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在政治上的庸怯早有历史定论，但在书法史上却占有一席之地。书史每艳称父子书家，前有羲献父子、欧阳父子、米氏父子，其实赵佶与赵构也完全称得上父子名家。　　赵构在其《翰墨志》开篇即谓：“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又云：“顷自束发，即喜揽笔作字，虽屡易典型，而心之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赵构书早年学黄庭坚，又学米芾，颇受时风影响。即位后，力学唐人如虞世南、褚遂良、李北海，现存的《岳飞敕》、《徽宗御集序》均可见虞褚二家的影响。赵构书法的黄金时期是他退为太上皇之后，据《宋史》卷三十二《高宗纪》“绍兴三十二年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称太上皇，退处德寿宫……淳熙十四年，十月乙亥，崩于德寿殿，年八十一”。绍兴三十二年，赵构55岁，也算是年富力强之时，他从危困的局势和繁冗的政务中解脱出来，在以后的26年里，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把自己的书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段时间里他致力于六朝，“每得右军或数行、或数字，手之不置”（《翰墨志》），经过屡易典型之后，终于确定了自家面目。明陶宗仪《书史会要》所谓“高宗善真行草书，无不造妙，或云初学米芾，又辅以六朝风骨，自成一家”，《草书〈洛神赋〉》便是他晚年的代表作。　　《洛神赋》是曹植的名篇，历代取资书画，出了不少佳作，仅就书法而言，就有王献之楷书、赵构草书、赵孟緁行书、祝允明草书，都是书法史上的名作。　　赵构《草书〈洛神赋〉》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绢本，高27.3厘米，长277.8厘米，末署德寿殿书，确为晚年之作。写时省略了原文所有的语气词“兮”字，这样的省略在书法作品中很少见。此件作品字法熟练，笔意圆润，一气呵成，流畅而能浑厚，飞动而兼沉着，可见书者当时精力弥满，兴致清畅，是晚年笔而非衰年笔。作品属于小草，虽气脉连贯，而又字字独立，笔笔清楚。赵构曾言“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有……草则腾蛟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至于字亦可正读，不渝本体，盖隶之余风。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强调楷书的基础作用，主张草书“使笔画不失真为尚”，故其所书无连绵苟简之习，易于辨识。其实早在苏轼就经常强调楷书的重要，主张行草要有法度，所谓“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黄庭坚亦谓“草法欲左规右矩，此古人妙处也”（《论书》），这当是一时的书法观念，世云“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当就整体而言，以楷书、行书分别为唐、宋两朝书艺代表为前提。倘若专论草书，宋人也是尚法的。对法的崇尚，甚至限制了宋朝草书的进一步发展。　　赵构此卷虽是自家面貌，却也是渊源有自，其中智永对他的影响较明显，笔意、字势均可见出。米芾的影子也还有一些。《翰墨志》曾专提到智永，并称“得其《千文》藏”，今存赵构书迹亦有《临智永真草千字文》，可见其浸淫之深，赵构在《翰墨志》中毫不掩饰其对米芾的喜爱，甚至记载了米芾生活的部分细节，大有今日追星族之风，米芾在《海岳名言》中丑诋前贤，二王之下，唯于智永《千字文》许以“秀润圆劲，八面具备”，赵构喜爱智永或许也曾受到米芾的影响。另外，我们拿出米芾《焚香帖》和赵构《洛神赋》作一对照，也可以明显见出二者的相似，可以说，早期对米芾的取法在赵构晚年作品中仍有不由自主的流露。　　陆游曾言“思陵（赵构逝后葬于永思陵）妙悟八法，留心古雅，访求法书名画，不遗余力，清闲之燕，展玩摹拓不少怠”，赵构自称“四十年间，每作字，因欲鼓动士类，为一代操觚之盛”，上有提倡，下必风靡，在南宋，以赵构为中心，学习书法风气甚浓，足为小朝廷“中兴”之点缀，赵构在书法的发展上自有他的贡献，是不必抹杀的。当然这个贡献越大，他有负于当时江山社稷的也就越多——书法对他而言真是逃避责任用来自我慰藉的一副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