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中国当代艺术品在纽约苏富比的热卖，在我看来，其带来的后果比难以佐证的“蝴蝶效应理论”要厉害多了。所谓的“蝴蝶效应”，大致的意思是说，即使生活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搧动几下翅膀，几周后也可能在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在全球艺术市场系统，纽约苏富比这只蝴蝶所引发的这场“龙卷风”，因借助通讯科技的发达，在原发点和事故地差不多同步生发：当西半球苏富比的拍卖大厅里，几位买家对着张晓刚或王广义的作品轻轻晃动号牌——这种类似于蝴蝶翅膀的运动时，直接导致了处在东半球的中国当代艺术气候，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当数艺术市场的经营者和艺术家。纽约拍卖之后，国内画廊和拍卖公司的数量剧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经营当代艺术品的占了大多数。与此同时，在交易市场表现一直不温不火的当代艺术家，也似乎突然撞上大运，短短的几个月里，拍卖纪录一路飙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刷新，长期以来制造的作品曾经堆积如山，现在总算碰到了一个胃口好得出奇的消化市场。有些作品的成交额高得恐怕连他们自己做梦都没料到，就单件价格来说，就那么轻而易举地持平或超过西方一些重要艺术家的价格。而这个画家的作品风格不久前还是他临摹的对象呢。当代艺术的火爆，直接惠及身后的制造者，一大批年轻的艺术家再也不用为作品的出售问题发愁。惟一值得他们头疼的事是，手头这幅刚画了一半的作品，完成后究竟交给等候在画室外的几个画商中的谁更合适。　　这样的好事在中国艺术市场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以至于许多艺术家因当年的生活所迫曾经去做摄影、录像、行为艺术，甚至装修、广告设计，现在纷纷回来搞架上绘画，艺术家们都惊喜地认为艺术终于等到了它的春天！　　艺术的春天真的来临了吗？　　事实上，当纽约苏富比的拍卖大获全胜、火爆落槌后，前去关注自己画廊签约画家作品的黄燎原，回来后谈及对行情的看法时，认为“太热了，热得人都有点烦躁”。黄燎原承认，“藏家”在买主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更多的是“炒家”。至于个中买家的比例，业内有关人士普遍的估计是炒家占80％，藏家占20%左右。　　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拍卖行，对炒家所持的态度恐怕都是爱恨交加。爱的一面是艺术市场的确需要有人搞活，需要资金注入和流通，无论这个资金是来自股市或地产的热钱，还是进入后最终的目的是洗钱；恨的一面因为炒家是纯属投资性质，终极目的是赚钱，可能来得凶猛去得也凶猛，尤其是在目前艺术市场还不是很规范的时候。一个炒家远远大于藏家的艺术市场是危机四伏的市场，它所呈现出来的繁荣顶多只能说是表面的繁荣。　　即使拍卖市场的这种繁荣是真实可信的，但对于构建一个所谓的艺术春天也只能说是杯水车薪。在某种程度上说，一个艺术市场的繁荣与否，跟一些作品的价格拍得有多高没有必然的关系，更多的是跟一个国家的艺术普及率有关。　　旅德著名川派画家张奇开曾经说到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说他和一个朋友在冬天拜访了德国德累斯顿的一个乡村木匠，令他感到好奇的是这个木匠房子的一面墙上挂满了版画，其中有一张作品签着丢勒矩形门框式的名字，令他大吃一惊。他觉得一个普通劳动者怎么买得起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巨匠的作品？老木匠似乎懂得张奇开的迟疑目光，很轻描淡写地说，那是他祖上留下来的一件珍品，其他的都不值钱，仅仅是出于爱好，喜欢收藏。他还补充说他只收藏版画，墙上挂的只是他藏品的沧海一粟而已。　　惊诧之余张奇开以为这不过是一个例外而已。后来他接触了德国的各色人等后，才明白在中国属于秘藏的艺术品，在西方则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只有300多万人口的柏林10年前就已经有7000个靠出卖作品为生的职业艺术家，而供养他们的就是像老木匠这样的普通大众。　　就像中国的经济，艺术品交易持续性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只有当拍卖市场里的藏家和炒家的比例与眼下的相反的时候；当博物馆、收藏机构和画廊多于拍卖行的时候；当一批新贵甚至工薪阶层开始大量涌进艺术市场，把自己喜欢的艺术品买回来，不是密封在保险柜中，而是挂在自己的客厅里向朋友炫耀的时候——只有这时我们才敢说，艺术的春天已经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