔的思想演绎过程中时，笔者常常不得不被他的思路所牵引，并且钦佩于他尽可能地用比较清晰的语言表达哲学思考。可能在哲学史家看来，波普尔哲学一个致命之处就在于没有海德格尔那样艰深晦涩的哲学术语，他的理论总是一说就能让人明了，甚至在艺术史研究领域也有贡布里希这样的学者自称在运用他的哲学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论。大概与此有关，波普尔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许在于他说得太多。其实，只需要《研究的逻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至多包括《无尽的探索》这三本著作，就足以概括他的主要思想，本文所评论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几乎是其最薄的一本小册子，即便如此，也还完全可以缩写成一篇论文。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最有理论价值的部分可能要算作者的序言。在这篇不长的序言中，波普尔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已经表明，由于严格的逻辑理由，我们不可能预告历史的未来行程。”在此基础上，波普尔重申了他对于历史决定论(新译本采“历史主义”的译法)的五条反驳的纲要。在波普尔看来：

　　1)人类历史的行程式守着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的。

　　2)我们不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告我们科学知识的未来增长。

　　3)因此，我们不能预告人类历史的未来行程。

　　4)不可能存在有关历史发展的任何科学理论，可以构成为历史预告的基础。

　　5)历史主义的方法的基本目的因此就是错误的构想，于是历史主义也就崩溃了。

　　然而波普尔同时也指出，自己的论证并不是彻底否定社会预告，而只是提出我们知识增长的有限性，从而否定历史主义在一切领域中“预测”历史发展的可能性。波普尔在这里的假设是，正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每天都在增长，而我们无法预测我们明天的知识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就无法根据我们明天将知道的东西来预告历史。在此基础上，在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著作中，波普尔还不无偏见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或曰历史目的论)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开放社会”的最大敌人，在他看来，统治者往往以“历史的终极目标”为借口发动各种各样的压迫和战争，用一个虚拟出来的“历史必然发展方向”来压制现世的人权和民主、人民的自由。更有甚者，他竟然还把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在这一点上有本质的相同。他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在压制自由与民主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

　　无独有偶，在一个非理性大行其道、宣称“上帝已死”、“重估一切价值”的二十世纪，波普尔的理论在经济学理论领域中也得到了回应。著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又译海耶克)的理论在这一点上与波普尔如出一辙。哈耶克作为一名经济学者，但却敢于对自己并没有进行过全面研究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理论轻易做出判断。哈耶克著有《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一书，宣称(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目的论”是一种历史理性对于纯粹理性的僭越(笔者姑且借用康德的术语)，在哈耶克看来，“理性”如果被应用到本身毫无规律和目的可言的历史上面，那么就是犯了“理性滥用”的错误。

　　三、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回应

　　作为认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价值的中国学人，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怀有极大的偏见、误解甚至是曲解，就连“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所谓“新左派”在这一点上也未能幸免。然而，当代西方却并没有一位重量级的学者，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问题上提出建设性的独创理论，可堪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比肩。不难发现的一点现实是：西方现代、后现代学者的著作，往往都建立在“批判”或曰“解构”这一点上，而往往对于提出一种真正对于人类发展具有建设性贡献的新理论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但无论是波普尔还是哈耶克，都没有看到自己的理论实际上也属于一种历史和社会发展理论——即一种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

　　然而事实上，无论是波普尔还是哈耶克，都是无法撼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经典力量的。众所周知，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二人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所达到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度都不甚满意，因而，应该说集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著作还要算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无论如何，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在早年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所体现，因而该书被有学者认为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态，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论证：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想当然地认为是一种玄学式的思辨，而是深刻地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对于各种社会形态的科学考察。这种考察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具有科学研究的可重复性。即便按照波普尔的标准，也是不容易被“证伪”的。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相反，波普尔和哈耶克的理论(包括当代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的某些看似“客观”的结论)，却是完全建立在哲学思辨的基础上，并没有经过必要的历史事实的印证就得出所谓“即便看到一千年太阳从东方升起，也无法保证太阳明天一定还是从东方升起”这样的虚无主义式的无穷追问。

　　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地科学论述道：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可以看出，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也是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深化的，在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与时俱进的，但其理论建立在科学考察和研究基础上的这一点本质始终没有变化。但波普尔出于批判的目的对于马克思的贡献视而不见，而对其理论作出了想当然的简化，这种对于文献的处理方式也是容易对后人造成误解的。

　　余论

　　曾经有学者这样评价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价值：“我每年春天都会读一遍《资本论》，我感觉常读常新，每年都能从里面读出以前没有读出来的味道。”这就是经典的力量，经典不会过时，相反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永恒价值背后的科学精神在很多人那里失落了。相对而言，形形色色的各种当代社会思潮、理论流派虽然有可能轰动一时、得到当时很多青年人的认同，却因为缺乏这种科学精神，甚至竟然以反科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迎合青年人的叛逆心理，因而往往呈现出消极、短命的最终结局。

　　波普尔对于历史主义的批判，不仅仅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于西方几千年来的神学传统也构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挑战，我们没有必要否认他的某些分析有精彩之笔，值得我们反思，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从而鼓励和保障一个和谐社会的文化多元化发展。但最令人遗憾的却是，波普尔、哈耶克等人在摧毁了“历史主义”传统，否定了历史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可以依循的科学规律之后，并没有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建设性的理论。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最终只能以一种“否定式”、“批评式”的形态呈现于哲学史，而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反历史、反科学、甚至不符合其自己所说“证伪”原则的历史哲学，在哲学史、思想史上的“解构”意义远远大于“建构”的价值。

　　当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青年一代的身上都隐含着无法不令人忧虑的“信仰危机”。在西方，有不少人离开了传统的宗教生活而迷失于当代流行、消费文化的围裹之中;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开始怀疑马克思的科学著作的指导意义。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的“现代性的后果”(借用安东尼•吉登斯语);然而也需要看到，在这种思潮的背后，东西方许多形形色色虚无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当代社会理论是需要负有一定的责任的。在这样的社会学意义上，尽管本文中所分析的波普尔的某些具体论证可以作为我们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理论发展的一种动力和反思，但揭示这种理论背后的虚无主义、解构主义的否定性历史哲学的实质，或许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祝帅(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06年12月25日于北京

　　主要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邱仁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卡尔•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邱仁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张祥龙《现代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赖辉亮、金太军《波普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