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凡二百余载，历十二代君王。治国之余，几暇弄砚，是诸位清帝共有的雅嗜。毫无疑问，乾隆帝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二十五岁即位，做了六十年皇帝又三年多太上皇，直至八十九岁去世，统治整个大清帝国达六十四年之久。一生文治武功，至尊显赫，是集“位、福、禄、寿”于一身的“四德”皇帝。乾隆帝的御笔书法亦因其传奇的一生而充满独特魅力，著录于《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的乾隆帝御笔《白塔山记》共五卷，包括《白塔山总记》及《塔山东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南面记》、《塔山北面记》。此次上拍者为除《塔山东面记》外的另四卷(图一)，纸墨装池俱佳，文辞书法双美。考其所有存世书迹，此《白塔山记》亦堪称翘楚之作。

　　图一

　　图二

　　故宫和景山的西北侧为北海，中有琼华岛，又名白塔山，今属北海公园。(图二)北海先后历经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兴建，至清顺治八年(1651)在万寿山上建造了白塔，才有“白塔山”之名。自1741年起，乾隆皇帝对北海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扩建，除于琼华岛的四面广建庭轩楼榭外，在太液池的北岸和东岸亦增建了许多建筑群。如智珠殿、阅古楼、漪澜堂、甘露殿、琳光殿、悦心殿、庆霄楼等，并在琼华岛的后山增建了环碧楼、看画廊、延南薰、承露盘、见春亭、琼岛春阴碑等。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修建规模已具，“山四面皆有景”，乾隆帝于是年欣然作《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以记其详，颂其功，达其愿，畅其美。翌年，此五篇美文以楷书竖排分刻两碑，每块碑皆刻四面，一碑四面分别以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刻《白塔山总记》，此碑现立于“引胜亭”(图三)中;一碑四面分刻《塔山东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南面记》、《塔山北面记》，此碑现立于“涤霭亭”(图四)中。此二亭在永安寺之正觉殿前，东为“引胜”，西为“涤霭”。二碑历二百余年仍矗立如昨，静穆庄严，供后人瞻仰，以示永保。

　　图三

图四

　　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所载，《白塔山记》五卷原赐藏于白塔山永安寺，后五卷散佚，国宝流离。现藏家先于嘉德2001年春拍购藏《塔山西面记》，又于香港苏富比2004年春拍购得《白塔山总记》，此后又辗转于国外觅得《塔山南面记》及《塔山北面记》，使得散珍重聚，归于故土，其宝爱文物之功，可谓大矣。

　　现试从以下几方面着眼来具体论述此五记的价值及意义。

　　一、史料价值

　　《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对北京的及北海白塔山历史皆有详记，尤其对白塔山诸景及建筑记述甚详，可作为北海史志研究的重要资料，随着岁月的推移和历史的其他原因，有些建筑和景观已经不复存在，其资料价值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在《白塔山总记》中，开篇即交代了北京名称的历史延袭：“京都于唐为范阳，于北宋为燕山，辽始称京，金元明因之。”后面又考证了白塔山之名的由来：“《北平图经》载：辽时名曰‘瑶屿’。或即其地。元至元时，改为万岁山，或曰万寿山。至明时，则互称之，或又谓之大山子。本朝曰白塔山者，以顺治年间建白塔于山顶。”

　　其后，乾隆帝点明了写此五记的因由：“山四面皆有景，惜《春明梦馀录》及《日下旧闻》所载广寒仁智之殿、玉虹金露之亭，其方隅曲折未能尽高下窈窕之致，使人一览若身步其地而目睹其概。盖地既博而境既幽，且禁苑森严，外人或偶一窥视，或得之传闻，其不能睹之切而记之详也亦宜。”正因有此感叹惋惜之情，才“兹界为四面，面各有记。”此亦是《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诞生的一段史实。

