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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三国两晋以后，进入了一个大分裂时期。北方，出现了几十个割据政权，常称五胡十六国，北魏建立以后虽然政权还是更迭不断，但是东魏、西魏政权似乎与魏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几个政权大多推出了自己的钱币，然而新出钱币或是在五铢上添加了两个字，如永安五铢、常平五铢等，或干脆沿用了五铢原名，这些钱币都没有跳出五铢钱制的范畴。

　　南方，晋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刘裕称帝自立，国号为“宋”，年号为“永初”，废晋恭帝为零陵王,东晋亡。自刘宋起，继而齐、梁、陈，出现了四个连续更替的朝廷，就这样政治上形成了与北方对峙局面。

　　刘裕是原晋北府兵的主要将领，“寒门”出身，建宋称帝后在政治、经济等上有所作为，整顿吏治，推行“土断”，抑制兼并，减轻赋役。所谓“土断”，起自东晋。西晋时，由于战乱，中原地区豪族多迁居江南，仍称原来郡籍，形成诸侨郡县。东晋哀帝时，开始推行土断法，裁并侨置郡县，整顿户籍，将侨寓户口编入所在郡县，即史称“庚戌土断”。刘裕仿效推行“土断”，同样是为加强王朝统治，是与豪门争夺劳动力、扩大赋役和兵源的一种手段。但是刘裕即位仅三年就去世了，刘宋王朝要到第三位皇帝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才真正有了起色。

　　宋文帝刘义隆(407年-453年)，小字车儿，宋武帝刘裕第三子，424年即位，在位30年，年号“元嘉”。他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免除了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宋书·良吏传》有这样的描述：文帝元嘉年间,“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史称元嘉之治。

　　刘宋出于财政之需，为严肃钱法，恢复货币流通正常秩序，历经了几次货币整顿，曾施行过多次币制变革。一般认为有史可查的刘宋大的币制变革至少有过四次，但因史书过于简略，一千五百多年来，人们对刘宋究竟铸过多少种钱，尚难以说清。

　　刘宋的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有特别的意义，一是自司马晋政权以来的一百五六十年间，统治者一直没有正式铸钱的事，好像在货币史上出现了一个真空，到刘宋才结束了这种局面。二是中国自西汉武帝铸造五铢钱以来，除了王莽钱币外，历朝都沿用五铢名称，而刘宋打破了这个传统，尝试改变传统的五铢钱制。究其原因，或因刘宋政权的高级官吏有许多是庶民出身的，少受清规戒律约束。

　　宋文帝即位第七年(430年)，拉开了币改制的序幕。《宋书·文帝记》：“元嘉七年冬十月戊午，立钱署，铸四铢钱。”此时处于立国不久，为的是迅速整顿东晋遗下的货币流通混乱局面，虽然这次是在国力虚弱并与北魏仍有作战的条件下进行的，但这是在东汉以后，历经孙吴行虚值大钱和社会上实际流通大量极度减重小钱的背景下，新建政权的一次钱币制度的大变革。

　　自汉武帝行五铢钱以后，无论钱币减重到什么程度，至本次变革前均以五铢为名称(莽钱除外)，本次变革将五铢改成了四铢。《宋书·颜竣传》：“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省，无利，故百姓不盗铸。”所见四铢钱重者接近3.5克(图1)，和稍有减重的汉五铢接近;轻者约2.5克(图2)，和东汉后期减重五铢接近。新币制改钱名为“四铢”，法定新钱较“五铢”减少一铢，说明当时新立币制，既注意到要适应社会上流通钱币减重的实际状态，又有意要维持钱币称谓与钱币实重的统一。四铢出台时，钱法甚严，四铢钱的推行成功，稳固了刘宋朝的“元嘉之治”。

　　四铢钱中发现还有穿上下各有一星的，有称两柱四铢(图3)。在每起出土的六朝钱币中所占数量不多，常常是仅发现几枚而已。1987年11月，在溧水南郊的寺桥出土的一瓮古钱中，一次就发现了四铢钱39枚，是出土四铢钱数量比较多、有考古记录的一次实例。

　　1997年本人在南京筹办迎香港回归钱币展时，巧遇当地钱币收藏者出示一枚砖状准圆形四铢(图4)，持者以为可能是六朝的一种冥币，希望我能给个说法。我见此物材质属火候较低的陶制品，或因上面有一道圆线，被人为沿线扳成了钱币状的准圆形，判断它刚发现时不一定就是准圆的。这个圆线的直径与一般见到的四铢钱相当，圆形之中是个方框，框中并不见穿孔，方框左右有“四铢”两字，两个字是反书的阴文。据此特征，我告诉他们：这不是冥币，而是铸造四铢钱所用的钱范的一部分，铸造四铢的钱范以前还没有发现过，别看这小小的一块砖状片片，此物比较珍贵，希望南京的钱币收藏者对此等范片继续注意。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虽然这种四铢钱范并不多见，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原生态”的四铢钱陶范片(图4)，还是被钱币收藏者又收集到了几起，如果将这些钱范片与四铢钱对照考察(图5)，那就一切都会明白的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六朝故地江苏农村发现过一种前所未见的钱币(图6)。此钱铜质细腻，色泽淡黄偏白，经鉴定无伪作之嫌，直径23毫米，重2.47克。研究者从形态、文字考察，均认为具有六朝五铢风格，此钱右边虽为“五”字，但左边并不是“铢”字，而是有如手写的拉丁字母“f”。经进一步研究，此字形虽似拉丁字母，但并非外国文字。纵观我国先秦以下的钱币文字，此字在某些钱币上有踪迹可寻，见于齐国刀币“齐法化”上的“化”字(图7)，还有那环钱“益四化”上的“化”字(图8)，此钱应该读作“五化”。“化”在古代曾作为“货”字的省书。

　　五化钱与刘宋的四铢钱相比，更有承上启下之姿态，铸造质量优于晋末宋初的五铢钱，铸工、形态和重量等方面与刘宋四铢钱很为接近，五化较五铢钱是保留了数“五”，改钱名单位“铢”为“化”，四铢较五铢钱保留了钱名单位“铢”，易数“五”为“四”。两者似有一定联系，排比推知此钱铸于刘宋初期的可能性最大。

　　“五化”钱在当时若作为一种新钱，与元嘉七年推出的四铢新钱似有异曲同功之作用。改“铢”为“化”与改“五”为“四”，都是以当时通用的五铢钱为基础，将“五铢”钱文改换了一个字，前者改换了量字，后者改换了数字，但改换的结果都是减轻了所标示的重量，从而让钱币实重与钱文标示相一致，改换的实际意义是相同的。由此推断铸造“五化”钱，可能是元嘉七年刘宋推出四铢前所做的尝试与探索，终因改成“四铢”更加合适，“五化”最后未被正式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