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开始之前，不揣冒昧，想画蛇添足加个按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担心在追求通俗幽默的微信世界里，这篇不那么符合上述特征的文章，以及一个对于大众来说稍显陌生的名字，会让人打开了它，却又错过了它。

　　我和很多人一样，发自内心地敬重王霖老师。他并非老先生，但对许多人而言，他的意见很有分量，这完全只关乎他的人品、学问与识见，而无关活跃度、职务、地位等等，后面这些甚至是他所回避的。因为对传统标准的恪守，原本传奇的人生经历也被他刻意淡漠(可以在网上搜索了解)，这些年，了解他的人似乎是越来越少了?……敲下这些字的时候，内心有些惶恐，因为我总认为自己浅薄，没有资格也缺乏能力去描写和评价像他这样的老师，但身在媒体，却又渴望且认为有责任让他们为大众所知。以他们的言行比照自己，衡量当下，心里好坏的标准能清晰一些，纠结也就可以少一点了。

　　所以特别感激能看到严善錞老师写的这一篇，也郑重在这里推荐，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获得好的阅读，这样的老师能够获得更多人的珍视。

　　补充说明的是，王霖老师笔名夕木生，浙江建德市人，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

　　——梢青

一

　　太史公云：“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史记·游侠列传》)苦节读书的王霖对此当仁不让，自然有他的道理。

　　王霖和我一同受业于范景中老师门下。我们生肖属鸡，我的齿龄大他一轮，学龄则小他一纪。我是24岁大学毕业后才开始认真读书作文，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境遇，我不能免俗，所谓时代压之，不能高古。

　　我和王霖相识于2000年。当时范老师把我和黄专合著的《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介绍给他，又把他的《〈画学丛证〉条辨》推荐给我。文章读后，我暗暗称奇。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杭州滨江的国美临时校址，我们在范老师办公室呆了一会就坐公交车回杭州城里。下雨天坐车人多，我们就站着聊天。他说他看了我和黄专的书，几句客套话后，便指出了书中的一些错误。我们从文论谈到画论，从画论谈到书论，聊天的兴致一高，个把小时的车程，就不知不觉过去了。他的朴重直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十多年后，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都有同样的感觉：此人可交。

　　我们后来的聊天，主要是借助MSN和QQ，银屏击键，自有一种乐趣。我的五笔输入的速度在圈内算是可以，与人聊天，一般都能给人压力，但与王霖聊天，压力就还给了自己。王霖的打字速度比我快，也熟悉字根，一旦我遇到难打的字，他都会及时告诉我。用网络聊天，除了考验输入速度，也考验学问和急智。话匣一开，海阔天空，不容设置途径，不得迟疑缓思。除了画论和画史外，我也时常会向他请教一些旧学方面的问题，他总是有问必答，经典上的章句，都能信手拈来，就像自己的文章一样。他的这种记忆力确实让我敬佩，也总让我想到范老师对他的称赞：“读书细。”

　　2005年前后，我开始撰写美术史学的博士论文。我的选题是《文字与图画》，范老师也给我介绍了一些西方学人的书。但一年下来，我还是没有找到头绪，许多想法只是一种猜测，无法用文献来印证，尤其缺乏文字学的训练，更加心虚。答辩临近，我终于匆匆完成了十万来字的论文：《文人与画》。当时范老师正患眼疾，无法逐字逐句审读全文。情急之下，只能请王霖为我校订。几天后，他标红转绿地指出了文中的三、四十处硬伤和语病，帮我混了个文凭。

　　论文结束后，给我最深的教训就是，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读书方式有问题。这也让我想到了多年前阮璞先生的委婉教诲。阮先生得知我有心研究古代的画论和书论，就讲述了自己的一些治学经历。当时，正逢《十三经注疏》、《二十五史》和《二十二子》重新出版。阮先生说，这是他们那代做学问的人必须通读的书，今天的人想做旧学，至少也要“四书通、五经熟”，“前四史”和“老庄管列”也要精读。他最推重的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就此而论，我觉得王霖是我们这代中难得能与前辈们接得上气、续得上脉的学人。这些年来，只要有机缘，王霖也都会努力宣传阮先生的学术，整理发表先生的遗文。

