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不为人们看重的艺术复制品业如今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2005年7月，一鼎轩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和五方城文化艺术公司联合举办“故宫珍藏书画高仿真精品鉴赏会”，展出100件151幅书画精品仿真品，包括隋展子虔《游春图》及唐阎立本《步辇图》、宋赵佶《芙蓉锦鸡图》、明唐寅《步溪图》、清郎世宁《郊原牧马图》等经典画作；9月，雅昌集团组织了“中国古代书画出版物·质量研讨会”。　　　　如何看待艺术复制品及市场前景？这些问题越来越为收藏者、投资者所关注。为此，记者专访北京一鼎轩·彩虹仿真艺术品制作公司董事长吉平先生。　　《文物天地》：为何要做北京故宫院藏古代书画的复制品？　　　　吉平：十多年前，我在北京燕莎看到并购买了日本二玄社复制的台北故宫藏画。当时日本人说中国没有工程师能制作出如此高水平的复制品，即使做出也达不到日本人的水平。我是军人出身，也喜欢书画，因而很不服气：日本人能做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可谓无知者无畏！想得也简单，找个印刷厂复制北京故宫的藏画就行了。结果根本不是一回事，也没想到市场有多大。　　　　后来才知道，为制作北京故宫藏画复制品已有三家公司破产了。我们的样品必须达到或者接近二玄社的水平才有资格与故宫谈合作。我们一开始就将逼真再现中国书画独有的用笔特征和微妙的墨色韵味，展现中国古代书画真迹的神韵，达到仿真品原作纤毫毕肖作为最终目标。2000年样品终于得到认可。　　　　几年来，我们与故宫合作愉快。故宫专家选择画作着眼于保护文物，我们考虑的是欣赏性。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复制目录频繁修改。我们没有资金定制专门设备，依据故宫提供的8×10英寸彩色反转片制作。制作小尺幅的画作尚可，大尺幅的画作就有难度了。　　　　复制艺术品有三个概念：一是临摹，取其大意，且必然渗入临摹者的笔墨个性；二是传统雕版水印工艺的复制，但工艺繁杂，费工费时（北京荣宝斋复制《韩熙载夜宴图》历时数年），成本高，雕版也难以保存，更难以承担成百上千件作品的复制任务，而近代陆续出现的珂罗版技术、铜版印、丝网印和胶版印刷等方法，亦有难以克服的局限；三是数码仿真技术，尽最大可能追求与原作的一致性，这是目前书画文物的最佳复制技术。　　　　一鼎轩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与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了“一鼎轩·彩虹仿真艺术品制作公司”。经过近百名文物、造纸、纺织、印刷、出版、美术和计算机领域专家5年的刻苦攻关，对原材料、油墨、机器设备、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系列改进和创造，终于使产品效果达到几乎完美无暇、难辨真伪的程度，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书画仿真制作”。　　《文物天地》：书画复制保持原作色彩和再现原作神韵是关键。一鼎轩·彩虹使用什么技术？书画复制品是不是一种印刷品？　　　　吉平：德国人阿尔贝特发明的珂罗版印刷技术1875年开始在中国应用。这种技术能较好地表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泼墨和书法中的墨气。珂罗版技术的致命缺陷是不适应工业化生产的要求：速度慢，不稳定和成本高。　　　　数码仿真与普通印刷概念不同。我们最初与二玄社一样采用胶版印刷技术，只是不用印刷机而用打样机。2004年，我们投入巨资，从德国和美国引进输入、色彩管理和输出设备，将数码印刷技术运用于复制书画。从技术层面上说，我们首次将高新技术引入了古代书画仿真制作领域，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印刷技术与传统书画材质的完美结合，首创了全数字化高仿真复制工艺和ICC全程色彩管理方案，成功实现了图象原本色彩在高保真呈像设备与丝绢、宣纸、油画布之间的数字化阶调影像色空间的准确传递再现，研发并应用了在丝绢、宣纸、油画布上实现喷墨数字制作技术和使高仿真艺术品从数字信号提取到色彩管理，从色彩空间转换到承印载体专有技术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在保持真迹原大、原样、原色、图章、笔势、墨色晕染精准和作品色调、层次、质感、韵味的同时，对真迹中由于年代久远而产生的某些缺失进行精细的还原，真正达到高仿真效果。