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类似古人的雅集那样，崔见、崔进、靳卫红、王国斌、张灵、张正民、刘红沛再次举办自己的展览。　　事实上，一年一度随着心情将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来，以便在展览活动中与朋友们谈论与艺术有关或无关的话题，这是一种变了体的古人生活方式。　　时间是今天，2005年的年末，像数年前那样激烈地讨论艺术问题的状况不会再发生了，这倒不是因为讨论的疲倦所致，也不是因为决定论者的理论有了悲观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讲，对艺术的理解已经进入了个体，曾经的争论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过是获得一个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希望获得的自由天地。　　如果我们一定要去追问这些艺术家为什么仍然要用宣纸、毛笔、水、墨作画？回答可能是不同的，也许这些由古人就使用过的工具和材料可能更为适合于自己的心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就联系到或者联想到“传统”这个挥之不去的词汇。　　多少年前，人们对“传统”有所畏惧，因为那是一个使用“改革”、“创新”或者“前卫”这类词汇最多的时期，生命感觉到了压抑，就以反抗的形式进行说话，于是就有了难以避免的排斥。然而只有生命本身知道，问题的焦点不是物理上的变化——尽管现象世界总是以千枝百态的方式体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真要去追问艺术，那总是回到同一的问题。就像崔见谦逊地写出的文字：“问古人。”他甚至说，“只要你还使用毛笔，宣纸蘸水、墨作画，你就得去问问古人，他是如何做的，你就得按照古人所指的路，踏踏实实先走一遍。”今天的画家是否有能力“按照古人所指的路，踏踏实实先走一遍”？我们不得而知，可是，如果我们具有灵性，就会同意：古人所指也并非具体的“黄山”，所谓邱壑不是具体的自然，内心世界才是修行的场所。这样的表述也许古旧，可是，画家崔进用另外的文辞说了同样的道理：“我们往往陷于在语言层面上的危机意识，实质上是一种画家主体精神的危机。只有源于精神的探索，语言才能具有持续的驱动力。”事实上，主体精神如果没有一个外在的目的性，我们很难不将其作为个人的心智陶冶，尖锐的心理冲突经常被理解为现实的反映，可是，对心理的复杂性的表现仍然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来进行，既然“语言的发展是以精神的探求为目标”，那么，对自己内心的追问就很可能演变为对古人的追问。　　靳卫红发现，“中国传统水墨画是一门已经发展得很完善的艺术，中国式的审美经验被历代的水墨图卷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对这类绘画普通人几乎是分享不到什么的，这属于一种圈子的阅读，精英之间的游戏。”可是，如果我们面对今天的水墨画，是否存在着同样的问题。精神世界的修行本身就是个人化的，走向内心的无限是需要有智慧的同情者的，这样，重要的不是去书写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字画，可能相反，透露心性的路线也许才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总是希望通过任何方式去向他人提出问题，并且如果可能，也应该做出“写心”的示范——这是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和任务之一。这样，我们更多地是检讨自己的内心，挖掘心灵的问题，表达世界的天真，恢复优良的品行。靳卫红谈到不能放弃水墨画的理由是因为“水墨画也是我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可是我们身份的真正标志究竟是什么？这本身就需要通过追问来获得。经验告诉我们，追问仍然是进入自己的内心。　　王国斌在他的实践中关注了对传统表现方式的转换与改变，他相信：“当代水墨人物画与传统的人物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完全是以一种新的姿态展现出来。水墨人物画更多的是以面的形式表现人的立体形象，并且正是由于面的介入，才使得中国人物画由以前的二维平面造型变为三维立体造型，这样就给水墨人物画的表现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可是，水墨画中的人物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不得而知，古人“没有把墨和形的问题解决好”这是一个今天的假设，绘画中的任何假定性也许仅仅是画家借题发挥所进行的一种艺术修炼而已，王国斌关注笔墨现象学意义上的工作，很可能他对心灵是否“退回”到深处并不在意，是否日常生活本身已经可以提示出存在的问题？　　张灵相信女性艺术在感知方式、经验方式、艺术程式方面存在差异性。诗意成为一种特征，被画家所提醒，所有生活中的问题有可能被化解为欢娱、伤感、压抑、平和这样一些情绪。因此，画面中的人物变为一种可能是自己的生活的假设与梦想，当普通的花草成为绘画的内容时，那么心灵的象征意义也会因此而凸现出来。一花一世界，这个时刻的花也就是心性的印证。“在我的作品中那些飘浮在天空中的云彩，慵懒的兔子，优雅闲适的女主角，以及现代都市中的某个场景的凸现，无一不是我所经历过程中的回忆，因为打破了时空的顺序和理性的界定而呈现出虚拟、梦幻、无序的错觉，以及于现实生活的距离感，这些童话般的描述是我个人生活环境以及变迁在我心灵刻下的痕迹的隐喻和外化。”任何人都有可能陈述这样的看法，可是，只要笔意率真，表现自由，且墨色特别，我们就可能透视出痕迹下的心灵。　　张正民怀疑艺术家的逆反是否都会对艺术史有所帮助，以至他提醒，“逆反的深度与浅薄性同在。” 经过了非此即彼的时期，画家还是相信现实本身的重要性。可是，选择回到现实的理由是“去切实地体会人类内心的需要和欲望”，在不断的尝试中，“或许，传统的笔墨关系在现实的话语下能给我们带来新的意义”。这样的结论不是我们判断画家艺术的理由，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安宁的形象也许就是现实本身的问题。幽雅的传统戏曲让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可是在刘红沛的水墨戏剧人物画里，笔在自由的走动中保留的那些图案与饰物仍然是一种不得已的对过去的提示。　　事实上，感知的世界与领悟的世界统统都与过去有关，我们追问自己就是追问古人，这倒不是说我们必须去重新拾起旧东西，而是说，我们与古人面临的灵魂问题大同小异。相反亦然，溪山行旅所能提示的问题不是催促我们回到自然，而是提醒我们今天仍然保持着的对自然的亲近，我们的任何精神状态不过是自然状态中的一种，学习古人，就是听凭自己。这样，我们能在展览的作品中和展览活动的交谈中有什么收获，就赖于我们自觉的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