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七器” 西周太保鼎　　清咸丰年间(一说道光年间),山东寿张县梁山出土了七件青铜器。它们是小臣犀尊、太保簋、大史友、太保鼎等。这些商周青铜器,器型庄严厚重,纹 华丽繁缛,是商周青铜器的典型代表,被誉为“梁山七器”。一时间,学者们研究著录,收藏家们争相收藏,成为清末民国初金石学界的大事。目前在天津博物馆的西周太保鼎，是唯一一件收藏在国内博物馆的“梁山七器”。　　西周太保鼎自出土之日,就受到收藏家的青睐,先后被山东济宁钟氏、南海李山农、日照丁跋臣等人收藏。1917年,清光绪年进士,时任袁世凯政府国务卿的徐世昌,在清史馆总编篡柯凤孙的介绍下,将太保鼎连同西周太师鼎、小克鼎、克钟一并收入自己的弢斋中,惊喜之余,特作《得鼎歌》。在这首七言诗中,徐世昌畅述得鼎过程,颂赞鼎之美好,将它与世人皆知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相媲美,表达自己的珍爱之情。1958年徐世昌孙媳张秉慧将它们捐献国家。　　西周太保鼎（图一），通高50.7厘米，口径23.36厘米，重26公斤。 方形，四柱足，造型雄伟，使用圆雕、浮雕技法，工艺精湛。其口上铸双立耳,耳上附雕双兽。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饕餮纹,四角饰扉棱。最为显著的是柱足上装饰的扉棱和柱足中部装饰的圆盘,这在商周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非常奇异。西周太保鼎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被《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卷》收录，并于1993年被选送参加第三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又因其异常珍贵，被国家文物局确定为不允许出境展览的64件古代艺术品之一。　　太保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图二）。《尚书·君奭》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左右。”《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据学者考证,这件太保鼎是西周成王时的重臣召公奭所铸造的, “大保”是其官称。目前发现太保自铸器共四件,除太保鼎外，太保簋现藏美国费里尔美术馆,太保卣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太保盉现存北京文物研究所。　　曲折重现　西周铜禁　　禁是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壶等盛酒器皿的几案，传世作品皆为铜质，最早的为西周初期，春秋战国时人们仍有使用。目前存世的铜禁有1901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现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西周铜禁；1978年河南淅川出土，现存河南博物院的春秋晚期云纹铜禁，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现存湖北省博物馆的战国铜禁；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陕西，现存天津博物馆的西周夔纹铜禁。　　天津博物馆藏西周铜禁（图三），为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通高23厘米、长126厘米、宽46.6厘米。禁面上有三个突起的椭圆形子口，使摆放在上面的物体不致移动。其四面饰夔纹，制作精良，纹饰生动。关于它的出现还有一段曲折的往事。1926年曾为古玩店学徒的陕西军阀党玉琨，组织人员在宝鸡斗鸡台戴家沟进行大规模的盗掘，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这件西周夔纹铜禁。党玉琨在战乱中死去，他盗掘的这批文物落在了宋哲元手中，宋哲元将其中的一部分送与了冯玉祥，一部分运回了天津家中。以后，宋哲元的下属将许多件铜器卖到日本、美国，而这件珍贵的西周夔纹铜禁却一直不见踪影。原来，日本人占领天津期间，没收了抗日将领宋哲元的家产。宋哲元的三弟通过请客送礼等手段，将部分财产赎了回来，其中也包括这件西周铜禁等一批文物，并将它们秘藏家中。直到1968年，天津文物管理处在宋哲元三弟的小老婆家中，发现了已破碎成50多块的西周铜禁。经过国家博物馆老师傅一年多的修整，西周铜禁又完好如初的展现它的风采。　　形体硕大 楚王鼎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件战国时期楚幽王铸造的鼎。此鼎通高53厘米，造型古朴浑厚，端庄稳重，气魄宏大，是一件典型的战国时楚国铜器（图四）。其器口上有 “楚王（熊）（悍），战隻（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乔）鼎，以共（供）棠（尝）”，器盖有“楚王（熊）（悍）战隻（获）兵铜，正月吉日，室铸（乔）鼎之盖，以共（供）棠（尝）。”