仿真品即使在太阳底下曝晒也不会褪色。　　　　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说，我们还不能直接对原作扫描，效果却胜于以往。制作数量也不再影响质量。复制的清代袁江《阿房宫图》十二条屏7米多宽、高1.94米，整件作品气氛统一。当然，目前还没有达到理想境地，尺幅横宽超过1.1米的画作还得拼接――我们准备进口新设备，以弥补这一不足。　　《文物天地》：艺术品不同于工业化流水线产品，衡量其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是所具有的唯一性或稀有性。大规模地生产艺术品复制品会降低艺术品和艺术品复制品的价值。　　　　吉平：艺术品复制分有限制作和无限制作。有限制作是限制数量、编号并由艺术家签名，成本虽高，但是稀有。　　　　古代书画许多作品是通过临摹流传至今的，其后才有了珂罗版印刷技术、胶版印刷技术及数码印刷技术，还会有更好的技术。但有一点是不可挽回的，即原作正在走向消亡，这是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我们想复制的《千里江山图》已无法展开拍照了。百年以后，许多名迹将会逐渐消失，但人们会从仿真品中一窥见它们的风貌。　　　　说实话，不做复制品，我也不知道李公麟的画是什么样。博物馆展览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2002年度轰动上海滩的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博物馆三家联合举办的“晋唐宋元国宝展”也只接待了几十万人次的观众。仿真画不金贵，可使用几十年上百年，而人们所受的熏陶并不是花几千元就可买到的。　　《文物天地》：艺术复制品的市场前景如何？　　　　吉平：长期以来，社会舆论或者过分强调艺术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或者过分注重投资价值，而忽略欣赏和装饰价值。住房制度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家居装修热潮使中国逐渐形成了艺术品消费市场。据测算，北京市居民每年用于家庭装修、改善环境的费用达400亿元。艺术品消费必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谁都愿意购藏真迹名作，真迹却只有一幅，且历史名迹大多收藏于公私博物馆或收藏家之手，市场销售的名迹不是太贵，就是真伪莫辨，甚至是粗劣的赝品。仿真品成为满足人们对艺术欣赏和收藏需求的一种替代选择，也是最佳选择。　　　　一鼎轩·彩虹仿真书画的废品率和价格都高。这是因为丝绢和宣纸极难控制；限量生产，成本必然高企。与二玄社不同，我们不是一张画不停地重复印刷，而是不断开拓新品种，以给消费者新鲜感。品种丰富了，才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才能说我们是做仿真艺术的专业公司，否则只是做了一个项目而已。在艺术品市场或仿真艺术品市场，目前只有我们做出了规模，其他印刷都着眼于品牌经营。　　　　文化产业是长线投资，要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压力。我们不怕竞争，遗憾的是，唯一的竞争者二玄社已停止生产。我觉得，需要多家公司进入这个行业，文化传播的速度才能更快，市场才能做大。　　《文物天地》：一鼎轩·彩虹的产品与日本二玄社产品有何差异？　　　　吉平：日本二玄社是家印刷设备制造商。为了炫耀和推销其精良的印刷设备，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在1972年至2002年间制作了台北故宫馆藏的大部分历代名家书画。二玄社专门从德国定制了重达2吨的照像制版相机，照片尺寸达到4×5米或5×7米。但二玄社做不到用真正的丝绢或宣纸复制，只能用一种称为“和纸”的印刷纸制作，绢本则用仿绢材料。我们起步时就坚持“原汁原味”，原作是宣纸就用宣纸，是绢本就用丝绢。　　　　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原作，也没有定制专门设备，产品质量故宫专家说了算。每幅原作制作100张，每张都有编号、配“故宫博物院监制证书”和“故宫博物院监制”章。专家们监控质量不考虑技术和成本，但公司只能承担，我们必须遵循既定规则。保证质量是我们永远的追求。　　　　一鼎轩·彩虹已经放弃了胶版印刷技术，保留部分珂罗版技术，大部分采用数码技术。