二

　　古之学者为已，今之学者为人。与王霖交往的最大获益是端正读书的态度和目的。此外，读书的方式和途经也常常让我反省。在旧学方面，王霖是从诗文入手的，然后涉及诗论、文论，再由诗论、文论转入诸子、正史。这是传统的学习路子。我们这代人大多是戴着“思想史”或“哲学史”的眼镜去读子书的。所以，对于经典的理解，常常穿凿附会，出现偏差，还自以为有所发明。现代学术分科当然有它专攻的好处，但其闭塞不通的后果也不可小觑。在旧时，岂但文史不分家，就连文与子、文与经也没有界限。我常常会想到《古文观止》，在这部近乎今天的“高考作文必读”中，可以看到古人是如何用文辞来呈现世道人心。所以，与其说它是《古文观止》，不如说它是“古世观止”、“古道观止”、“古人观止”、“古心观止”。我的另一位畏友寒碧也是从词章入手的。他认为中国的学术不是本质主义，道未始有封，名未始有常。经典中的字义，都要从它的上下文来解读，从文章的理路上去体会。王霖认为，自文章家起，华辞丽藻，刻画雕镂，学术之道转衰。先秦的刑名论理之学，本与西方的逻辑学、古印度的因明学同功异量。后世虽语言迭变，意义代迁，如果刑名之学尚未偃而不讲，则辩析精义之事，仍可愈推愈密。然而，一旦以文学为专尚，则浮词巧说，务为夸饰，深湛绵密之思转退，精微广大之学遂亡。他认为，不论是读经部、子部还是集部的书，都要在史学的框架下，尽量还原到作者的时代和语境，此即孟子所谓的知人论世，“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中国人的学问，离开了人，真还谈不清。这是宿命。

　　王霖虽然以旧学称誉圈内，但他的“新知”也实在了得。五年前，我在读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后，觉得观堂的用词虽多文言，但结构西化，连词多，读起来有点别扭。我以为，古代的论文连词少，所以文章显得有馀味。大概是因为“文以气为主”的缘故，以“气韵”代替了“逻辑”，用语言的节奏代替了理论的推演。因为他当时不在线，我就把这点感想留在了QQ上。第二天，他作了答复，对我的看法表示了一定赞同，但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不独古人论说之文连词少，凡较为郑重的古文，连词都少，可这并不意味着文言缺少精密的逻辑，在他看来，情况正好相反，由于今天的读者缺乏大量的传统经典阅读训练，因而丧失了对古语词的精微理解能力。就像舌尖麻木的人，总怀疑食物不够鲜美。至于“气韵”和“馀味”，倒是文学欣赏的部分，虽近奢侈，兼善为贵。多年来，我一直认为用文言写现代论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新辞嵌旧句，不仅会损失文言美感，也容易产生意义上的混乱。上个世纪初，学术界的译文非常有限，白话也未流行，半文不白的文章也能勉强应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两三代学人和文人的努力，现代汉语的发展也确实有其不可低估的成就。几年前，王霖和我聊起，他想好好训练自己的现代汉语写作，因为那也是一项必须努力探索方可掌握的才能。在学问和文章方面，他能与时俱化，适会通变，没有一般旧学家们迂腐的通病。我看到邓晓芒先生的《让哲学说汉语》一文，将它转给王霖，王霖表示了很大的认同。只不过他也认为，将汉语推向与日常口语相一致的所谓“现代化蜕变”，恐怕并不是汉语的一次进步，而恰恰是汉语在大众教养未完成的阶段向语言惰性的一种妥协，今天网络语言的口头化已经证明了这种妥协的进一步危害。王霖说，语言惰性是指那种希望不通过学习就能获得语言能力的愿望促使语言向简陋平庸发展的力量。事实上，书写汉语因屈服于惰性而丧失它固有的精微隐秀的思辨特征和优雅品味后，那些汉语精英已不得不用另一种更通俗的面貌将它们艰难地重建，其历时之漫长，收效之微弱且不必说，更无谓的结果还在于，“蜕变”之后的新汉语仍然只会在少数的文化精英手里才有机会被真正习得并运用自如。因为语言能力的锻炼，总是离不开对精深微妙的追求。汉语系统向来包含了文言与白话，今天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对立看待，是多么幼稚的眼光。我们的母语文化，基本上都在古汉语中，因此，精习古汉语并不是为了学会用文言写作，它是真正掌握现代汉语所必做的准备。唯其如此，新汉语才能在表达思想方面同古汉语一样绰有馀裕，范景中老师的近著《中华竹韵》，大概是这方面工作的典范。只可惜一般人通常不愿把精力放在对语言工具的学习上，而更企图通过降低语言标准以适应自己旧的能力。“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贤者总要在为前人赎罪的时候才成就自己，邓晓芒先生和范景中老师们在汉语语言上的探索，将来的历史应该会有分判。

