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黎关画展遭3·15打假事件”始末　　2005年3月12日，由珠海市博物馆、国之瑰宝网共同举办的“国之瑰宝——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在珠海市博物馆开幕。关山月、黎雄才都是国内著名的国画大师，在中国美术界享有盛誉，地位极高，二老的精品画作在今天都具备了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市场价位。这次展览共推出了34幅署名黎雄才的画作和4幅署名关山月的作品，对于两位并非高产的已故画家来说，如此规模自然引来各方关注。　　3月15日下午3时许，关山月女儿关怡、黎雄才之子黎捷、黎雄才生前助手黎镇东、岭南画派纪念馆办公室主任林淑然等人都赶到了展览现场。关怡、黎捷等人指着展览的作品，向珠海方面以及在场的媒体记者表示，珠海市博物馆此次展览的38幅署名关山月、黎雄才的作品，“无一真品”。该消息经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重要媒体发出后，在内地艺术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连续几天全国许多媒体都发表和转载了相关报道，人们纷纷将质疑的目光投向了此次展览的主办方。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珠海市博物馆、国之瑰宝网对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书画鉴定要有科学根据，要由鉴定专家说了算，不能只凭画家后人口头认证就判定“38张展品无一真品”，否则缺乏权威性和证据效力。于是，3月23日，受关、黎两家委托，广东省文联陪同陈金章、王玉珏、陈章绩等著名岭南画派鉴定家来到珠海博物馆进行鉴定。陈金章师从黎雄才大师，并跟随其50多年，对黎老的画风可谓了如指掌。他当场指出题在黎老画作上的落款很有问题，黎老所写的“才”字应该是非常有力度的。而跟随关山月大师学习近50年的关老的学生王玉珏教授也对展出的4幅署名关山月的作品进行了鉴别。　　王教授说，从作画的颜料上都能看出这是假画，这些画使用的颜料都是关老从未用过的水粉颜料。陈章绩教授则拿来了关老所有印章的印鉴，与现场画作上的印鉴进行仔细比较，发现印章都有所区别。　　新一轮“南北鉴定之争”背后：中国书画鉴定体系亟待完善　　1995年，中国书画市场出现了一桩著名的公案——《仿石溪山水图》真伪难辨。事件的主角是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拍卖的一张署名张大千的画作《仿石溪山水图》，成交价为111万元，买主为王定林。这张画上有著名鉴定大师谢稚柳的题跋，谢老认定作品为真迹。王定林为了心里踏实，拿着画跑到北京，找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徐邦达和历史博物馆的史树青鉴定，两位大师均表示此画是伪作。同一幅作品，两地著名鉴定家却得出全然不同的结论，自此，南北鉴定界的第一次分歧便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10年过去了，那场曾经硝烟四起的争论至今仍未平息。2005年4月26日，“珠海画展风波”的主角——34幅署名黎雄才画作的收藏者陈瀚文拿着12幅署名黎雄才的画作来到北京，请到12名专家来为他的这12幅画进行再度鉴定，专家名单中包括史树青、杨新、杨臣彬、薛永年等著名书画鉴定家，他们一致认定这12幅画都是黎雄才先生的真迹，其中几幅还是难得的精品。这样的结论与一个多月前岭南画派专家们得出的鉴定结果可谓大相径庭，于是乎，新一轮“南北鉴定之争”风云再起。这里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前提，参与这次鉴定的北京专家大多数事先都不清楚“珠海黎关画展遭3·15打假事件”。曾列席当天鉴定现场的史树青夫人夏玫云女士对记者表示，鉴定前“他们都不知道珠海画展这件事情”，出席鉴定活动也“并非市场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前众多媒体对该事件进展的报道中，都提及了北京的鉴定活动为“国家博物馆组织”，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不然。记者刚刚从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书画专家那里获得一份《国家博物馆书画鉴定邀请函》，具体内容是“委托国家博物馆邀请专家进行鉴定”，鉴定地点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贵宾接待室，发函时间为2005年4月16日，邀请方却是名为国际中国书画博览会组委会、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会的两家民间机构。事实表明，此次活动并非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出面组织。同样我们还发现，此前被不少媒体提及的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刘曦林事实上并未出现在专家鉴定现场，这似乎又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对于该事态的变化，公众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北京鉴定的12幅作品是否被调包这一问题上。对此，2005年6月7日，央视《今日说法》节目提及，“记者在3月画展期间拍摄到了一些图像资料，和对每一幅画的文字记载，来和北京的这12幅画能够做一个初步的比较。通过肉眼，我们确实能够在当时3月份的画展找到在北京鉴定的这12幅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对比并不可靠。”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画作的收藏者陈瀚文拥有12幅“真迹”，大可不必在珠海的展览中用“克隆品”代替。因此，今天再去探讨12幅作品是否被调包，38幅展览作品是否应被封存全部鉴定，或是北京的鉴定家们究竟收取了多少鉴定费用之类的问题，未免就有本末倒置的嫌疑了。　　