无论从材料，还是从技术，以至尺幅，我们都超过二玄社了。二玄社是艺术品复制的先行者，我们的定价参考了二玄社。复制品定价主要依据尺幅，价格差异的原因是材料不同、限量制作和处理技术不同。　　　　2005年8月18日，在“数码印刷在中国”技术高峰论坛暨获奖作品巡展北京站上，“故宫珍藏书画仿真品系列”获得首届“科印杯”数码印刷作品大奖赛中最引人注目的全场大奖，油画仿真品《沧海颂》获（艺术品复制类）应用创新奖。评委们认为，“故宫珍藏书画仿真品系列”作品是新材料和新工艺在古画复制上的有机结合，色彩还原逼真、墨色纯正、墨韵层次丰富、绢纹质感清晰，非常接近原作，古色古香的特色得到很好再现，为数码印刷技术复制仿真艺术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最近，我们的仿真古画和油画又在“亚洲印刷年会”上获得了两项金奖和两项银奖。　　　　制作仿真书画的另一个意外收获是：印刷厂的制版和印制水准大幅提升。　　《文物天地》：一鼎轩·彩虹正在制作靳尚谊、吴冠中等当代书画大家作品的复制品，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吉平：为了丰富仿真书画作品的艺术门类，满足社会各界对油画鉴赏和收藏的需要，从2004年起，一鼎轩·彩虹公司在做好故宫历代书画珍品仿真复制的同时，积极与中国油画学会合作，探索仿真制作当代油画作品，以中国当代油画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为对象，继续制作靳尚谊、詹建俊、朱乃正、张祖英、吴冠中等著名油画家的几十幅作品。所有仿真品均由中国油画学会和作者监制、签名并限量印制。　　　　油画走俏艺术市场，但油画大家的作品却鲜为人知。我们做油画仿真品如同为画家本人和作品做广告，让公众认知了什么是真正的油画。文化的力量是潜移默化的。值得自豪的是，很多画家本人都很难一下子分辨原作和仿真品。　　《文物天地》：一些博物馆相继开发馆藏品的复制工作并投放市场。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吉平：博物馆藏品具有资源垄断性。与博物馆合作，要特别注意复制品的定位及版权。　　　　在现有技术和能力范围内，我们要做出最好的艺术仿真品，不能为了利润而败坏了仿真画的声誉。除了与北京故宫的合作方式外，对资金匮乏的博物馆，可以通过博物馆授权我们销售一部分仿真品的方式开展合作。　　　　中国博物馆主要挣门票钱，其文化价值无从体现。文化传承和复兴不是句空话。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无数艺术珍品，由于各种原因能够保存下来并流传至今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不能再不负责任地堆放在库房里。运用技术手段来复制艺术品也是一种很好的文化传播。　　《文物天地》：对艺术品复制向存异议，认为有损馆藏品的价值，或是影响了艺术品市场发展。　　　　吉平：中国书画早就有“绢保八百，纸保千年”之说。出于学习或传播和商业目的，艺术品被复制是必然的。中国书画临摹的历史能追溯至三国时代，正是有了复制品，才使许多书画延续至今，使我们得以窥见其中的变迁，如《洛神赋》、《女史箴图》、《韩熙载夜宴图》、《兰亭序》等，否则，这些名迹仅仅是故纸堆里的墨迹。复制的主要功能在于传播。复制品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不可与原作并论，但观赏价值不相上下，也是保持原作艺术寿命的有效途径。　　　　复制品不同于赝品。在西方，艺术复制品占相当的市场份额，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水平进行选择。国际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也有收藏高品质复制品的传统。据说，在美国最为成功的中国画家丁绍光，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其工笔重彩作品丝网印刷复制品的销售。高品质的复制品同样具有投资价值。北京荣宝斋20世纪50年代用木板水印技术印制了唐代的《簪花仕女图》等古代名画及齐白石、徐悲鸿作品，当年几元钱或几十元钱的齐白石、徐悲鸿作品的水印木刻复制品如今已是收藏的珍品。一些印刷或是复制品能拍卖到数万元至十几万元并不鲜见。可见它们的市场价值和收藏价值的空间有多大。相当多的文博专家也认为，古代书画复制迫在眉睫，如果不把古代书画和当代书画的复制工作做好，市场就会出现伪劣的复制作品，出现伪币驱逐良币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