　　对于旧学，我的兴趣局限于先秦诸子。王霖在这方面用功最勤。所以，我每有疑惑，就会向他请教，每有新得，就会与他分享。我常常关注一些汉学家的观点，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记得那年读到德国学者瓦格纳的《王弼〈老子注〉研究》，他在书中通过对中国骈体(AB式的对偶)的研究，进而发现了语言上“链体”(ABC)式的结构，他似乎认为这种句式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我把这个观点与王霖分享。他说，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和分析老子乃至中国的思想，固然角度新颖，但毕竟局于一端，不是正解。大凡语言发展的早期，无疑都是思维方式决定语言形式，待到语言完全成熟完善了，才会通过它的惯性反过来影响甚至限制人们的思维。他建议我还是先精熟原典，并参酌注疏、集释，然后再将它放回到整个思想史传统中来分析和解释经典。

　　就我所知，王霖的《先秦学术通论》已经写了近十年，积有十四、五万字的书稿。我多次催他付梓出版，他不是称“尘累太重”，就是说有书未观，还在改动修订之中，不足示人。他服膺黄梨洲、顾亭林的学问，也仰慕刘蕺山、马一浮的践行。亭林先生在其《日知录》的卷首有这样的一段话：“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馀年，乃成一编。”我想，这正是王霖给自己设的座右铭。

三

　　王霖很少赶场子参加活动，所以，社会上了解他的人不多，但在圈子里，大家对他是推崇有加、敬畏有加。2007年，他勉强来深参加了我策划的“深圳水墨论坛”。会上，祁小春博士发表了《坐而获逸》的演讲，深度剖析了王羲之的处世态度和书法风格，博得众口称赞。我见他略有喜色，佯称王霖说他引用的资料和解释有问题。他读过王霖的文章，知道他的身手，便忿然作色、也不无幽默地说：“你请朋友来，伏下刀斧手，说是研讨会，实乃鸿门宴。不够意思!”会后，我和王霖、彭德老师又去深圳的一个度假村小住。沿途，他们一直议论诗词文章，我在一边洗耳恭听。彭老师毕业于华中师大中文系，是美术界少有的几位有旧学功底的学者，大我一轮。所以，我戏称那次我们是“老中青三鸡游”。事后，彭老师在我面前多次称赞王霖的诗文。彭老师是秉性耿直的人，记得他初见我文章时，说我的观点和想法还不错，但要好好读读《修辞学发凡》。

　　多少年来，我在诗词方面毫无长进，只是在联句上有点琢磨，常常向彭老师请益。当然，王霖也是我的老师。几年前，我读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突然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子虚乌有亡是公”，颇为得意，发给彭老师和王霖，求下联。第二天一早，我见王霖在QQ有一段留言，强调了做联句就像做诗一样，当以格调为归，并列举前人佳联进行分析。经他这一提醒，后来我也不再去玩。

