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旺最终还是走了。

　　隐约知道他生病之后的几个月以来，一直在为他担忧、揪心、祈祷。但他最终没有逃脱病魔的纠缠……我听到这个噩耗时正在太原参加一个山西学生的个展，这里也曾经是他经常落脚的地方。大家都很惊讶，都不相信，毕竟他还那样年轻，可以说一切都刚刚开始，怎么会……于是纷纷给北京打电话，从各个角度确证消息。严格地讲，我在下午五点听到消息时，东旺其实还在弥留之际，到六点半他才确实离世的。黄土高原的冬季，冷风凄凄，荒凉而苍茫，就如我那时的心情，我感到一切都冰凉到极点，阵阵的虚空袭来，难过和惋惜如同停摆的时钟，冻结在那里。我在对一个生命的离去深感扼腕的同时，也对艺术界失去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感到痛心，更为失去了一个多年交往的同学、画友、同事、朋友感到忧伤。东旺的一生都是在挣扎、拼搏、颠沛流离、努力上进、顽强改变命运的状态中，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前进，逐渐成为美术界的著名画家，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如今刚刚有了表达自己的方法，在事业上刚刚得到肯定，刚刚有了安定、安逸的居所，却还没有时间尽情地享受生活，就离开了这个给他带来过太多痛苦和快乐的人世。实在是走得太早，太早了!

　　和东旺已经是整整20年的朋友了。

　　1993年秋天，东旺风尘仆仆地从临汾来到北京，我们相聚在中央美院第七届油画研修班上，成为学友。在班里，从艺术资历来看，当时忻东旺的“起点”最低，他刚刚成为山西师大的美术教师。他对这次进修充满希望，事实证明他确实是收获最大的一个。同学里他最寡言少语，他衣着朴素，谦和有礼，但作品中显露出的才气却让我对他越来越重视。我以前自以为画像最准，可是他人物造型能力之精准令我惊奇，尤其是最难捕捉的人物表情，他总是能各具情态，绝不雷同。我看过他过去作品的照片，很显然他最早尊崇的是古典写实的绘画。那时候，整个班里的气氛都在崇尚一种“表现风”，每个同学都在认真地实验，都在努力挖掘自己作品中最具个性的地方。他似乎压力很大，虚心地观察、学习，寻求变革……当时以“将错就错”的方法冲击学院教学的王华祥老师正给我们上素描课，给班里带来了一股春风，恰逢其时地给努力变革的同学们在造型方法提供了一种转变的可能。东旺默默地调整自己，折衷融合、逐渐完善，终于画出了一种具有自身面貌的“具象表现”风格的作品。

　　那时候东旺和宏芳正在演绎他们“才子佳人”的故事，当时宏芳也在央美进修美术史。没课时他们两个总是粘在一起，令进修班远离家人的同学们很是羡慕。那时我也渐渐知道了东旺的身世。母亲早逝，一直在姐姐的帮助下长大，他早早就出外打工，什么活都干过，在山西下煤窑，在坝上画炕围子、画影壁墙，只要能挣钱糊口的活，不伦多苦多累他都干，可谓尝尽人间甘苦。后来他的一幅水彩作品获奖，才有机会被朋友石磊推荐到山西师大当老师……。

　　由于我所在的学校天津美术学院召我回津成立油画系，所以刚刚在中央美院进修一年，我就提前离开了。但我知道一个院系建设最重要的就是聚集人才。在我的人材引进计划名单中就有东旺，我当时就觉得他是班里最有潜力的人才之一。