器身有 “币秦（佑）苟为之”、“币盘（野）（佑）秦为之”、“集”、“楚”共64字铭文，记录楚王用缴获的兵器铸成此鼎用于祭祀的实事。据学者考证，就是楚王熊悍。公元前241年，楚王考烈为避秦国威胁，将都城迁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历考烈、幽、哀、负四王，于公元前223年被秦将王翦所破，楚亡。幽王公元前237—前228年在位，葬寿春王陵。　　安徽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是传说中的楚王陵所在。1933年，安徽大水，李三孤堆坟茔被打开，（一说被大水冲开，一说为当地保甲带人挖开），出土很多铜器、石器。一时间风声传布，各地文物商贩云集，地方官绅强取豪夺。政府闻讯将缴获的七百余件文物封存于县教育局，后移交省图书馆。解放后入藏安徽省博物馆。另有一些文物流散各地，其中楚王鼎、铸客豆（两件）、铸客、铸客簠（两件）、勺等十件铜器流至天津宝楚斋李氏，后入藏天津博物馆。寿县铜器，是楚国器物的第一次大规模出土，震撼了中国文化界，学者们争相著录。有孙壮编《宝楚斋藏器图释》、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图录》等收录此次出土器物。有李景辑《寿县楚墓调查报告情况》（《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1936年）记述此次发掘经过。还有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等研究专著。楚王鼎为这批楚器中形体较大，铭文较多的一件重要文物，在出土的当时，曾被誉为“南北楚器之冠”。同一形制、相同大小、铭文一样的楚王鼎同时铸造了两件，另一件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我们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可以看到。　　克的遗物　克克钟 小克鼎　　1890年，陕西扶风县任村出土了鼎、簋、钟等古代青铜器，其中的西周贵族膳夫克铸造的铜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有铭铜器中的铸造者之名，命名该器。这批青铜器是克铸造的，故称它们为克鼎、克钟等。学者们发现克钟的铭文较为奇特，两件铜钟的文字组成一篇完整的铭文。而这篇铭文又被完整地镌刻在同时出土的克上。这件克自出土以后即被收藏家珍藏，秘不示人，仅以少量拓本传世，人们不能观其全貌，故世人称其为“全文克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收藏家张叔诚先生将这件家传珍宝捐献国家，成为博物馆的公开展品，人们依其形制，正式定名为克。1990年，文化部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届“中国文物精华展”，展出全国各地的文物精品两百件。天津博物馆藏“克”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名器，受世人瞩目。它也是此次展览中少数传世品之一，是天津地区唯一入选的展品。　　是古代贵族祭祀或宴飨时使用的单个大型打击乐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说“，如钟而大”,这说明似钟而非钟。较钟除了形体较大外，钮也较为宽扁。克（图五），通高63.5厘米，椭圆体，平口，四面有透雕夔纹凸棱装饰，铸工精良，形制古朴，装饰瑰丽，艺术价值突出。在它的鼓部有79字铭文(图六)，叙说了克于十六年九月在康王庙中的一个宫室中被周王召见，接受命令，沿泾水东到京师巡查，完成任务又接受车辆和马匹的赏赐，为追念逝去的先辈，并祈求幸福而铸器，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前面提到的克钟，传世共5枚，当属编钟。上海博物馆藏2枚，天津博物馆藏1枚，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藤井有邻美术馆各藏1枚。克钟全篇铭文79字，分刻两器上，每钟半篇。上海博物馆的两枚、奈良美术馆的一枚为上半篇铭文，天津博物馆、藤井有邻美术馆的为下半篇铭文，据此推知，克钟在铸造时应为六件，另一件的藏身处还是个谜。天津博物馆藏克钟（图七），装饰当时流行的重环纹、夔纹、窃曲纹、卷龙纹等纹饰，华美端庄，是5枚编钟中较小的一个。　　在天津博物馆，还藏有一件与克、克钟同时出土的膳夫克铸造的青铜器——克鼎。克鼎出土时共8件，大克鼎一件藏于上海博物馆，小克鼎七件，分别藏于天津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书道博物馆、日本黑川文化研究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天津博物馆藏小克鼎（图八），造型典雅秀美，纹饰华丽富于变化。腹部的72字铭文记述了克执行周王的命令对军队进行整编，是研究周代军事组织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