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人不仅带来自己的产品，还在中国广为制作。与此同时，中亚诸国林立，并时有更替，但粟特人“昭武九姓”诸国是主流社会。这一地区各国频繁派使节和商人到唐朝进献方物，因此粟特银器也大量传入中国。作为官府财物的何家村遗宝中有外来物品并不奇怪。如果仅仅靠唐代工匠对外来器物的模仿，而没有粟特人的参与是很难想象的。　　何家村遗宝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凸纹玻璃杯、素面罐形带把银杯、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日本的和铜开宝等，引人注意地聚集在一起，让人真切地看到了开放的唐代对外交往的频繁和丝绸之路畅通时的燕婉热闹。不过输入物品是对外交流的初级阶段，改造、创新的作品是文化融合的表现。仿粟特器物的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乐伎纹银带把杯、乐伎纹金带把杯，器物的八棱形、环形把、联珠纹，以及杯把指垫上长髯下垂的胡人头像等充满趣味的细节是地道的粟特银器的做法，展示出对外来文化的作用。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鎏金龟纹桃形银盘、鎏金熊纹六曲银盘上单点动物的构图方式也深受中亚银器的影响。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鎏金双狮纹银碗，碗内底饰凸起的动物，装饰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金银器中所不见，应是来自萨珊“徽章式”艺术的影响，唐代改变是变换了纹样内容。大量的联珠、摩羯纹等也是中亚、西亚的银器中极为常见风格，而渊源于希腊滥觞于中亚的金银器凸瓣纹样装饰风格，在唐代演变成莲瓣形状。　　唐代日本的物品在中国出土甚少，何家村出土的五枚日本银钱是罕见的发现。这种被称为“和同开珍”的银钱可能是日本遣唐使作为宝物“贡品”献给唐朝的。　　崭新风格的器物群体，是积极进取、兼容并蓄的精神文明物化的体现，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到对外开放的转变，通过这些悄然融合各种文化的艺术品反映出来文献中对丝绸之路的浪漫描述有了视觉上的真实写照。何家村遗宝发现约一百年前，中亚阿姆河畔曾发现一处窖藏，出土遗物因具有波斯、大夏、斯泰基、希腊等多种文化地特征，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被广泛地称作“阿姆河遗宝”。何家村出土地文物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远超过了阿姆河遗宝，而且出土地点清楚、埋藏年代比较明确，两处遗宝同为中世纪人类物质文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体现。　　何家村遗宝中并无艺术价值，却有学术意义的银铤、银饼、银板以及带有墨书文字的器物也引人关注。唐代在公元780年推行两税法以前，唐代实行租庸调制，“调”是随乡土所产缴纳的赋税，“庸”是人丁不为官府服役时，要缴纳的赋税。庸、调原本皆为布帛，开元、天宝年间租庸调制遭到破坏，“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焉”。银饼上的“洊安”庸调银饼、“怀集”庸调银饼是地名，“东市库”银饼，说明了当时赋税的缴纳和国库的管理。　　有些器皿从纹饰上看属于未完成品，如线刻鸳鸯纹银盒、鎏金线刻飞廉纹银盒，仅仅刻画出起稿线，而且起稿线细如发丝，还只是图案的一部分，离最终完成还差许多道工序。孔雀纹银方盒的纹饰加工则接近尾声，只是盒身正面孔雀、童子、莲蓬的一部分还没有錾刻完局部细处。玉带中也有许多无孔或未经打磨，这些未完成品使何家村遗宝的来源成为难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