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八十年代，民间曾有人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知名度最高的是齐白石的虾和徐悲鸿的马。在近现代的画家里，就马这个题材来说，徐悲鸿无疑是最具很代表性的一个人，甚至在整个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美史中，只要说起画马的艺术家，你数五个人也能数到徐悲鸿。那么，徐悲鸿的马到底有什么特点，他跟历代画马的艺术家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大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马在精神性方面的表现，另外一点就是他的马，在技法层面上的表现都跟历代画马有很多不同。

　　华天雪：徐悲鸿以马抒情 推动文人画寄寓社会情怀

　　徐悲鸿的马大部分是画的站着的马、奔马，很少画卧着的马，而且他的马大部分是战马，没有瘦骨嶙峋、养尊处优的马，他的所有的马没有鞍子，没有缰绳，就好象在宽广的原野上向我们奔来一样，所以徐悲鸿笔下的马，气质奔放、骁勇坚韧，而且传达出一种很昂扬的精神气质。他通过马常常能够流露出对现实的希冀，对现实的忧愤，所以他的马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格象征。

　　具体来说他的马的寄寓性大概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就是以悲壮为基调的，驰骋沙场或者渴望去驰骋沙场的马，这种马在他的所有马里面占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30年画的这匹马，就是“问汝健足果何用?为觅生刍尽日驰”;39年画的马，“伏枥宁终古,穷追破寂寥。风尘动广漠,霜草识秋高。定溯河源住,马夷会见招。微能奔走耳,未死未辞劳”，意思是，只要我不死我就想去战斗。有一些题诗是徐悲鸿自己作的，有一些是他根据古人的诗改的，还有一些是直接引用别人的。

　　第二类的寓意象征就是直接跟某件时事相关联，用马来寄托希望，用马来欢呼胜利。比较典型的，1941年的《群马》。他说：“昔有狂人为诗云,一得从千虑,狂愚辄自夸,以为真不恶,古人莫之加。悲鸿时客喜马拉雅山之大吉岭。鄂北大胜，好兴勃发。”当时他正在喜马拉雅山上，还在牵念着国内战事，得知鄂北胜利的这样一个喜讯，便挥毫泼墨。可以想象他会是何等的豪兴勃发，那种精神状态应该是跟这四蹄迎风而立的锐不可当的战马是一样的。

　　“1941年辛巳8月10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巳之结果也。忧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结果之。企于望之。悲鸿时客槟城。槟城在马来西亚。”客身异乡的徐悲鸿，用这样一匹迎面跑过来的所向披靡，好像天边来的这样一匹马，为千里之外的祖国祈祷，希望能够得到胜利，这种牵念之情很感人。

　　43年，他画了一个很少见的食草马，说癸未端阳鄂西大战,五人勉得安居。画一匹得胜归来的低着头吃草的马，这种很难得的安闲，在徐悲鸿的画里面很少见。如果不是为了表达喜悦，不是为了表达对这个马的很敬佩的这种情感，他基本不画这种马，一定都是要去打仗的不会这么很安闲的马，这是徐悲鸿第二类的马的意象。

　　第三类是以喜悦和飞扬为基调的天马。这种马大概作于战争接近结束，新中国成立前后，比如说这种马大部分是正面观众四蹄腾空，好像从天边飞过来，神骏的气息特别浓厚。这次的展览上就有两匹这样的马，题跋也不像过去那么很悲壮，这种题跋的基调比较奋发，比较乐观，比较舒畅。例如，在一幅48年作的画中写道：“岂真是天马行驶太空中”，表达了很喜悦的心情。

　　1951年建国以后，徐悲鸿为荣宝斋画了一幅画名为《天马》，上面写道：“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后来，荣宝斋把它制成了木板水印，再之后就印在挂历上，这也成为大家最熟悉的徐悲鸿的一种马了。

　　徐悲鸿对国家时局的关注和家国情怀可以说是他精神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用动物花鸟寄托关注与情怀，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即不管身在何处他都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有的时候那个题材跟题跋本身没有很密切的关联，他也要这样去表达。

　　相比之下，跟他同时代的画家，比如“岭南三杰”高剑父、高其峰、陈树人，还有张大千的哥哥张善孖，这些画家虽然也有类似倾向的借喻表现，但是那种对时局的关注程度和情感表达就都没有徐悲鸿这么强烈与丰富了。

　　虽然说，中国文人画自古就会用花鸟来寄寓象征，表达情致——比如画梅兰竹菊不是为了告诉你梅兰竹菊长什么样，是要用这个来寄托高洁的精神和不屈的志向——但是徐悲鸿还是把这样一个传统大大地往前拓宽了一步，用这些寄予和象征来表现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才会有的深切的社会关怀、现实关怀，可以说，这是徐悲鸿对二十世纪花鸟动物画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