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笔书写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艺术现象与精神现象，当下所主要关心的还是他的审美价值。如何拓宽我们对中国知识人两千年不倦书写的认知，如何将这一文化行为与中国人文史连接，更多关注书写内容与形式相结合所产生的精神影响，甚至使之如何成为我们探知国人精神世界与人文养成的引导，这是我们在品鉴知识人书迹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让人鼓舞与欣喜的是，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以超前的眼光、独特的品格在2013年秋拍推出“同心传古——罗振玉、王国维书法艺术专场”，很显然，这一高出同侪的举止让我们思考在白手套与天价成交之外，拍卖对文化甚至学术研究可能有何影响与作为?也让我们在回顾二十世纪初学术史、文化史甚至政治史上这一节既曲折幽深而又充满纠结的前尘往事时，除了感慨我们的健忘，汗颜我们的无知，更促使我们不要忘记自尊自重自信。实在地说，相对拍卖最终成交额，笔者更关注这场拍卖所带来的场外意义，并乐意为之摇笔鼓吹。

　　王国维 书法成扇 纸本 尺寸：17*50cm

　　罗振玉 王国维书法合璧成扇   纸本  尺寸：19*54cm

　　说明：扇骨为吴镜汀所刊。上款为民国著名收藏家蒋榖孙。

　　话说清末民初那时，西学涌进，国学衰微。旧式学人大多步趋在乾嘉学术的脚跟之后贩着“古时丹药”，新派学者则在膜拜“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又要求“废庙罢祀”。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关捩点上，有两位盖世英雄，横空出世，他们既摆脱了“八部书外皆狗屁”的“侫古”漩涡;又叱退了西学输入所带来“是己非人，是今非古”的 “疑古”狂澜。这两位为中国学术重新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引领中国学术研究新风气的大师巨子就是罗振玉、王国维。后人将他们共同开创的新学科及研究的相关学术，如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简牍学、明清档案学、汉魏石经学等并称为“罗、王之学”。

　　在此，本人无意就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作长篇大论式的评说，只想集中提出并作答两个问题：一、我们应如何评价“罗、王之学” 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二、我们应如何看待罗振玉的书艺成就?

　　如何评价“罗、王之学”，我想我们应当将他们放在中国学术史的长时段中，特别是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中国，在学派纷纭、门户林立的“百家争鸣”中，将“罗、王之学”与同时期的学术巨匠的学术成就作一论衡。以下就以学力、影响为坐标，选择足当与罗、王争一时短长的“章、黄之学” 及朴学大师孙诒让为代表作一比较。

　　王国维信札两通两页 纸本镜片 尺寸：23*12.5*2cm

　　说明：上款为著名学者、书法家沈曾植。

　　与“罗、王之学”创建了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明清档案学等新学科相比，“章、黄之学”除了在音韵学上尚有馀响，到如今，其总体的学术影响已是“暮霭沉沉”。究其由，实因其“治学拘束，门庭狭隘。门户之见太深，意气之争太甚”。比如，罗、王治甲骨文声名鹊起，章太炎则气雄万夫地斥甲骨文为罗振玉所伪造。事实证明，这可算是他学术生涯上的最大败笔。黄侃在日记中这样评价王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作为“章、黄之学”的中坚黄侃，他对传统经籍用力极深，拟五十岁以后著书，可惜的是，他四十九岁病亡了。他的古音分部综合清人旧说而后来居上，但守成有余，创新无功。他去世后，杨树达在日记里说：“近日学界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是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杨树达此论虽近刻薄，现在看来，到也是大实话。(“章、黄之学”的评价参见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一书)此外，特别具有反讽意义的是，作为章、黄之学后劲的王仲犖先生、朱季海先生，后来居然写出了《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甲骨别录》等属于“罗、王之学”学术范围的倒戈之作。我们除了敬佩的这些章黄后人“吾更爱真理”的勇气，恐怕惟有感叹“章、黄之学”日薄西山的境况了。对这些转变门庭而预“罗、王”之流的章黄后人而言，与其说他们被“罗、王之学”所同化，到不如说“罗、王之学”就是那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方法、道路与真理。

