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野将他近期的创作集中在像环境污染这类主题上(如架上作品《向日葵》、行为作品《未来自助餐》)，他尝试为我们的创作提供一种心得图像志，譬如他将向日葵比喻成人类的化身，并力图表述它在高度文明下的“污染状态”，而他要揭示的问题是：科技让人类走出蒙昧，但它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人类生存最重要的是环境。我想，这里的环境应该既是指生态环境，也是指精神空间。这些作品几乎使我们回到了自维科、卢梭就开始了的那个对“文明”进步性进行怀疑的传统，在“后工业化”时代，贝尔曾将这种传统表述为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间的“文化矛盾”，在他看来后工业文明是以人的非人性化和非宗教化为代价的，是以消弭人的工作和生活的终极意义为代价的，甚至后现代主义也没有调和这一矛盾，相反它正好是当代文明屈从于世俗化的经济结构的产物。(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我不知道“文明的非进步性”这一主题对于一个生活在第三世界的艺术家有何意义，但我们的文化和艺术的确充斥着由物质自卑感导致的侏儒色彩，在一个受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驱使的社会中，“文明的污染”不仅使我们的当代艺术逐渐丧失了它的人文主义的前卫性，而且使它丧失了提示本土文化问题的机能。

　　在北京，魏野也许是一位边缘画家或另类艺术家，他的创作也经历过多次转折，但我觉得他近期的这些作品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当代问题，他需要继续做的是如何使这项工作更为深入具体和更具“直接性”。无论如何，他的创作为我们当代艺术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可能性，我们的文化也许不需要建立一种新宗教来消弭“渎神的”世俗文明的侵蚀，但我们却的确需要这种新的、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发问者和思考者。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