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北京保利在国内率先开设了“夜场”拍卖。“夜场”在西方拍卖业中的定义实际就是贵族拍卖的代名词，梵高的《向日葵》、毕加索的《拿烟斗的男孩》都是在西方夜场中将自身价值成功升级。基于这样的铺垫，“内地夜场”的出现一时间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尽管之前传出消息，保利夜场将限制进场人数;也尽管保利夜场并没有选择将传统艺术形式的国画、书法作为主拍对象，而是选择了时下最火的当代艺术，但这些丝毫没有消减媒体对夜场报道的热情，第二天的各大媒体上还是出现了对其的争相报道。　　中国内地拍卖跌宕起伏的十几年间，媒体无疑在其中充当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较于买家、卖家以及我们常说的业内人士，媒体可能更清楚地看过了内地拍卖的轰轰烈烈。　　单单以买家、卖家、艺术品等构成拍卖业的基本单位分析内地拍卖行业，听来确有拼凑嫌疑。中国自古以来文人观念中对古玩“玩”的定义，是几千年来存在赝品假货的潜规则，也说明了内地拍卖业的“中国特色”。相比较，白纸黑字也是中国人历来最为相信的经营规范。拍卖公司将拍卖透明化，吸引客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拍品的流传有序。近几年，一批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古代字画逐渐成为买家最看重的拍品。而以油画为主的当代艺术，拍卖行除在预展时向买家介绍的几年直至十几年的图录外，一定意义上媒体对拍卖的成交记录的评报。　　艺术市场与股市一样也分三六九等，其构成不仅仅是少数大户，更重要的多数散户。拍卖行业绩的衡量也是有两者构成：大户拿精品，破拍卖记录;散户做量，累计成交率。　　个人认为，大户与散户的本质区别不在于资金多少，而在于购买态度上的主动与被动。市场内只有少数艺术品的流动与成交情况很大程度是围绕着少户大户进行的。这些大户往往并不参考过多的媒体介绍，他们只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市场经验举牌。应该说这些人的出手相对是理性的，他们的对艺术品有着长时间的分析和理解，多数人可以说是跟着中国内地艺术市场一起成长起来的。　　多数散户则是居于地摊收藏和专业收藏之间的群体，对艺术品的购买存在跟风性。散户群体的组成者中，一个重要的人群是民营企业的老板。大批以前从未涉足过艺术品收藏的新人不断进入市场，数目可观的资金也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些新入场的人士大多怀抱着投资升值的目的，对艺术品的鉴赏与认知处于一片空白、毫无所知的层次，基本上以“耳鉴”为主，他们有着闲散的资金，在听从所谓业内人士的经验后，会投入一定资金购买艺术品。这些购买的艺术品有的用于市场投资，也有的用于企业的空间修饰。与大户相比较，他们的拍卖信息更多来源于媒体。　　近几年的中国内地媒体中，随着艺术市场的繁荣，衍生出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多数日报媒体的在原有的文化娱乐版面基础上，纷纷开拓出艺术市场版块。多数媒体在报道拍卖时，采用表面介绍，其中惊人的成交记录和某位画家频繁高额成交记录的报道，时常跃然纸上，导致多数人对拍卖的认识仅限于是可以使人一夜暴富的机遇，买进一件作品转手卖掉比买彩票中大奖更有把握。　　专家在撰文呼吁卖家要理性，内地艺术市场走向成熟的同时，实际上却无法扑灭其中的虚火。当然，拍卖行业的水深水浅并不是多数人可以走的进去试的出来的，其中不乏精明有经验的大户与庄家暗中操作的嫌疑，也不乏伪造的拍卖记录。这些暗箱操作之后的拍卖记录和对某件艺术品或画家的大肆吹捧，责任不是媒体，但是媒体却充当了他们的传播途径，真实与虚假都是源于媒体的表面报道。　　如若媒体放弃惯有的报道套路，不再只是罗列数字;如若多内媒体能像西方媒体报道拍卖时，关注点放在拍卖会上那些频繁举牌，关注那些拍卖会上的“托儿”，关注高价买走艺术品的委托人身后的企业或个人，相信对内地拍卖的理性成长，抵制不正之风都能起到很好的实际作用。　　中国内地拍卖业机制的不健全是众所周知的中国特色。媒体在市场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曾也有人指出，由于中国的媒体同拍卖公司往往存在合作的关系，过于亲密，出现上述情况每每哑言不语，专业艺术类媒体为谋求广告也大多视而不见。由于媒体不独立，想发出声音也勉为其难。所以，虽然假货十分严重。媒体对市场假货、假拍、假成交、假天价视而不见，任其发展，但在媒体上却少见曝光。　　因此，在当下群雄逐鹿般的艺术市场中，媒体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实在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