　　一年后东旺离京，回到临汾进行创作。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他也曾困惑。由于有农村生活的体验，所以他非常钟情于当时的乡土绘画。“但那时乡土题材的画都是非真实地描绘乡村美丽风景和人物，会被认为是‘行画’。”他考虑再三，还是毅然地坚持了自己的内心需要。他决心要塑造那些和自己命运相同的农民打工仔的艺术形象。但他的“乡土题材”可不是那种穿着农民外衣，实则搔首弄姿的小资模特儿，他从内心到骨子里都是真诚地同情农民。就在那一年的大同的车站，他目睹了一群在夜晚围着行李席地而坐的农民工，他们或抽烟或聊天或打瞌睡地候车或者等待招工。在城市，看到这么一群穿着脏兮兮的打工仔，人们往往多是心中生厌绕而过之，而东旺却是充满了同情之心，他被这个场面感动，甚至是撼动。他深深知道他们的甘苦和不易。这个场面也带给了他艺术的灵感，回去后他立刻在画布上构图起稿，画出了著名的力作《诚城》，他把颠簸漂流着的民工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诚城》后来在中国油画双年展中参展，因画中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人性关怀的立意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他在艺术界初露锋芒。《诚城》使他成为特别表现弱势群体的画家，类似的作品还有1995年的《明天多云转晴》。整个社会当时也在极力呼吁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给他的成功以很大的舆论助力。这一成功，给一直艰难生存的东旺注入了信心和希望，也给他的艺术表达确立了方向。

　　由于东旺是大专毕业，不够入职大学教师的学历要求，所以在调入天津美院时费尽气力，用了将近四年时间，到1998年才由于他优秀的业绩和副教授的职称而调动成功。终于成为八大美院中的教师，用句东旺自己的话是“上了一个台阶”。后来，我、东旺、宪辛又一起在天津美院门口的小区买了房子。回忆起来那真是一段很快乐的日子，那时几家人总在一起吃饭聊天，三家的孩子也经常在一起玩耍嬉戏。我在他家学会了吃面要加醋，果然很“爽”很“亮堂”。我们还经常一起去附近的白洋淀、昌平等地旅行。东旺调到天津美院时，正是天美油画最兴旺的时候，从外地调入的不仅有赵宪辛，还有张方白、蔡锦、祁海平、姚勇等可谓人才济济。他上课时，话语不多，他会和同学们一起画。同学们都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上他的课可以看到一幅作品从开始直至完成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画家是如何取舍归纳，如何凝练和夸张。同时也能明白，其实“习作”和“创作”根本没有严格的界限。

　　1997年东旺的作品《适度兴奋》又在青年美展中获得大奖。我当时正好是展览的评委之一，我看到了他的作品是一致获得好评通过的，我为他的成功暗暗高兴。不久他就和我说，中央美院有一个高研班，也叫“大师班”，这个班的主持导师邀请他参加。我没犹豫就同意了，我不能耽误一个人的前程，人才就应该是流动的。这个班的宗旨是追求油画语言的纯正和技巧的完美。后来我发现，东旺画中的“表现”味道渐渐淡化离去，人物不再夸张变形，笔触越加严密，画面更显细腻。对此，人们的褒贬不一。我知道，古典写实是东旺最初学画时的理想，你不让他涉足是不可能的。另外在要强的东旺心中，那种正统的“油画品味”早已经是他要超越的目标。他之所以要再次进修，就是要再上一层楼，再进去，再放开，但我相信，他画中原来的本质的好东西是不会丢掉的，他最终会完善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2003年，我们一起去武夷山写生。当时我和同是中央美院第七届油画研修班的老同学忻东旺、李小伟、陈重光相见叙谈，十分感慨。经过10年，同学里东旺进步最快，已经成为引人瞩目的画坛黑马。但同学们都深知东旺的“发达”并非是“平步青云”，他付出的勤奋超出常人数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刻苦努力才有了他不菲的收获。甚至就连他过年开车回老家，车上都带着大的画框和画架。在别人都去欢度新年时，他却在坝上的乡村民居中支开画架，将那些活生生的形象跃然布上。乡民脸上的那高原红，那淳朴的动作，以及天然的荒凉背景，都是那样的鲜活，那样地感人，怎能不叫他画出来的东西扫荡那时画界流行了一段时间的颓靡之风呢?他的勤奋不仅给了他自己回报，也给美术史留下了新的艺术视觉形象。

　　2004年，我在北京的索家村租了工作室，忻东旺也恰巧就在我的隔壁租了一间。在画室就要装修好的时候，东旺突然舍不得这些农民同胞离开。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当时的感受：“他们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上只垫了几块砖头，打起了大通铺，我有些凄然。当他们用沾满泥灰的大手解开打着各色花样补丁的行李卷儿时，随着汗臭味散发出的悠悠的温馨使我一阵心酸。这是多么亲切的味道，多么富有人性的味道，这味道中饱含着生命中最质朴的元素……”他立刻决定要把他们画出来。在3米见方的大画布前，东旺把这些农民工一个个画出来，形象非常生动。这是他的第一幅写生大群像《装修》。他怀着悲悯之心，描述着这些人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描述着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脸上、身上的岁月痕迹并充满了画者强烈的情感和态度。