　　《塔山四面记》则详尽列述白塔山四面之亭台楼榭，今经实地考察，一些建筑已湮灭不存，如永安寺东墙之“振芳亭”;一些著名亭子的牌匾已失，如永安寺西墙之亭额“蓬壶挹胜”今已不复，“漪澜堂”之东“莲花室”已由溥杰先生所书“晴栏花韵”所替代，还有如“得性楼、延德精舍、抱冲室、邻山书屋”等因簇居为一整体，因匾额不存，已无法确定孰是孰非了，而《四面记》中未提及的如“烟云尽态亭”为乾隆十八年所建，虽然不载于简牍，实为行文之率性流畅所为也，此为增补今日史料之缺憾，价值之高，善莫大焉。况，今日游园之人鼎盛，园林管理机构不得不从保护文物和顾及人身安全出发，关闭一些景点，如不对外开放，读此四卷，如以圣上为导游，步步为营，成竹在胸。另，乾隆帝于《塔山南面记》中考订了“信炮”之制。“考《日下旧闻》，山顶为广寒殿，盖即建塔之所......其下为藏信炮之所，八旗军校轮流守之。盖国初始定燕京，设以防急变者，雍正年间复申明其令，载在史策。其发信炮金牌则藏之大内。予因思之，比及藉此知守，其失守已多矣。然而睹此知惧，凛天命，畏民岩，戒盛满之志，系苞桑之固，则信炮之制岂非祖宗之良法美意万世所当慎守者乎!”

　　二、书法艺术价值

　　清代书史皆谓乾隆帝书法“仿松雪”，其本人所好亦影响了乾隆一朝甚至以后的书坛风貌，使得朝野书风“转趋丰圆”，正如马宗霍《霋岳楼笔谈》所云：“香光告退，子昂代起。”其实，乾隆一生极力追摹历代前贤书迹，取法非常广泛，非松雪一家。清军入关后，由于帝王对书画珍玩的嗜好，使大量艺术真品汇聚内廷，乾隆时期宫中所收历代法书名画已达数万件之多，存世之晋唐宋元法书几乎被搜罗无遗，清宫藏珍盛极一时，此为乾隆帝临习历代法帖提供了条件。就现藏故宫的乾隆书迹来看，其取法对象颇多：《行书临钟繇立命帖》卷、《章草临索靖月仪帖》册、《临三希文翰》卷、《行楷临玉枕兰亭》卷、《行书临陆柬之五言兰亭诗》卷、《临欧阳询醴泉铭、李建中许昌帖》轴、《临颜真卿自书告身》卷、《临孙过庭书谱》小册、《临怀素自叙帖》卷、《临李邕法华寺碑》横幅、《临杨凝式韭花帖》轴、《临张即之帖》轴、《临苏轼春帖子诗》卷、《临苏轼烟江叠嶂诗》卷、《临黄庭坚松风阁诗》卷、《临米芾兰亭跋》卷、《临米芾苕溪诗》卷、《临吴琚诗帖》小册、《临赵孟頫诗》轴、《临赵孟頫行草书》卷、《临文徵明前后赤壁赋》卷、《临王宠前后出师表》卷、《临董其昌枯树赋》卷、《临董其昌月仪帖》卷等等，可见乾隆帝取法从魏晋到元明诸贤，一一心摹手追，对宫中所收历代法书“无不观抚殆遍”。综观其临帖作品，虽曰“临”，然往往取神遗形，多是“出以己意，任笔为之，不拘拘于规矩法律”，所谓“正不在效颦前人也”。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乾隆书法，临作与自书诗文风貌大抵一样，皆是其自身的面目风格。

　　乾隆帝书法各体皆能，但平生最喜作行书，楷书则主要用于写经，草书多为临帖之作，偶尔也作章草，如《香山游胜感诸胜诗》册，但很少见。此《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亦是用行书写就，四卷共计一千七百余字，娓娓书来，有如闲庭信步，整篇笔意安闲，气韵清新，结字方圆兼备，体态优雅，充分体现出乾隆书法艺术的书卷气与富贵气。

　　自古“书以人贵”，乾隆帝的特殊身份给他的书法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我们欣赏乾隆帝御笔书法，首先要充分体味其作为“千古一帝”的人格魅力，了解其思想、性格、情趣、审美等诸多方面，才能真正读懂其书法的丰富内涵。