　　谈到联句与诗词，让我想起一则趣事。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关于“文胆”陈布雷学诗的故事。说是陈觉得做时文很乏味，想用诗词来调节一下。他写了几首后，觉得实在没水准，就去请教业师冯君木。冯告诉他，做诗一定要趁年轻，上了年纪，见识一多，反而写不好。陈布雷从此打消了做诗的念头。我好像为自己找到了不学诗的理据，并把这个故事告诉了王霖。王霖听后，就告诉了我另一则趣闻，那是他从章祖安老师那里听来的。章老师说，当日姜亮夫先生亲口讲述，说自己年轻时尝习为诗，后问学于王国维先生，就把自己的数百首旧作录呈请教，王先生阅后直呼“理障”，命以后不许作诗，宜专心治学，姜先生大惭，遂终生不复吟咏。语毕，姜先生还心有馀悸地说：“吓死!吓死!”我们随即演绎起这个故事来，就像亲眼目睹一样，模仿三位先生的语调，然后开怀大笑。

　　这些年来，我的主要精力是在画画。凡有新作，都会请正于王霖。他也每每不负我望，从画面的风格到装潢的款式，都能给我一些建议。事实上，我们谈得最入机的话题，可能还是书画，大概这是本行的缘故。

　　学问之馀，王霖也时常搦管濡墨、铺纸作画。作为学人，王霖丝毫没有那种“逸笔草草”的习气。他早年泛学今人，后师从孔仲起先生，成为中规中矩的学院派。他由明人董其昌入手，上窥宋元诸名家，笔墨沉着，风格质朴。但他也认为：“艺无古今，格有雅俗。格既俗矣，虽古不贵。故宋元之迹，必有足法不足法者，苟无别择，是饫糟泔而以为得味也。”因此，无论是即景写生还是随兴创作，无论是生楮的写意还是熟笺的渲染，他都不忘保持画格，营造意境。加之学识深厚、见闻广博，他的画面常常有一种苍茫之气，即便是边角小景，也是气象万千。在此，转录一段他为朋友题写的画跋，以略窥其细腻的文心和丹青的意趣。

　　山水画家，徒师造化、不师古人，其为病也，可谓笃矣。向之泥古束足，模拟因袭者，固犹榷兵纸上、搏水盆中，其于四时山川消息变化之奇，邈矣莫睹;今之画家反是也，徒师造化，不师古人，游衍溪阜，号为写生，笔墨之古法既漓，取舍之能事复亏，凡所描画，不过照相耳、舆图耳，庸讵有丘壑之观、烟霞之美哉!譬夫沙鸡泳海，其将溺而死焉何待卜而后知，欲求刺吕梁之舟，不亦妄乎?然余虽病之，终无以变之也。吾友丘挺，与余同忾，既病余之所病矣，又能以笔墨针世人之病，示所以不病之方，信难能也。此卷即君戊子所作《西山岚色》长卷也。山川寥远，风物闲和，其中烟云之罨霭，水石之清深，竹木之蓊蔚，萧寺之掩隐，千态万状，无非古法也。而冥渺空阔，神幻奇绝，能以至实之景写至虚之境，使人微吟寂听，低徊独抱，翛然戢戾天之翼，怡然乐游观之美，虽古之作者，不能远过也。余以是知云流水逝、相忘息机者，始能宣山水之秘，尽自然之奇，目受神感，无不可观。若此卷者，岂但笔含造化、韵夺古人而已哉!异日余客行京郊，登负郭之山，将一一寻池台之树、证因缘之履，然后扶杖息肩，游卷中以老焉。

　　严善錞1957年生于杭州，1982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美术学博士，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深圳画院副院长、“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总策划。

　　主要个展有：前波画廊(纽约、北京)《西湖》2015;上海朱屺瞻美术馆《严善錞作品》2006;香港汉雅轩《西湖梦寻·严善錞作品》2005。

　　主要著作：《冥想与创造一一王广义的艺术历程》(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文人与画——正史与小说中的画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史：1966-1976卷》(与王明贤合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二十世纪中国画家研究丛书——潘天寿》(与黄专合著，天津杨柳青画社1999年);《文人画的趣味、图式与价值》(与黄专合著，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