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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书写“生死场”

　　这是一本“页页惊心”的书，图文并茂更加剧了读者心惊肉跳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城市曾经是那样，或者曾经可以是那样。出版月余，这部“见证了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市，在过去十年的奋斗历程，及其生死纠葛”的纪实文集，即登上了非虚构类图书的销售冠军。

　　作者王军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是同事眼中出了名的好脾气。书如其人，文字平和，没有一句恨自心头起的狠话，读起来却是字字锥心。

　　其实，上一个十年还不是现在这样：老北京的城市肌体虽在不断被蚕食中，但元大都留下的肌理尚存;建成区由二环、三环而四环，由初次申奥失败而申奥成功，自此城市建设一日千里、日新月异。

　　那个十年，改变更大的是王军本人，他的身份从贵州矿区走出的大学生，因为被分配到新华社北京分社，变成了真正的北京市民，在东城深处安家落户。 “1991年夏天，社里的司机把我拉到菊儿胡同的宿舍时，我一看，怎么这么破一个地方?人家还说呢：小伙子以后你爬景山看故宫多方便，我一点都瞧不上：哪比得上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阴差阳错，王军被分到了城建口，对自己早年的报道，王军想了想，“就两个字：野蛮”：“那会儿哪个立交桥一竣工，就赶快去写一大篇，说这个立交桥的技术怎么怎么先进。从老记者到我，城建口的套路都是‘北京长大了、长高了、变漂亮了，北京的立交桥、环路世界第一，红绿灯都下岗了’……”

　　但年轻的王军虽然激情无限，却是个有心人，他开始试着反过来推演：“那会儿都说，北京堵车是因为道路的增长率赶不上机动车的增长率。我乍一听，也觉得太对了。”可这问题似乎永远无法解决，“全世界哪个城市是道路的增长率超过机动车的增长率呢?没有!这命题不是不能成立，但前提是这城市所有的房子都应该被扒光，扒成一个停车场——但这还是城市吗?”

王军

　　十年之后　你属于我，我不认识你

　　从那之后，王军运笔的着墨点从“明天”，越发偏向“昨天”，也就是拆之前的东西。并且试着探讨、假设：如果让昨天依然存在于今天，是否可行，甚至更美好呢?于是，北京申奥成功之夜，他为

　　《城记》敲完了最后的后记，而他自己的这第一本书，被称为“北京老城的死亡笔记”。

　　之后的十年，王军在这座城市娶妻生子，说话做派也愈发像个老北京一样。儿子在胡同出生、长大，上学也就在旁边胡同，让他骄傲又羡慕。

　　但“死亡笔记”却没有结束，剧情反而更加高潮迭起。因为对“推土机的进行时态”等不了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在奥运之年呱呱坠地。

　　原以为这就可以“引起人们对我热爱的城市更多的关心，我就可以获得内心的安宁”。不想2011年初在采访中，王军发现宣南士乡仅存的大吉片也马上就要全军覆没。大大的“拆”字下跳绳的胡同姑娘，被王军留在镜头里，影像却一下子同他每天放了学欢快地穿胡同回家的儿子重叠在了一起……他想起陈奕迅那首歌，却自嘲地笑笑：十年之后，你早已属于我，成为我生命不可分割的部分，却变得让我完全不认识了。

　　于是，那些记录了从念兹在兹到面目全非的文字和影像，就结集成了一本叫做《拾年》的书，“其实严格来说应该叫‘拾贰年’”——本来《拾年》的文章收录年限，是严格在2001-2011年，也应该于2012年初面世，不想那时就发生了梁林故居被拆一事。“和梁思成先生打了20年交道，不想竟以他故居被拆收场”，王军又为此扩出一整章《梁林故居》，又想到自己对“拆居扩路”思路怀疑伊始的2000年“曹雪芹故居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上下各延一年，反倒让这十年的来龙去脉更加清楚真切。

　　太史公粉丝　只想为“杯具”摆一桌

　　去年，准备《拾年》前，王军专程来到位于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凭吊。滚滚黄河，感慨良多。“在司马迁的时代，文明的堕落也非常厉害。因此记录本身，就是‘我’存在的意义。”上大学时，上下铺的兄弟都恨不得言必称普利策，王军却是太史公的铁粉，床头上那本《史记》都被他翻烂了。“太史公其实是最早的新闻工作者。我们这个民族拥有把墨浸到纸上的传统，所以文明史未曾中断。”

　　直到现在，王军还是服膺这一老老实实低头看路的“拾记”路线。多年来，不少媒体和机构“年度人物”都把他列为候选人，王军一律坚辞，包括首届“TimeOut北京英雄”在内，“咱都是记者，领了奖，我就没法保持立场了。”

　　因为“事实本身就在说话”，《拾年》中的每篇文章，结论下得极少，更没有主观色彩的感受及臆断，而是充满了“跳绳姑娘”那样仅来自事实本身的、平静而强大的力量。“我是一个笃信‘拿证据来’的人，希望每写完一篇文章如同解完一道数学题，深信论从史出，生怕以论带史，最恶以论代史。”遗憾的是，以近年城建文保为例，无论是“正统派”，还是“改良派”，往往先立起“我是对的”的大旗，然后斥对方为“叛徒”或“顽固”，但书生们口舌交锋的同时，推土机和拆迁队早已一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对此，王军有自己的考虑：“每次看到交谈的双方不能心平气和地推杯换盏，竟是以摔碎杯子了事，总是希望为他们打一张桌子，让他们把杯子摆上去。”《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及《拾年》，都是他希望摆出来的桌子。奇怪的是，无论个人见解多么不同，还都相信王军的桌子“摆得住”。《拾年》里，就收录了各路执辞不一的文保人士提供的翔实资料，其中不乏首次面世的珍贵图鉴。“像《1963年北京城市规划》，如今再多的不幸，万幸是没按它来，要不连故宫都拆了!”

　　不管这张桌子现在多小、边界多窄，上面摆的“杯具”别人是否愿意接受，“毕竟这些提供的都是事实，准不准、对不对，还可以深究，去证实或证伪，都是为了进步”。王军称，就如每次他为听说又拆了一处而难过时，就去故宫走走寻找正能量，毕竟“苍天之下，故宫还在，就还有希望”。

　　《拾年》王军著，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7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