　　在用印方面，乾隆帝也是极其讲究的。毫无疑问，乾隆帝拥有的玺印数量罕有可相匹者，据不完全统计，乾隆皇帝一生制作印玺有1800余方。故宫现存乾隆皇帝印玺1000余方，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等也有收藏，佚失的有数百方。根据天秀先生在《乾隆的图章》中所述，乾隆帝经常使用的印章有500余方。这些印玺均收录于《乾隆宝薮》中。

　　乾隆帝玺印虽多，但其在书画作品上的用印还是有律可循的。乾隆帝曾作《盘山图》，其后有其不同年份题的34首御制诗，每首诗的用印皆不相同，翔实的记录了乾隆帝玺印在不同时间的启用情况，现将其作以下归纳：

　　这些题跋和钤印记录了乾隆皇帝从35岁到83岁近50年的用印变化历程。

　　经此梳理，可归纳出乾隆帝用印的几个特点：(1)“比德”、“朗润”、“德充符”、“会心不远”等印几乎伴随了乾隆帝近50年的书写历程，可见其对此几印的钟爱。(2)70岁以后钤用“古稀天子之宝”和“犹日孜孜”二印。(3)80岁后用“八征耄念之宝”和“自强不息二印。

　　此《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四卷共钤印44方，其中：

　　“乾隆宸翰”(朱文)四次，四卷位置相同，皆钤于引首上方正中。

　　“太上皇帝之宝”(朱文)四次，钤于引首前隔水骑缝处上方，四卷位置相同。

　　“古希天子”(朱文)、“石渠宝笈所藏”(朱文)各四次，钤于前隔水与画心骑缝处，一居上，一居中，四卷位置相同。

　　“乾”(朱文)、“隆”(白文)各四次，钤于款识“御笔”下，四卷位置相同。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朱文)、“八征耄念之宝”(朱文)各四次，上下排列钤于后隔水偏上方，四卷位置相同。

　　另有几印四卷所钤不同：

　　《白塔山总记》卷正文起首“白塔山总记”题下钤“游六艺圃”(朱文)长方印。画心与后隔水骑缝钤“见天心”(白文)椭圆印;后隔水与拖尾骑缝钤“垂露”(朱文)长方印。

　　《塔山北面记》正文起首“塔山北面记”题下则钤“学镜千古”(白文)长方印。画心与后隔水骑缝钤“万有同春”(朱文)方印;后隔水与拖尾骑缝钤“人情为由”(朱文)方印。

　　《塔山西面记》正文起首“塔山西面记”题下则钤“德惟一”(朱文)椭圆印。画心与后隔水骑缝钤“妙意写清快”(朱文)长方印(倒钤);后隔水与拖尾骑缝钤“笔端造化”(白文)方印。

　　《塔山南面记》正文起首“塔山南面记”题下则钤“茹古含今”(朱文)椭圆印。画心与后隔水骑缝钤“乐意寓静观”(白文)方印;后隔水与拖尾骑缝钤“天根月窟”(白文)方印。

　　四卷在同一位置所钤盖的相同的那些玺印，皆是乾隆帝名号宝鉴及石渠收藏宝玺，因此这些印的钤盖是庄重严谨的，位置及搭配都有严格规制，不可随意更变。而那些抒怀达意的闲章的钤盖就随意的多了，因此每卷所用闲章皆不相同，但出于四卷一体的考量，所以钤盖位置还是相对固定的。这些都符合乾隆御笔书法的钤印规律和习惯。

　　三、文房工艺价值

　　乾隆帝对于文房用具是极其讲究的，笔墨纸砚极尽精良之能事。其写此《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四卷时，所用笔、墨、砚定是常伴御前的惯用之物，然今已不可复考其迹，唯书写用纸，虽历二百余年流传辗转，今仍存奕奕神采，色泽如新，纹饰精美，其本身即有一定的艺术价值。

