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在唐宋时期到达鼎盛。明朝成祖至宣宗期间，郑和历时28年七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人员最众、历时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多个国家的航海时间早了几十年，是当时中国国力强盛的直接体现。不过随着明朝中后期乃至清朝海禁的实施，海上丝绸之路随之衰落，而郑和下西洋也成为了这条航路上最后也是最为辉煌的伟大航行。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自来众说纷纭。一说为宣扬大明国威，如《明史》记载：“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一说为寻访失踪的建文帝，如《明史》“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一说为扫清海上障碍，发展贸易，如《天妃灵应之记》碑(亦称郑和碑)云：“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此外还有联合帖木儿帝国以牵制鞑靼及瓦剌的蒙古势力、扫荡张士诚旧部、解决军队复员问题等说法。但是不管如何，郑和七下西洋的直接结果，却是在实现睦邻友好前提下进行国际贸易，将先进的中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政教文化远播海外，并虚心借鉴或引进外来先进文化成果，发现了许多为当时的中国人所不知道的世界，直接替中国人民在南洋一带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为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国际环境，从而谱写了人类航海史上里程碑式的新篇章。

　　郭迪康此件作品，通过刻画郑和船队途经某国受到热烈欢迎的场景，以表现双方和平共处友好交流的情况。画面中，某个国家的国王闻悉郑和船队到来，亲率皇室贵族，手捧美酒，恭谨相迎。在其身后，则是手持权杖的白髯祭司，腰间佩刀的贴身护卫，与手扶托盘上盛各式礼品的侍女、卫士;再往后，则是迎宾乐队，吹打手与鼓手正在奏响欢快的音乐;而间杂前后，则有系着绳子的羚羊，被关于铁笼中的鳄鱼等上贡与明朝皇帝的珍稀礼物。在迎宾队列的后面，还有几个男子抬着当时波斯地区特制的地毡，与驴子驮的、人背负的许多礼物。队列最后，是多个或骑着马，或骑着骆驼的当地贵族模样的人，他们或放眼眺望，或回首后顾，或低眉沉思，不一而足。此外还有一个牵着斑马的侏儒，憨态可掬。需要留意的是，郑和下西洋航程中的一些国家此时仍保留着奴隶制度，而从画中抬杠囚禁鳄鱼的铁笼的几个男子的装束来看，显然这些从事富有危险性的繁重劳动者正是当地的奴隶。而在明朝队列方面，郑和身着明黄色内监官服，披着大红披风，微笑抱拳，以感谢对方的热情招待。而在郑和身右摆手谈笑者，则是船队的向导，正在向郑和介绍前来迎接的国王。在郑和身后，可见武将擎着巨纛，文臣手捧各式礼盒、金玉陶器，神态自信饱满。队列最后是九位挑夫，他们或挑或扛，正在搬运礼物。在更远的沙滩上，大队人马人头济济，各式箱囊货柜堆积如小山，双方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交易，场面非常热闹。而在浩瀚的海上，则停泊着数十上百的船舰，无数小型舟楫穿梭其间，正在将人马货物运输上岸。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想起南宋名臣李昴英在《水调歌头·题斗南楼和刘朔斋韵》中所写的“绝域远烟外，高浪舞连艘”之盛况。

　　此画长达18米，宽近两米，所绘人物极为繁多，单以近景而论，所刻画的人物便有数十个，但这些人物无论是表情、动作还是服装、配饰，均各具特点，绝不混淆。如果加上远景所表现的正在交易的人群，则画中人物更要达到上千之众!但是如此多的人物、器物，却没有丝毫杂乱呆滞之感，画家对于画中何处该放何物该立何人，均了然于胸;何处该仔细刻画，何处可简略带过，都经过仔细斟酌，故此画面人物虽众，却能各安其位，各肖其所肖，让观者读来便觉得理应如此。而且，此巨幅长卷系由多张大纸拼接而成，但纵观全画，却丝毫看不出拼接的痕迹，堪称繁盛壮观、浑然天成。

　　郭迪康的人物画，除了注重人物造型之外，还非常重视参阅资料史籍，对于当时当地的风土习俗、饮食服饰等情况，他都极力做到各肖其形，尽其所能还原历史的原貌。譬如画中的异域人群，不论是衣服、鞋帽还是佩刀、酒器、礼盒，均体现出古波斯地区的风格。相反的，郑和船队的服饰、仪仗、器物、佩刀佩剑等，则完全是明朝时候的中华人物风貌。再如作品左侧那位蒙面老者所骑的骆驼，也颇有讲究。据郭迪康查证，当时波斯地区的骆驼不同于我国西北的双峰骆驼，而为单峰骆驼，在此既是尊重历史，也借以表现当时当地的异域风情。或如那牵着斑马的侏儒，也是当时波斯王室豢养特异人士之风俗的体现。凡此种种，都可以见出画家用心之深，布置之巧，读者若细心赏读，当可从中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历史感。

　　据《明史》载，郑和下西洋，“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约为151米，宽62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明史·兵志》又记：“宝船高大如楼，底尖上阔，可容千人”。不过，由于郭迪康此画着重于表现异域王室贵族迎接郑和船队时双方欢洽的场面，故而并没有太过具体描绘“宝船”，但从画中海上船舰之多，读者应该还是能够感受到郑和船队之强盛。而读者如果足够细心，也可以从画面右上角找到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九桅宝船。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将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放到整个大航海时代中以见其历史意义，激励国人。一百年过去了，郑和的伟大航行依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郑和船队“敢为天下先”的时代精神亦依然值得我们去学习。而郑和船队在航行过程中打击海盗，为各国调解纠纷，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也是郭迪康此画没有突出表现郑和船队的强盛，而集中于表现船队与异域王室贵族友好交流的意义所在。

萧芬琪博土

28/06/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