　　2005年，东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展览，同时还举办了学术研讨会。他特意找来一位专门为农民工代言的纪实文学作家，他甚至还邀请了农民工的代表来参观。东旺很在乎他的这批作品的社会反响，他知道艺术需要得到社会的共鸣，艺术家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这是一个当代知识分子艺术家的责任，特别在社会分化非常剧烈的今天，艺术家不能无视社会现实，躲在个人的狭隘空间中。东旺在艺术中的社会关怀使得他就此成为艺术界直面社会现实、表现弱势群体形象的艺术家代表。这使他与无病呻吟的艺术类型脱离开来，成为发自内心地去关心、表现自己身边的弱势群体的关怀人类命运的艺术家。

　　在天津期间，东旺还创作了一幅《早点》，那张画是画路经我们小区的一个旧破的早点棚铺，每天早晨那里都会挤满了底层吃早点的人。也只有东旺这个有心人，才能从这个我们屡见不鲜的场面中体会到不一样的东西。经过他的创作，画中那些津津有味的人群很精彩。这幅《早点》获奖后，东旺名声大振，在全国的油画界有了他的位置。我发自内心地替他高兴。那天晚上，我们为他举杯庆祝。但没过一年，索家村就被拆了。从此我们的画室也各自一方。

　　2012年，我参与策划了“再写生共写意”的写生展览活动，东旺也在被邀请的写意油画画家之列。说来也有意思，东旺一直是“写实”画派和“写意”画派的展览都邀请的画家。其实本来不论“写实”还是“写意”，都不过是艺术表达的一种手法，也无高低贵贱之分，真正决定艺术品质的优劣，画家的品格、品味、学识、观念、志趣、价值观、倾向性、对人性、人生的态度等占有相当重要的因素。所以对写实派还是写意派，东旺也觉得无所谓，他不愿意把自己定在一个派别之内，他一直游离在两者之间“为我所用”。早年，在中国只有一种写实油画存在的时候，没有其他选择，大家没有见过别的东西，当然只能是在狭窄的领域里摸索碰撞。当国门开放，西方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一起涌进之后，东旺也在努力地吸收。可以说，东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创作的农民工系列作品的成功就是归结于他的开阔的艺术胸怀和兼收并蓄的集大成的能力，他成功地把表现主义的因素巧妙融入写实技巧中。一扫同代人中太多的无聊无趣和虚伪矫饰，他把表现主义中有益于他的东西接受、吸纳，一切都用于自身的语言表达需求。这样，他把“写实”和“表现”的精髓都融入自己的艺术中，形体夸张，充满张力，又极富生活气息。他把鲜活、可信的时代形象又带回画坛，获得了画面的张力，使人震撼，因此获得成功。

　　说到油画“本土化”，其实东旺在很早前就有这样的情结，他自己说道：“……我领略过欧洲油画大师的精髓，更倾倒于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我惊叹于欧洲艺术造型的精妙，更醉心于汉俑、宋塑的浑然意趣……中国艺术的造型不以科学客观为依据，而是以心理情感为基础，中国艺术造型中的形体是意象的形体，比例是心理的比例，结构是表情的结构，真实是精神的真实。”他在上世纪90年代就尝试着把东方趣味的陶塑融进绘画，画了一群没有眼睛的黄土孩子们，名为《热土》。在2007年我们一起去山西写生的时候，我看到东旺没有画风景，而是饶有情致地在写生庙里的门神。后来果然我们在他的肖像作品中也能看到他的探索和尝试。2012年我到访他在中间艺术区的工作室，一进门就看见过厅的墙上满满地画着一幅壁画，东旺对我说，那是他把装修画室的工人一个个都画在了墙上。用的是丙烯材料，之后不久又到高碑店的一个家具店，他正在这里完成另一幅群像创作，也是把中国年画和壁画的平面化融进他的创作中。可见，东旺对中国油画的“本土化”意识是非常自觉的。对此，人们也是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不如以前的作品表现力强，但东旺觉得这只是他前进中的一个阶段的实验，他认为只有多次实验才会有心得，他因此执拗地进行着自己的“本土化”实验。