　　乾隆御笔书法用纸多为清宫特制，做工精良，品类众多。乾隆帝喜欢仿制古纸，如仿晋侧理纸、仿宋金粟山藏经纸、有斑点藏经纸、无斑点藏经纸、仿澄心堂纸、仿明仁殿纸、仿梅花玉版笺、仿高丽纸等等。乾隆《造办处活计档案》四十三年十月记载：“将杭州织造徴瑞，送到仿明仁殿笺纸五十张，有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无斑点藏经纸二百五十张，宣纸一百二十四张，随做样纸一张，呈览。”其后并有乾隆帝御批：“奉旨：仿明仁殿纸交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懋勤殿十张。有斑点无斑点藏经纸，交宁寿宫、淳化轩，每样各交一百张。懋勤殿各五十张。其宣纸交热河五十张，宁寿宫、淳化轩，各十二张，其余三十四张，并做样纸一张，俱交懋勤殿。再传与徴瑞，此次做来藏经纸消薄，亦有道子，嗣后，抄做略厚些，不可有道子，每十张一卷，不必用纸衬垫，钦此。”从乾隆帝对所仿古纸的亲自分配及所提意见，可见其对仿古纸的重视。正由于他的这种重视，直接促进了当时制纸技艺走向高峰。

　　清代除仿制古纸外，还有所创新。较为常见的有云龙纹蜡笺、梅花玉版蜡笺，由苏州官家作坊或宫内造办处纸工制造，工艺精良，皇宫御用，民间流传极少，故又称为“库蜡笺”。由于采用特殊工艺，这些笺纸质地厚密坚韧，表面细润光洁，御制松烟墨书写其上，墨色浓淡变化自然，字迹饱满且有光泽。

　　写此《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所用纸，即为仿明仁殿纸(图五)，此纸属乾隆时仿制的元代名纸。纸上用泥金画如意云纹，纸表平滑，纸质匀细，纤维束甚少，原料似为桑皮。这种纸两面皆有精细加工，背面也是黄粉加蜡，洒以金片。纸的正面右下角钤以“乾隆年仿明仁殿纸”的隶书朱印。这种纸造价极高，在纸的制造或加工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反映了当时造纸术的精湛技艺。

　　图五

　　手卷画心前的引首用纸除了用宋笺纸、藏经笺纸、粉笺、蜡笺等各色笺纸外，还有乾隆时期特制的专用引首纸，此四卷所用引首纸即是。此纸质地缜密，色泽温润，有手绘勾莲卷叶纹花边，精致而雅静。

　　四、装池工艺价值

　　此四卷御笔，虽历二百余年，然保存完好如初，仍是清宫旧裱，至为难得。清代宫廷的书画装池多出自造办处裱作，有一套完备的制度，而乾隆御笔书法的装池则可代表清内府书画装裱的最高水准。就手卷而言，其包首多为缂丝或织锦;特制引首纸或藏经纸引首、云龙纹蜡笺画心;隔水用花绫，颜色有湖色、牙白、米色、明黄等，图案云鹤纹绫、云凤鸾鸟纹绫、围龙纹绫、缠枝花绫等;用料考究，色彩搭配协调，包边或撞边的宽窄尺寸也有严格的律制。缚带为织锦带，图案有海水江崖、平水八宝、落花流水、朵花綦纹、万字朵花、如意头加皮球花等等，色彩有蓝色地、紫色地、棕色地、豆沙地、香色地、果绿地、葡灰地织金几种，分宽窄两种规格。别子与轴头多用青玉或白玉制成，别子内阴刻填金题名。一般白玉轴头配白玉别子，青玉轴头配青玉别子。手卷外多包有乾隆年特制的双色绸褡袱，有蓝地、果绿地、柳黄地三种颜色，图案为云龙纹，也有十字灵杵纹，内里为纯白冰丝绫，以正楷写书画作者及品名。一般卷、轴、册外尚有雕云龙纹硬木盒、漆盒、珐琅盒或画箱、画柜，工细而精美。乾隆御笔书法的装潢，是研究清代宫廷书画作品真伪的一个重要依据。

　　图六

　　图七

　　《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南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北面记》四卷，正如上面所述，用料及工艺皆极考究，古雅中蕴含华贵，一派皇家气象。具体描述如下：

