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一个空间，将近500号的大画挂在墙面上，旁边什么样的艺术作品也没有，所有的聚光灯全都只往那张大画照射，很孤单；却没有想象中的寂寞。　　我在北京，泰康人寿大楼的顶层空间里。　　唐昕，顶层空间的艺术总监，一位不仅用力而且是耗尽全心，只为把当代艺术一点一滴释放出来，让企业所赞助的文化单位，能够不流于企业文化的展示橱窗；而是真正具有独立思想与呼吸能力的艺术空间。从今年开始，唐昕准备四个展览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是采取艺术家组构的方式来串联。也就是她选择一位艺术家，再由这个艺术家来找另一位合作伙伴（或者是二位），共同来完成一个合作艺术创作计画，顶层空间完全支出展场空间与媒材的基本开销，企图打破视觉艺术家难以共事的先天陋习，并且希望透过艺术家共构的方式，重新为艺术创作的面貌找出另一个阅读的空间。在第一个方案里，洪浩与颜磊一起合作，作品的名称定为〈泰康计画〉，一个完全不是因应企业主的创作计画，但却又如此显现出当代艺术家灵巧社会观察性格的作品。　　整件大画严格讲是采取两个不同时空的串联，意图把观念性的想法经由架上绘画的表现型态来展现。洪浩从自己相当景仰的艺术家梵高作品中来取材，一幅描写阿尔病院的构图，巧妙被洪浩给再制出来，只是，割耳前与割耳后的梵高图像，已经被洪浩个人的肖像给取替，而颜磊则在画幅的旁边；全然没有任何着色与图案的画布上，贴上好多张不同名目的保单（而且都是他与洪浩的保单）。初看这张大画，会感觉当中所透露的荒谬性，甚至没有办法以后现代的语法来作为归类，很怪；整个作品。　　可是，后来在听过整个案子背后的创作构思，艺术家可望传递的深层意念，确实是很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议题。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讲，梵高；代表了一座高山，一座自己穷尽一辈子都难以攀爬到顶的高山。可是，当创作走到最后，油彩、画布、灵感；都再也无法解决个人内心那股噪动，那股完全说不出来的深沉、对生命无法再平和看待的噪动时，伤害自己是完全没有任何痛苦的感觉。梵高割耳，有太多理不清的情愫，有太多得不到同侪的心理认同，有太多无法排解的寂寞，选择割耳，无疑也只是想为自己内心无法再承受压力找到一个出口。那个时候的梵高，离成功有一段遥远而看不轮廓的距离，他在世的时候，甚至都无法那么清楚知道自己到底离成功多近或多远，他只是单纯活在自己自构的世界里，由弟弟来负责涵养他在社会的虚荣与一点点自尊。洪浩与颜磊，离梵高的时代，岂只是千重山万重水，更有数也数不清的社会价值与文化差异。但是两位目前相当活跃的艺术家，却在一个企业的艺术空间舞台中，从梵高身上为自己找到一个贴合现在艺术家生活节奏的表达语体。泰康人寿，在北京可说是非常高知名度的人寿保险公司。于是，艺术家就反问了，假若一位艺术家在功成利就的当际，一个心念转不开，割了耳、断了手，请问有那个公司可以来为艺术家的创作生命立下保单呢？现代社会保险的机制日渐繁复，可是，创作呢？艺术家的创作呢？如果像计算机当机、被病毒入侵、内心走不出迷宫，就这么样，一个电光石火，什么都归于零。那，这样的保险机制又该如何来规划呢？　　洪浩与颜磊，非常巧妙地把企业本身的母体文化放到合作方案来思考，但却又不愿意过度去触击到资本主义本质的商业机制，让自己的创作议题回归到艺术家能够掌握的范畴中。我觉得，这样的观念植入是非常成功与内敛。所谓的内敛，指的是这两位艺术家并不是采取一个张狂乖离的方式来传达，他们经由一个最经典的「艺术图腾」—梵高割耳，慢慢靠近现世社会中的保险话题，引出一个可以深思的艺术家社会议题，在创作的观念与行为语言中，确实是格外有意思的作品。　　走出顶层空间，北京晚春的凉风，依旧带着寒意。我突然想到一桩事，假若，艺术家的创作遭遇到不可莫名的伤残，进而画不出一张画，保单如果能保这样的内容，那假设是艺术家炒作自己的画价、钻足了，撒手说：老爷我，不画了，不玩了。那请问，那些卖他画的画廊、买他画的藏家，可不可以申请理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