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写生当作西方人的专利，那是一种善意的误解。

　　在我们自己的历史典籍中和传世作品里并不难找到这样的佐证，其实人物画的写生出现得很早，而先于山水和花鸟的。只是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中国的绘画几乎完全论为文人游戏的时候，写生才从这儿逃亡了。绘画远离了现实世界，它不再需要现实世界的映证，“画得像”的技术被高雅的文人贵族从绘画领地逐出，贬归于地位低下的画工的活计了。

　　对写生的再度重视，那是“五四”以后的事，“五四”先贤们引进了西方式的写生观念和科学的观察方法，从而使中国的绘画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的见仁见智是难免的，在这篇短文里我却无意引入这一场论争。

　　然而，这一百年的艺术的巨大变化是无法否定的，我以为，这一百年的绘画，特别是人物画的发展，无论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它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写生的生存是有足够理由的。

　　水墨写生与素描写生一样，仍然是今天各类美术院校中国画人物画教学的基础课程，把素描（慢写、速写、默写）和经过对传统作品的临摹（山水、花鸟、人物）初步获得的传统技法，通过水墨写生将其结合起来，存活起来，这种从素描表现过渡到笔墨表现的过程，是一个必要的阶梯，学习链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在初级阶段，那种要求用笔墨的言谈方式去表现人物的结构，形体关系和空间存在等等，这无疑更多地倾向于技术层面，而高年级则需要更多地注意个性的张扬和情感的释放，把近似肖像画的要求导入课程：形象刻划的深刻，表现形式的完美以及在表现不同对象时所需要的表述语言的多样性，加大了艺术的总体容量。

　　水墨写生并非只是年青学子的专业学科，对于成熟的人物画家来说，经常作些对人写生的水墨作业也是大有好处，对于人物的精深表现单靠观察和默写是远远不够的。画家在经常性的写生里就有可能在与不断遭遇的各种人物的生命交流中，激活创造的热情和萌发新的表现方法，这常常是在画室中单靠冥思苦想所难以获得的。

　　由于地域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各个院校在水墨写生的教学中都会带有自己的特色，这种大同中的小异，组成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彩世界，反映了传统文化在发展中的生动态势。

　　这本集子中编选的只是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水墨人物画教学中部分示范作品，相对集中地体现一个阶段的教学面貌，这些作品当然远不是完美的，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作品中的成功和不足都将会给以有益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