　　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朴学大师，有 “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之誉。孙氏经史诸子皆通，亦留心古文字，与章、黄相比，孙诒让的学术态度并不保守，甲骨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契文举例》就是他所著。从早年经历看，孙诒让与罗振玉的治学路径相同。从治学精深程度看，孙的水平绝不在罗、王之下。以这样逻辑来看，孙的学术成就应不在罗、王之下，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两者都从研究甲骨文出发，孙诒让的甲骨学研究主要是停留在“释字”层面，远没有达到罗、王以甲骨文考史的高度。究其原因，两者的差异之处在于研究环境与学术取向。从环境上讲，孙诒让的甲骨文研究属于“独学无友”的研习，缺少与外界深度学术的交流。罗、王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他们身处通都大邑，相与研讨者是刘鹗、林泰辅这样硕士俊彦，还有一线的古董商为他们提供甲骨实物，他们亦会动手动脚去找材料、寻线索。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事情是，在甲骨学研究的初期，罗振玉一直在访查甲骨出土的原始地，而一旦他最终确定了商都安阳为甲骨出土地，并释出了甲骨文中的“王”字之后，罗、王就打通了由甲骨文证殷商史的大道，并由此进入了甲骨学研究的快车道，其一日千里的进程非孙诒让能望其项背了。同样是“笔墨当随时代”的“预流”，孙诒让与罗、王之间的学术取向上的殊途，也是他未能开启甲骨学研究大门的主要原由。孙诒让的治学兴趣多在经学，而罗、王的治学兴趣则集中在古史考证上。趣旨不同，自然会影响他们的研究思路，毋庸置疑，能将甲骨文与殷商史联系起来的只能是罗、王，而不会是孙诒让。

　　所以说，在天崩地解的民国初年，“罗、王”、“章、黄”及孙诒让这样的大学者都在为中国文化做着“存亡继绝”的传古之业，而惟有“罗、王”能开旧布新，他们所开辟的甲骨学、敦煌学等新涂径，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说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着万丈的光亮，绝不是过头的话。

　　也许有的看官会觉得在拍卖图录上闲谈“罗、王之学”的意义过于大言炎炎，甚至有离题之嫌。就事论事地说，这场“罗、王专场”的拍卖毕竟是一场学者书法的盛宴，那么，就书法本身而言，我们应如何看待罗振玉的书艺成就呢?

　　罗振玉 篆书“吉康” 纸本横批 尺寸：30*55cm

　　出版：日本《书论》杂志第三十二号“罗振玉特集”P34页(《书论》杂志编辑室2001年3月)

　　罗振玉 甲骨文一堂 尺寸：对联146*37*2cm 中堂134*66cm

　　在我看来，第二个问题恰恰是与第一个问题紧密联系的。尽管罗振玉的书艺水平在民国书家中绝对是超一流的，张本义、萧文立、龚鹏程诸先生皆有妙论。其中龚先生甚至认为从诸体兼能与碑帖结合层面上，罗振玉对书法资源的综合利用程度要高于吴昌硕。他才是近代书法史上真正转关性的人物，在书法史上是难得的会通性的人物。其推崇不可谓不高。尽管罗振玉也从来没有放弃书法技术上的锤炼，终其一生，他留给我们大量的形神逼似原作的临作。我还是认为，相对于他如山如海的精神世界而言，以书法家及文人的本位来看罗氏书法的惯常眼光，不免有些语之皮相。既然罗振玉表达过“平生不愿以薄技娱人”与“无意于书”的思想，那就说明他的书作既不为娱人，也不当以为自娱。那么我们就要思考罗振玉一生不倦书写的目的又是什么?他的书作在我们传递着他怎样的精神诉求?

　　以我个人的理解，他的书法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他那不苟一笔的恭敬姿态，细细品味，又会觉得字行间弥漫着一股从容不迫的静气，一股外物不移的静穆之气。在罗振玉的书法世界里，没有审美表现上的加法，也不见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那样用笔触来探索着心手逍遥的极限，有的只是他在笔墨锤炼中做减法。无论真草隶篆行，皆不尚意气，皆以雅正平和出之，其潜在的精神指向当是儒家的“忠孝道义”之训。他用不忧不惧的笔道创造着近现代文化史上不可替代的精神世界，所反映的是内心可大可久的儒者气象。说到这里，我们大致明白罗振玉的不倦书写的意义。对他来说，书写就是精神修炼，特别是他矢志从事“守缺抱残”的事业面临着花果飘零、沧海横流的结局时，纸上的书写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坚守与拯救。观其书法，不知其志可乎?罗振玉之书法，书以载道也，我作如是观。

　　罗振玉行书“ 如松柏之茂”纸本 镜片 尺寸：30*122cm

　　罗振玉 篆书“光风霁月” 纸本 镜框 尺寸：32*122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