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展览现场(图片由纽约苏富比提供)

　　导言：中国艺术品市场在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2012年由热转冷，遭遇了比较惨淡的一年，拍卖成交总额以及成交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缩水。然而人们发现，这一年国际艺术品市场保持稳定增速，总销售额达640亿美金，权威机构预测2013年世界艺术品市场将持续增长。同样在这一年里中国古代书画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成为亮点，纽约苏富比古代书画专场全年5,200万美元的成交总额夺人眼球。大家不会相信，这仅仅是纽约苏富比重启古代书画专场一年多以后所取得的成果。

　　其实，早在14年前中国书画在纽约苏富比就是一个单列的部门，为什么“歇息”14年之久?又是什么样的动因将其重新启动?选择纽约或者香港哪个地方销售中国书画更受亲睐?西方人真的读懂和欣赏来自中国的艺术吗?带着诸多疑问，雅昌艺术网记者采访了纽约苏富比中国书画主管苗亚杰女士。

　　“原来这个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苗亚杰师大读的是英国文学。那个时候她是对文学非常喜爱，也一直对古代书画情有独钟。“基本上从小就有兴趣，大学的时候是先知道范宽、李唐、郭熙，一直到有拍卖才知道有张大千的，因为你在学艺术史的时候只会关注更早的，唐宋元明，清都很少看，可是做拍卖的时候就倒过来了，清代的东西是你经手最多的。”然而书画又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当你读文学的时候它是文字，没有视觉给你;然后你在读书画的时候好像得到一个很有效的补充。反正就这样一步一步读大学的时候选修艺术史，那个时候东西方艺术史都学，我工作了很多年都觉得这个事只能玩儿，不能作为一个职业，虽然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不少艺术家和拍卖公司的同道都认识，我还真不知道有个专门的工作岗位叫做专家(不同与北京的拍卖公司，苏富比将组织各场拍卖的负责主管称为专家)。我认为徐邦达那样的人才是专家，其他人怎么算是呢?直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我是(专家)，只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而已。所以，就是这样的，很简单，一步一步的，我的人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计划的，随性所至，就到了苏富比，到了公司我发现原来这个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苗亚杰去苏富比之前曾在北京任职艺术记者及编辑，跟拍卖收藏也多有接触，加之自己本身也喜欢看，喜欢买，所以从97年、98年开始就跟着整个市场一直在成长，也很了解这个市场的运作。不知不觉中把作为一个专家所必须的都做了提前准备。自2006年1月她加入了香港苏富比，任职中国书画部门专家后，可以把之前所有的累积，所有的长处发挥出来了：比如她的中英文的长处以及之前对市场的了解。

　　“这份成功在14年后再度到来”

　　早在1997年9月27日，纽约苏富比的古代书画专场“The C.C. Wang Family Collection”(王季迁)专场后便停拍达14年之久。之后苏富比古书画便移师香港，这一门类多出现在香港拍卖的“中国书画”或“瓷器工艺品”专场中。说起停拍多年复又启动的原因时，苗亚杰说：“主要和那个时候的整个经济形势有关，尤其与西方、美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在那种大的经济环境下，整个艺术市场尤其是中国书画市场已经转移到了香港。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王己千把他的《溪岸图》卖给了大都会，引起了一场很大的世纪性的辩论，当时还健在的所有的专家，像启老、徐邦达，刘九庵等等他们全部被请到纽约去，当然所有西方学者也都在。专家们汇聚一起，就《溪岸图》的真伪和中国书画鉴定的问题展开讨论。这对纽约苏富比、佳士得中国书画的经营多少有点儿影响，两家公司先后结束了在纽约的拍卖。实际上更大的因素是亚洲的经济起来的太快了，重心就很自然地转向了亚洲地区。”

　　但苏富比从来没有放弃古代书画这一块，只不过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适时地做了重心的调整。经过“这种慎重的考虑与探讨，让这份成功在14年后再度到来!”苗亚杰说。这两年拍卖公司都在扩大战略版图，好几家公司都在全球性的征集。在她看来，古代书画市场的刚性需求已经很多年了，可是对任何一个拍卖公司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砝码，你有了一个人——有了一个懂专业、了解市场的专家，才能做这件事情，就是这么简单。2011年4月，当她正式被调派至纽约苏富比，负责苏富比亚洲范围以外的首次中国古代书画专拍。

　　“美国一定有人非常了解中国书画的”

　　当被问及中西方存在文化差异，中国书画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不是比较难理解的问题时，苗亚杰说：“是有这样的误解，但其实你看大都会的展览就知道，美国一定是有人非常了解中国书画的。这次上博的展览，上博跟美国几个重要的博物馆都借了他们的镇馆之宝过来，你就会发现那么重要的东西都在美国，美国怎么可能没有人了解呢?”

