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06期:<大家>东方的想象
2006-06-19 15:26:43 殷双喜
美国著名东方学家赛义德认为,自14世纪东方学在西方产生,“东方的”这一概念即包含着对任何亚洲事物所表现出来的或专业或业余的热情,而“亚洲的”则被奇妙地等同于异国情调的、神秘的、深奥的、含蓄的。这是文艺复兴盛期欧洲对古代希腊所爆发的热情向东方的转移。在19世纪的作家如福楼拜、马克思那里,对“东方”的普遍概括是从每一东方事物所假定具有的代表性那里汲取其力量的;东方的每一构成元素都展示出强烈的东方性,东方与生俱来的原初性成为东方本身,每一研究或书写东方的人最终都不得不转向这一观念,就好比转向的是不受时间或经验限制的永恒的检验标准。西方的东方学家对东方的知识在东方激发了一场运动,这种新的、复活了的东方具有模棱两可性,它所带来的半真实半想象、半悲剧性半喜剧性的结果成了一种新形式的东方学话语。这一话语提出了对当代东方的新的想象视野(vision),并且逐渐代替了对东方的叙事呈现,在这一想象视野中,东方生活的细节仅仅用来进一步确认对象的东方性和观察者的西方性。通过这一想象视野,西方的东方学家对东方做出了预言性的、明确而清晰的界定,并且深深地影响了东方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东方观。 “东方想象”不同于“想象东方”。作为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群体活动,将展览命名为“东方想象”,表现了他们强烈的回归艺术与确立自身而非“他者”的愿望。这种艺术强调个体的想象力与传统艺术文脉的血缘关系,强调一种自由的艺术创造力,它也许是在西方强势文化下的百年觉醒,是一种“东方既白”的自信与脚踏实地的艺术态度。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的涌入与洗礼,新一代中国艺术家开始用更为独立的眼光观察急速变化的现实,中国当代艺术对西方的想象又回到了自身的文化情境中。 “东方想象”不等于想象传统。使传统在文化想象中得以复活,成为简单的文化回归,大量地使用中国文化素材,无论是古代的文化符号还是当代的政治符号,都不等于艺术的个性化创造。真正的当代艺术,必然包含着当代艺术家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与重塑。 想象力的匮乏是当代艺术日益苍白的致命软肋,有相当一部分曾经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如今陷入样式化的商品画复制性生产的泥淖不能自拔。一位优秀的艺术家,不仅要能够再现自然,更重要的,应该善于以艺术的方式进行视觉叙事和观念传达,这就要求艺术家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将想象与知识结合起来,创作出与众不同的视觉画面。当代社会的迅速变迁和视觉图像的惊人增殖,对以形象再现为主要特征的写实绘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它对艺术家的知识与想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参展的八位艺术家的作品,虽然保持了具象绘画的视觉形象,但却发挥了想象的自由和观念的渗入,在二维平面上呈现出形象的多重组合、空间的自由切换,拓展了作品的观念与情感空间。这里的形象,是艺术家的想象力所创造的可视形象,我称之为“心象”,它意味着艺术家对当代视觉形象资源可以而且必须进行创造性的接受、加工与组合再创,从人类的全部文化传统中获得视觉的想象力。 “东方想象”意在表达中国艺术家对于现代生活环境的观念。在这一意义上,展览的主题也可以理解为“东方时空”,即作为具有永恒性的中国艺术,浓缩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理想与审美趣味,在现代性的艺术作品中凝聚了古老的东方文化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参展的艺术家深受中西两种文化的影响,对人与环境的相互协调有着独到的理解,同时对现代城市的发展与现代人的心理状态具有充分的敏感性,他们的作品充分呈现了东方人复杂多变的生活内容和心理欲望。“东方想象”既反映了这些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也回应了世界对于中国文化的想象与期待。 新的世纪,是高科技与工业的世纪,是物质文明更加发达的世纪,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更加渴望精神的充实。在这些画家充满东方文化气息的画作面前,我们的心灵沉浸于瑰丽的奇光之中,在冥想与沉思中升腾与超越。
(责任编辑:雅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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