　　2012年暑假，我们两家一起去俄罗斯旅游写生。我们虽然在几年前也曾在京津城郊“自驾游”过，但这次是两家人在异国的旅游，异域的良辰美景、风土人情，两家人的情感渊源、共同的画画乐趣，让我们的旅途非常惬意。东旺说这是他去年法国写生之后的第二次画风景，他已经逐渐拥有了画风景的兴趣。在苏斯达里小镇的树荫下、在彼得堡的涅瓦河边、在芬兰湾的海滩、在列宾的画室前，在著名的叶卡特琳娜女王的琥珀宫，东旺用心地写生。两家的孩子也都加入了写生的队伍，幸福的宏芳在一旁给她的先生和孩子备色备笔和其他需要的东西，其乐融融。在弗拉基米尔，我们住在一个俄罗斯家庭里，那个院子种满了瓜果蔬菜和鲜花，坐在浪漫的秋千上荡漾着，就可顺手摘下新鲜的果子吃。一天晚饭后，东旺高兴地招呼大家出去走走，红方、康弘和大庄、小曼、朗迪也一起去了，回来说大家今天玩得很高兴，说了很多笑话，东旺一直笑个不停。回想起来，那是个多么快活的日子……

　　那年的9月，朗迪在今日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成长图画”，东旺百忙之中也光临了孩子的画展。他说，即使别人的展览不去，我也得看看朗迪的画展。他还送给朗迪一把英格兰风格的红椅子，给了朗迪很大的鼓励。

　　2013年5月，在他50岁生日之际，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油画院又一次举办了个展。这是他的回顾展，展出了那么多的作品，数量和高度都堪称铺天盖地，让人惊讶。我不仅惊叹他的勤奋，也赞叹他的油画肖像艺术确实在国内已经达到了前无古人的一个高峰。他对人物神态的精准把握，巧妙地与笔锋刀痕完美结合，技巧娴熟却不油滑，仍然有些稚拙，这便是大巧若拙，非常难得。在看过他的展览《自述》后，我对他的修养、见识和文采更是由衷地赞赏。之前我就关注过他和贾方舟的对话，现在东旺越发重视理论的探究，越来越会阐述作品，也越来越自信了。

　　在《自述》中，最后的一段话最为精彩：“ 源于生活情感的创作激情和在历史维度中的文化认知是艺术创作的两个法宝，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生活情感而没有文化认知，其作品很难产生时代的共鸣。很多风情画就是如此，并不是画家缺乏激情，而是缺少文化感知。相反只有后者就可能产生概念的绘画，没有感人之处。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民族的气质，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当代文化的深度，我希望我的绘画具有人类审美的教养。我将为此继续奋斗，五十岁虽然是翻越了生命跨度的山头，但艺术的高峰是我永远攀登的方向。”

　　我在想，东旺对自己提出了“文化感知”和“人文关怀”的概念和要求，令人思考，发人深省。这其实也是对所有艺术家的要求。我们当今的艺术界，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认真地思考“文化”和“人文”?又有多少人还在思考孰真、孰善、孰美?东旺以他宽厚的悲悯之心，几乎不停地用心去塑造，把那么多“卑贱者”的形象展现在画布上，留存在艺术史中。他持续地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人间还有关怀，还有悲悯，还有真爱，并且把这些持续的提问和追问留给后人。并且让人们进一步思考难道只有经历了被社会抛弃过、被歧视过的人才能真正懂得爱，懂得悲悯，懂得尊重?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和当代艺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东旺说自己翻越了生命跨度的山头，可是他刚刚跨越了这个山头就离开了我们。当回忆和整理东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宝贵的遗产时，我越发感受到一个艺术同道离去的遗憾和对我们不可估量的损失。作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他的自觉，他的实践，他发自内心的感悟，都将永远激发和警醒着还在艺术的道路上前行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