这些年来，面对书画市场中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名家书画赝品，面对不同派别专家之间真伪鉴定争论声的此起彼伏，面对鉴定结论仍然主要依靠目测学这一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传统手段——这些情况表明，真正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恰恰是国内需要建立一套公正权威、可信度高、说服力强的书画鉴定体系，而司法部门的逐步介入则将是大势所趋。　　鉴定家、画家家属、国家文博机构、权威出版物——书画鉴定究竟谁做主？　　2005年5月14日，央视播出的《鉴宝》节目中，一幅《牧牛图》最终被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40年、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先生现场鉴定为真品，并估价25万元。随后便有消息传出，吴作人之妻、著名书画家萧淑芳女士表示该《牧牛图》是伪作。这又是一场关于书画真伪鉴定的争议，目前仍未有结果。无论如何，央视《鉴宝》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没有能力对文物真伪负最后责任。核心问题在于，书画鉴定究竟谁说了算？　　毋庸置疑，在书画真伪鉴定过程中，起绝对主导作用的便是鉴定家。尤其是在内地书画市场火爆的今天，鉴定家们更是成为众星捧月的对象，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俗话说，术业有专攻，在博大精深的书画海洋中，每个书画鉴定家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谁也不可能成为“通才”。故而，在做出某个鉴定结论之前，鉴定家们还需要慎之又慎，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现当代书画鉴定中，画家家属的作用也不容小觑。《艺术市场》专栏作家牟建平曾撰文将“家属打假”分为四种情况：首先，像萧淑芳女士这样的著名画家，自身具备高深艺术修养，完全具备鉴定资格，其权威性不容置疑。其二，如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女士、黄胄夫人郑闻慧女士等，对大师真迹的研究及各时期作品都非常熟悉，其鉴定意见也非常可信。其三，大师子女如李苦禅之子李燕，李可染之子李小可、傅抱石之子傅二石等，由于他们本身就是画家，故其眼力也是十分独到。其四，虽然身为大师的家属，但并不从事绘画与艺术，这些人士的鉴定可信度比上述三种稍低一些，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除了鉴定家和画家家属，书画鉴定过程往往还会参考国家文博机构的收藏证明和权威出版物的出版记录这两项重要因素，这也就要求国家文博机构和权威出版物严于律己，强化自己的公信力。我们看到，在“珠海画展风波”中，首先是画展前主办方捐献了一幅陈大羽先生的雄鸡作品给珠海博物馆做馆藏留念，接着又在北京的鉴定活动后捐赠了署名黎雄才的两幅作品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注：展览主办方出示的相关《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证书》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核实）。作为国家所属的文博机构，在这一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著名美术评论家陈履生曾表示，以一个“中国”字头的国家级博物馆的“鉴定证书”，理应有着基本的面对学术和面对市场的严肃性，也应该维护它的权威性。谈及“珠海黎关画展”的“事件经过”，陈履生还提到了与专家相应的“权威的”出版部门，他表示，“这又是在拿一个公开的秘密来说事，现在‘权威的’出版部门出版假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珠海画展风波”中，画作的收藏者陈瀚文曾表示，当初他买这些画的时候，是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黎雄才作品集粹》为依据的，而卖给他画的人就是这本画册作品的提供者陈廷儒。在央视6月7日的《今日说法》节目中，陈廷儒甚至提供出他与画家黎雄才的多幅合影（注：照片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核实），并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在“十几年里出入黎家几百次，帮黎老卖了几百幅的画”。对此，黎雄才夫人谭明礼女士表示，陈廷儒这个人确实有，但他们不记得曾经卖画给他。而对于由陈廷儒出面、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黎雄才作品集粹》，黎雄才的夫人则说，当时陈廷儒的确来征求过她的意见，也给她看过一些要出版的画，但她并没有能力辨别画的真伪，她当时主要还是相信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权威性。黎老生前的助手黎镇东说，他们有证据证明《黎雄才作品集粹》出版时，依据的画是赝品，假的与真的绘画水平有很大差距，还有很多细节也令人怀疑。比如在两幅画的末尾，他盖了这个朱文的“黎”字章，下面又盖一个“岭南黎雄才”的章，这是最大的错误。黎老盖印上面如果是一个“黎”字，下面应该盖一个白文的“雄才”。　　“珠海画展风波究竟谁是谁非，画展作品真伪几何，至今仍未盖棺定论。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书画鉴定体系目前存在的种种漏洞。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由此引出的一桩桩法律纠纷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周林研究员曾表示，现在对中国画的真伪鉴定，照片、画册、图录都只是一个旁证，最有效的最规范的是销售合同、代理商出具的发票、作品编号、特殊的印迹基因等等。然而，上述这些方法在今天的类似事件中都没有被采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