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国内书画市场异常火爆，在悠久的中国书画鉴藏史上几无出其右者。社会的长期稳定，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加剧了艺术品的商品化趋势。随着艺术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书画造假作伪之风也随之盛行，以致大有泛滥之势。　　　　就书画收藏的动机而言，无论趋利，抑或欣赏，作品本身的真伪都是首要的话题。而鉴别真伪则成为书画收藏的首要任务。中国书画的作伪历史悠久，千余年来积累的鉴定方法虽然千差万别，莫衷一是，但是这些方法至今仍旧有着风行不衰的悠远效应。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书画鉴定方法日趋丰富完善，逐渐成为专门之学。如若对其进行爬梳归纳，无外以下两个鉴定流派或者系统：一是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一是从书画视觉方式入手的图像风格分析派。　　　　在这两个书画鉴定流派中，前者是中国自古以来书画鉴定传统的延续与拓展；后者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西艺术史研究结合的产物。这两个鉴定流派虽然视角不同，各有优劣，但却有着同一的学鹄（gc）——“辨真伪与明是非”①。　　　　在文本文献的鉴考结合派中，当首推张珩、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等几位大家。虽然他们书画鉴定的成就各异，影响各有大小，但是在中国20世纪的书画鉴定领域里，几位却是不祧之大宗，整体影响极为广泛与深远。这些名家不仅具有丰富的书画鉴定实践经验，而且大多兼工书画，淹贯经史，著作宏富，具有独特的学术代表性和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张珩、谢稚柳以及徐邦达三人都出身于较有文化素养的家庭，年轻时即已投身书画行业，要么专攻书画鉴定，要么心仪书画创作。如张珩，其祖父就有大量的藏书，并且精于版本之学。同时他的家境较为富庶，唐宋名迹都有收藏，明清两代藏品更是不胜枚举。他生前曾经留下一本小册子《怎样鉴定书画》，在书中他明确指出书画鉴定的目标是“辨真伪明是非”②，同时他把鉴定可依据的书画文本因素归纳为“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③。在提倡以风格比较为主要鉴定方法的同时，要注意主要依据（书画的时代风格与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和辅助依据（如印章、题跋、款识、纸绢、装潢形式以及相关文献与学科知识等）的运用。例如，他曾经鉴定上海博物馆藏的王渊（13世纪末～14世纪中期）《竹石集禽图》，首先从画面的时代特点与个人风格来看，可以肯定是王渊的晚期作品。其次看其隶书款和“王若水印”“墨妙笔精”二印，钤印很好，纸张也符合时代面貌。再考究它的流传经过，解放前为上海周湘云所有，画上的“张弧之印”则表明它曾为张弧旧藏。乾隆皇帝的印玺则说明它曾庋藏于清内府，入内府前又经梁清标收藏，因为其上有“棠村审定”“蕉林”二印。最后看“八年癸丑”的年款，宣德八年（1433年）正好是癸丑，上距作画时间约一百余年。作品的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均一致，于是可以断定它是真迹无疑。他的鉴定理念对其后的谢稚柳、徐邦达等人有着深刻的影响，这二位鉴定家对张珩的方法都有各自的理解与运用，自成一格。综观20世纪中国书画鉴定界，张珩对于书画鉴定学具有开山之功。　　　　谢稚柳先生工诗文，能书法，擅山水、花鸟，亦偶作人物，尤精书画鉴定，与张珩并称“北张南谢”。谢先生早年学画，又与张大千一起对敦煌壁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这使他准确地把握了唐宋以来中国书画主流风格的渊源流变，由此确立了以风格流派断代、辨伪的方法。正如他本人所说“最切实的办法是，认识从一家开始，而后从一家的流派渊源等关系方面渐次地扩展”④。虽然他也不忽视对相关文献的印证，但却更看重书画艺术的本体，如作品的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和画面布局等特征，即重视书画本身的体貌精神。此种鉴定方法对鉴定者本身的书画水平具有很高的要求，谢稚柳因其本人具有较高的书画创作能力和聪颖的鉴定才智，使其成为这一鉴定方法中的巨擘。谢先生对传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的鉴定，可作一例子。对于此帖，抛开所有的旁证迷惑，仅仅从其笔势与形体来看，已具有元代赵孟I的风格，所以它不是唐宋勾填本，而是元人的手笔。这一鉴别结果，正是基于对《游目帖》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的比较中得出的。谢先生的鉴定理念，他的《水墨画》和《鉴余杂稿》二书有详细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