　　1999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从王己千先生手上购藏了五代董源的《溪岸图》后，该馆认为，这件作品是可以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镇馆之宝——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郭熙的《早春图》鼎足而立，成为中国早期绘画的世界三大名迹之一。由于王己千曾经两次出让他的收藏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1973年一次25幅宋元字画，1999年一次12幅宋元画。大都会博物馆为此特以王己千的名字命名中国绘画馆中的一间展厅。中央美院客座教授龚继遂甚至认为，由于王己千陆续出让收藏给美国一些博物馆，也使美国作为一个收藏中国画的重要国家，其收藏更加完整和重要。现在如果谁要完整地研究中国美术史，就必须到美国，到大都会博物馆来看王己千先生出售给他们的一些重要作品，以及他本人的收藏。

　　为了证明中国绘画独特的语汇，并不会成为西方人理解中国艺术的障碍，苗亚杰翻开手中2012年三月春拍的图录，其中下半场“重要私人珍藏书画”，拍品编号746至757的一组作品，“第一张是“小四王”之一的王昱，纯水墨的七尺巨幅; 李世倬，是乾隆很喜欢的宫廷画家; 宋旭，晚明画家，比较少听到的一个名头，算是二流甚至三流的画家，但这件临王蒙的作品却很精彩; 袁耀，八尺巨幛，笔墨精良; 文嘉，这一件是极淡雅的水墨卷子; 郑旻，他是“新安画派”里较鲜为人知的画家，这本册页被大都会博物馆以230多万美元买走了; 这件文嘉《南村草堂图》，是张学良的旧藏，《石渠宝笈》著录，以510多万美金创下艺术家的纪录。这卷倪瓒，当然很多客人都怀疑是不是真倪瓒，它是虚斋庞来臣的旧藏，吴昌硕题的跋，特别漂亮、完整的一个卷子，也是我们说的流传有绪的东西。下一件拍品就更加妙了，赵孟頫的一个大青绿，书画合璧，还有乾隆的三段跋，当然《石渠宝笈》著录。这卷沈周的《张公洞》也是很妙，后面有翁同龢的两次题跋，还有一卷双胞在翁氏后人手上。最后这件，近四尺整纸的溥儒，光看构图，就知道是溥老作品里的精中之精，而且蝇头小楷题了这么一大篇。这一组收藏，即使找遍了北京、上海的收藏家，都很难得会有这么丰富有分量的一组收藏。但这却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外国人收的! 这十二件东西，大部分都是八十年代由纽约拍场卖出去的，溥儒则是香港苏富比卖出的。经过二十几年，对市场来说是百分之一百的新鲜货。现在的藏家跟八十年代已经是两代人，所以每一件都卖得很贵。上述这些就是要说明大家对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书画这个认知是不尽正确的。艺术有它自己的语言，不需要你会认识中国字! 如果我跟这个收藏家聊，他对水墨笔触等等的了解可能没有我清楚。他是收藏家，他也不会像我这样每天都在这样研究，他只是看到这件东西喜欢，出当时最高价钱买下它，他有这个眼光。眼光对于收藏家来说，最重要的，当然还要有财力和魄力，缺一不可。”

　　苗亚杰还提供了2012年9月份拍卖的一组数据来说明西方收藏家在中国书画收藏上占有重要比重：中国大陆的华人买家30%，美国是30%，剩下的30%是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地区。她尤其提到“这两年非常让人兴奋的是日本开始有买东西的人了，而且金额还不小，这是前几年在香港来说是比较少的情况，当然可能跟日本对古书画的了解和认知的程度有关系。”

　　“鉴定古代和鉴定近现代，其实都很难”

　　苗亚杰认为：近现代是一定要追溯到向古代学习的。研究近现代的时候，怎么样了解一个画家?不管是张大千、黄宾虹还是李可染，这些艺术市场上最受追捧的艺术家，在他们前边你是看不到东西的，一定要往他们的后边看，他们学的是谁? 他们的这一套是从哪儿来的? 你如果不了解他们的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他们是从哪儿能吸取灵感? 从什么上面得到启发，以至形成他们自己的风格。如果你没有想明白这一点永远搞不清楚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

　　因为她是从研究大千开始的，所以“如果你要研究大千，你就势必会研究石涛跟八大，你研究了石涛跟八大势必会把‘新安’这一派研究了，你会再往前推，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她开玩笑说：“我的这碗饭是张大千给的，我做这一行，因为我太喜欢他了!”她意识到追根寻源的重要性，所以她一直没有放弃对古代书画的研究。

　　她略带启发地说：“我们都知道齐白石只有三万张东西，而且很多东西在博物馆，市场上流通的有没有一万张都可怀疑。现在十年下来拍了35万张齐白石，你也可以去看看雅昌数据。难度是一样的。当然古代有更特别的难度。例如张大千只要买了流传有绪的东西一定不会错，古代买到宋徽宗盖章宋朝的东西没错。”

