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遗址

　　考古学为近代西方引进之学问。古代学术称“金石学”，那是传统青铜彝器和碣石碑刻尤其是铭文形制的各种学问。现代考古与博物馆学兴起后，以李济为代表的考古学尤其是田野考古作为新学在中国迅速发展起来。也可以说，在清末民国交替时期，传统金石学自宋代欧阳修、赵明诚以来，到清代康乾之世考据学盛行，它一直是学术正统。而在甲骨文、西北汉简、敦煌文书相继出土之后，以罗振玉、王国维等“甲骨四堂”为代表的新学崛起。王国维讲求“二重证据法”，传世文献与地下文物互证，这是一种以传统文献考据结合出土文物考古的新的学术方法。但二十年代李济的田野考古出现后，不再是仅仅结合融合而是纯粹新思维、新模式、新方法的西方式考古学术成为显学。这是一种新的立场。亦即是说，它应该构成三个链：(1)“传统金石学”，(2)“出土文物考据学”，(3)“现代考古学”(田野考古发掘或美术考古器物考古)。李济是一代宗师，而卫聚贤亦是其中被誉为奠基人的标志性人物。

　　考古“怪侠”平生事迹

　　一个被称为是考古学家的人，本来应该有种特专注、特固执，不苟言笑、不慕时尚的严谨学究派头。但卫聚贤却完全反着来，故我们对他谥曰“怪侠”。凡常提及“怪侠”者，多是指性格怪异又武功卓越，但在考古领域里称“怪侠”，则是诡异之甚的评价也。

　　试举卫聚贤“怪侠”之事三五：

　　(一)卫聚贤出身山西农家，少贫失怙，寄于他姓，又曾失聪失忆，而以借贷进学，专事学术，乃至有上古史研究之丰厚成果。专治《左传》《国语》，乃至成为斯行硕学。其著作有《春秋研究》《左传真伪考》《晋文公生年考》《晋惠公卒年考》《春秋地图》《国语研究》《左传研究》等，在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巨。

　　(二)卫聚贤是山西佬，天生懂经济，又因此得孔祥熙器重。三十年代淞沪停战协定后，赴上海任职银行专员和协纂。并著有《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山西票号史》，于经济学可称重镇。更有《历代建都南京的货币》专论。当然，这是他前半生的饭碗，在我们看来，却不过是毕生功业的陪衬而已。

　　(三)卫聚贤拜师清华国学研究院，考入国学大师王国维门下，为关门弟子。王国维正是在1927年参加卫聚贤等人的毕业典礼和师生叙别会的翌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前日还与卫聚贤谈学术，不过半日即投湖自尽，可见卫聚贤真算是王国维最后的弟子。

　　(四)卫聚贤进入考古学界后，先赴南京任大学院科员，兼任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又参与主持发掘栖霞山汉墓，发现有石斧、石锛、石刀、石镞，还有陶片红砂纹样残片，遂断定江南亦有“新石器时代”，其后，追随李济在山西作新石器考古发掘，卓有成效。最令我们关注的，是卫聚贤为证明栖霞山新石器考古发掘，竟在杭州古荡地区发掘古墓得陶片石斧，遂认定“江南于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活动”，又在余杭良渚、金山卫作考古发掘以证其实。并撰《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上海金山卫考古记》《南京明故宫发掘报告》。

　　(五)卫聚贤在每个时期都有众多名流学士与其相处共学。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他的同学有史念海、徐中舒、谢国桢、王力、姜亮夫、高亨、蒋天枢、刘盼遂、罗根泽、吴其昌、陆侃如等等，后来皆成一代学宗。又比如在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时即奉蔡元培为会长，约请于右任、吴稚晖、叶恭绰、孔祥熙、董作宾、李健吾等，卫聚贤自己任总干事，实掌会务。又如在大后方组织“说文社”时，郭沫若、周谷城、顾颉刚、马衡、胡小石、常任侠、王献唐，傅振伦等皆集聚他的“聚贤楼”论学。他如同一个核心，时时能积聚能量，形成鲜明的讨论研究专题，在民国学术史上熠熠生辉。像他这样善于组织的学者兼社会活动家，在民国学界可谓绝无仅有。

　　(六)卫聚贤最“奇葩”的一件事，发生在1954年。其时他辗转香港任教，曾主张“中国人发现美洲”，著有《中国人发现美洲考》《中国古代与美洲交通考》。认为在哥伦布之前，已有百余中国人到达美洲。为了印证这一“大胆假设”，他竟率人乘坐在广州出土的汉代船形复制木舟经南洋东驶美洲，以实践和验证他的“交通美洲”的学术立论，数百里后翻船为人救起，遂未功成。但却使得发现美洲的新闻事件传得沸沸扬扬。一个以考古发掘为专业的学究老夫子、一个名师王国维的关门弟子、一个著作等身涉猎极广的著述家、一个周旋于学界精英广交天下豪杰的核心大佬，竟然有如此嗜奇好胜的言行，这种浪漫纵恣、胆大妄为、无所顾忌，非怪侠而何?

　　1931年，卫聚贤著《中国考古小史》。五年后又增补成《中国考古学史》五章。当时他还在上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当差，有此雅兴，实属不易。但这部书最奇怪的，是在简略回溯自两周至清末的考古、古物收藏鉴定史之后，又专设《余论·考古的厄运》辑录引用历代古籍文献内容，与古物保存、故宫开放、博物馆设立和博物馆协会等等现实文献实录。更有《附录·各地发现古物志》，分年辑录各家报纸所载考古发掘与文物相关新闻记事，从1931年10月开始，到1936年8月成书之时，完全以实录排列。这样的著述方式，举世未见其匹，实在也是够奇葩的。

　　考古“怪侠”与杭州考古

　　因为与杭州古荡有关，兹录该书中收录某报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报道：“考古家卫聚贤，近在杭州古荡发现新石器时代之石器四十件。业已志昨日本报。本报记者昨特往访卫氏挚友陈志良，询以卫氏在杭发现此项石器之经过。据谈，卫氏为国内有名之史地学者，于考古工作，尤研究有素。1931年在京古物保存所所长任内，于栖霞山发掘六朝墓时，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并得到石器数件。但人多以江南向未发现过石器，而且栖霞山所发现之石器，其数量不多，难以置信江南之有石器。然卫氏则疑信参半，而钻研之心更坚。不久以前何遂在杭购到石镞三件，送到研究院研究，其时有疑其非在杭州所出土，系古玩商自北方购来贩卖者。事闻于卫氏，乃特于本月二十四日赴杭，复在古玩商场见有石镞及石铲各一，仅讨价三元，遂即购之。旋再从各方探询该石器之来源，始知在距杭市十里之古荡出土。卫氏乃与友周泳先前往古荡考察，其地在老(和)山之麓，为余杭公路必经之地……并闻另一工人在土内掘得完整之石铲一，石戈一，及破残之石铲一。又有工人得石箭头一，卫遂共以法币三角之代价购得之……由此并可证明江南于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云。”

　　事涉吾杭地方文化，古荡遗址又在敝宅近端，今皆已成新村。乃知与奇葩怪侠卫聚贤有此奇缘，岂可不全录之以飨读者诸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