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最近艺术圈似乎刮起了怀旧风，既有“’85新潮”又有“后八九”，您现在又做了“星星画会”，这个展览的意图是什么？　　朱：我们筹备“星星画会”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并非事先就意识到“怀旧风”的到来。事实上，将目光投向过去，“星星”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第一个风向标。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代中国艺术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如今确实是一个可以做出回眺的时候了，“历史回顾热”说明了某种共同的心理需要。　　记：现在的“80后”非常喜欢谈论“’85新潮”对他们的影响，却鲜有提及“星星画会”的，对于这一代“星星”是被遗忘的。　　朱：更年轻的一代自然不会受到“星星”直接的影响，在诞生“星星”的那个年代里他们还没有出生。不过，当代艺术的独立与反叛精神、对抗体制的方式等等都可以回溯至“星星”，这些在事实上影响到了后来的艺术家们。当代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如此之快，以致于我们都成为了善忘的人。唤醒记忆，这也是我策划这个展览的目的之一，我相信，认识过去就是认识未来。　　记：当初“’85”时期的艺术家们大多成为了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坚分子，但最早的“星星画会”的成员们大多移居了海外，没有人再参与到后来的“’85”，两个相距不久的早期当代艺术运动，为何形成了这样相异的结果？这两次运动的关系是怎样的？　　朱:先驱者开创历史，但不是成果的享有者，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南方周末》的记者曾经问到了相似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星星’之火，‘八五’燎原”。这句话的意思并非指“’85新潮”是“星星”的直接传承，而是指一种历史序列的构成。如果说“星星”是70年代末发生于北京的第一个现代主义运动，“’85”则基本上是一场外省运动，其中重要的团体与个人分布于各地，表明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至于“’85”所取得的地位与影响，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西方在事实上的介入与选择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记：当时的“星星大展”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被迫中断的，直至今天过去了快30年，仍没有在官方获得正确的评价，以至于对它的回顾还是由民间的机构来做，该怎么看待这种现实？　　朱：对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而言，回忆同样都需要勇气。我想，看待这种现实的最好的态度，就是坚持做我们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据说“星星”仍然记录在案，这次展览能够顺利举办，可以证明当前的制度确实变得宽松了些。明年中国美术馆在青岛开设分馆，在展览期间，青岛方面与我们做了意向性的接触，我不知道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记：有人认为现在普遍做回顾展是过早的将中国短短的当代艺术发展写入历史，神话那个时代，非常危险，您怎么看？　　朱：这种危险自然存在。不过，我相信，现在对于当代艺术的梳理远非盖棺论定，更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中国艺术做出反思与准备。另一个方面，我在自身的工作中努力追求某种客观性，在肯定某种历史价值的同时，绝不回避对于复杂的人性内部及艺术性本身的考量。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我对于“星星”当年的运动所做的分析，譬如我写到的，“对于他们来说，中国美术馆既是一座有待摧毁的巴士底监狱，又是一座梦想中的殿堂。”　　记：星星画会的成员当时是真诚追求艺术的勇敢实践者，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今天来记录与呈现他们，能对当下浮躁的艺术圈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在中国，尤其缺少的是持久独立的艺术家类型。这个事实可以扩展到整个知识分子的范围，怎样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保持与现实及权欲世界的清醒的距离，或者说，怎样才能不成为一个“同谋”？这是一个问题的重点所在。这个展览或许是再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记：当年的观众对待那些实验艺术是很有热情的，留言写了几大本。那么今天，人们都是怎样回馈这次回顾展的？　　朱：现场效果很热烈，而且，最令人欣慰的是，这次回顾展的影响正在呈涟漪状往外不断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