　　香港美国差异

　　苗亚杰在香港做了数年之后又到纽约，亲身感受到两地之间的差别。“我之前也跟记者朋友聊到过，差别特别明显的是在拍场。比方3月这场因为有太多件重要的东西，包括南宋的书法卷——这件东西其实是2000年的时候香港卖出来的，当时100万港币不到。我估了一个75万美金，卖了560万美金。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说这是一个大漏，还要跟我买。纽约最大的特点是，每个人来展场看的时候都讲这个东西好与不好、笔墨味道在哪儿，包括真伪都可以谈。倪瓒、赵孟頫，大家都在说定代可以定到什么时候。对这些东西探讨的比较多。没有人会说这件东西今年买了是不是明年卖了可以赚钱。”

　　苗亚杰认为香港现在也很热，几乎和北京的气氛差不多了。但她还是觉得香港有一批很坚定的中坚分子，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买的。那批老的收藏家他们心态比较好一点;而新进场的人太多了，大多跟老收藏家心态不一样。

　　如何看待拍品附加值

　　苗亚杰认为近现代方面更容易买到对的、好的东西。即使买到古代很好的东西，心里还在嘀咕：到底对不对，因为你又没有看他画，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作品。

　　苗亚杰认为，花上一百万，99%是在买真伪，买一张对的东西，非常重要。“比如张大千我们说‘张群上款’的是铁对的，要买张群上款的东西(假张群上款的除外)，过一百年谁关心张群是谁，要买一张对的张大千。”

　　苗亚杰还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在纽约拍场两家拍卖公司都在做的时候，没有什么人买《石渠》的，似乎觉得买清宫旧藏《石渠宝笈》的东西是不好的。主要原因是那个时候大家重视文人画，即使某件东西刚好在《石渠宝笈》收录过，如果画得不好，也不会因为它是《石渠》收录的，就争破头。今天大家买《石渠》就是在买流传有绪的东西，对古代艺术品来说，这个著录尤其重要。

　　苗亚杰强调：因为我们在说艺术市场，和艺术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关系不大。必须按照市场的脉动角度来说话。如果在十年前你随便买一件乾隆和那个时候买一件道光的价钱差不多，到了现在的价钱就完全不同，加一个零，加两个零的问题。乾隆皇帝现在是全中国人民最喜欢的皇帝，这个一定是加分的。

　　谈到中国艺术品市场缩水的情况，苗亚杰认为是之前推得太高了。她提到去年春天一张恽寿平的《载鹤图》，很好、很精、很特别的一件东西。两年前卖出3100万，去年再拿出来要六千万。在那个市场怎么可能卖掉呢? 变成赌博了。“为什么有人一直说香港苏富比做近现代，估价老是那么保守。保守的估价是有道理的。拍卖场不是赌场，你要理性，首先征集就要理性，有市场导向的部分、有商业因素，什么艺术家今年流行当然也会收这样的作品，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连这点儿市场脉络都把握不了怎么做。可是整个市场一片热浪，大家都昏头的时候，如果拍卖公司不能够保持一点冷静的话，客人要多少钱就标多少钱，那一定是不行的。”

　　拍卖行与博物馆

　　被问到国外博物馆是否也买卖东西?苗亚杰肯定地回答：“一定是有的。”她认为博物馆多数是为了展览来考虑的。为了丰富馆藏，馆里缺什么东西，就会有意识地去补充。但这是需要策展人配合，比如大都会就有何慕文，他很了解中国书画，他刚刚跟香港艺术馆借过一个展览到大都会去展览，叫做“至乐楼珍藏明遗民书画”，至乐楼收藏也是了不得的收藏。正是出于对“明遗民”书画的熟悉，何慕文才力主大都会花重金购入上面说的郑旻《黄山八景》册。

　　苗亚杰经常与博物馆有接触，和博物馆有很深厚的感情。“我自己从大都会和华盛顿的弗利尔与赛克勒博物馆吸取了很多营养，我在还没有主持这个拍卖的时候，每年会自己飞到纽约和华盛顿去看展览、到他们的库房看，学习，有时候还一年飞两次，5月份一次、12月份飞一次。”

　　在她看来，中国的博物馆只进不出的是不合适的，因为博物馆也并非件件皆精， “以后可能会慢慢改变的。”纽约苏富比经手过多家博物馆委托业务，比较出名的是07年水牛城博物馆的收藏，图录封面是一件青铜器，卖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价钱。2012年9月的拍卖，有一批日本博物馆的东西，同样是以青铜器为主，还有部分瓷器。从市场区分角度来考虑，一般而言，香港的强项是瓷器，而青铜器和高古玉器都更适合纽约拍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