　　以乾隆特制引首纸纸题引首，云纹粉红蜡笺“乾隆仿明仁殿纸”书正文，古铜色撞边;包首用深蓝地五彩八达晕织锦(图六)，贴古铜色签条，上题作品名;天头用湖色花绫，前后隔水用牙白花绫，图案皆为缠枝花纹(图七);白玉轴头及白玉别子，白玉别子上有阴刻填金隶书题名(图八);织锦袱子为蓝地云龙纹(图九)，内里衬纯白冰丝绫，其上有正楷题名(图十)。

　　图八

　　图九

　　图十

　　五、文学价值

　　据《四库全书》中《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与《御制文余集》所载，乾隆著文1041篇。如其澎湃的诗歌创作激情一般，乾隆亦保持了对于古文写作的极高热情，如诸大臣所言：窃见皇四子问安视膳之余，耳目心思一用之于学，考合古今，征论同异，虽单词只义必条分缕析，铢黍弗差。每为文，笔不停缀，千言立就，而元思泉涌，采翰云生“。乾隆自幼即博览群书，”考合古今“，继位后”敕几勤政之暇“，又常”据案舒毫“，”无日不酌古准今“，”无日不构思抽秘“，其文思敏捷，才情澎湃，常”数千言立就“。

　　《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四面记》为传记叙事类作品，为乾隆文集中的碑文、记等文体共3类中”记“类所存90篇之一。此类文章多以记事为主，用以记录史实。于《塔山四面记总记》中，乾隆皇帝言”兹特界为四面，面各有记，如柳宗元之钴鉧、石城诸作，俾因文问景者若亲历其间，尝鼎一脔，足知全味云尔“可知其以柳宗元《钴鉧潭游记》和《小石城山记》为宗，以”记“为行文形式，叙写目之所见，身之所历，心中之思。以是篇赏读，其理法兼备，文理明通，敷陈切当，不拘泥成格，甚是符合皇帝文从字顺，文理兼备之古文要求。为皇帝亲力亲为，不可置疑。

　　乾隆要求古文符合”醇正典雅“，故而在内容方面要求文理通明指的是内容排列的合理，文从字顺，条理明晰。此《总记》前陈史实，后说写作缘由，无一笔无来由，无一笔有余赘。《四面记》以纪行为主，涉及亭台、庙宇、殿阁、山径、回廊等等，其一一提点，面面俱到，条理清晰，准确明了;又间以抒情说理，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俯首听命之情。如《西面记》之开篇”室之有高下，犹山之有曲折，水之有波澜。故水无波澜不致清，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情。然室不能自为高下，故因山以构室者，其趣恒佳“重说理;又言”庆霄楼既据山之高，楼西缘廊而降有二道，其一向南不数武为一房山，盖房中覆湖石成山云“，重叙事，其如见柳宗元《小石城山记》之首句，《南面记》之”其后为庆霄楼，每逢腊日奉皇太后观冰嬉之所也“虽言其地，言下之意道其情，扬己之孝道。更为重要的是，皇帝行文中应关切政治，将对国家政治的见解、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融入写作之中;如《南面记》之”予因思之，比及藉此知守，其失守已多矣。然而睹此知惧，凛天命，畏民岩，戒盛满之志，系苞桑之固，则信炮之制岂非祖宗之良法美意万世所当慎守者乎，“其殷殷之情，切切之思，溢于言表!

　　乾隆帝存世的墨迹中，代笔为多，亲笔很少;亲笔之中以立轴为多，手卷、册页很少;手卷之中，单卷为多，同一母题下成套的极少。由此考量，此乾隆御笔亲书《白塔山总记》及《塔山南面记》、《塔山西面记》、《塔山北面记》手卷，其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此四卷从清宫散佚流落民间近百年后，于北京保利2014年秋季拍卖会重新聚首，虽《塔山东面记》不知所踪，但仍不失为一种奇迹。

　　(此文参考傅东光先生《乾隆内府书画装潢初探》一文，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