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9日晚，威尼斯电影节又一次把金狮奖颁给了华裔导演的作品，《三峡好人》及其导演贾樟柯获得了最高荣誉，华裔导演也成为近二十年来威尼斯最受欢迎的群体。贾樟柯是内地所谓“第六代”电影人的领军人物，从此名列侯孝贤、张艺谋、蔡明亮、李安之侧，是贾樟柯多年以来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所合理的回报。贾樟柯的电影，永远在路上，同时贾樟柯又被成为“地下导演”，然而他为自己、为中国电影寻找出一条艺术之路，漂泊者也有明天，不仅电影中如是，现实更如是。 　　贾樟柯：第六代最出色的思考者 　　《三峡好人》延续其人文思考，在即将消失的奉节古城里，几个小人物在寻找、确认和分离，纯粹而真实，折射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贾樟柯的电影背负现实主义纪录和审视的期许。回望贾樟柯的过往，这是一贯的选择。或者说，他没有选择，不过是在不同时空，坚持做下去。 　　艺术至上，表达至上，贾樟柯的电影从一开始就拒绝了中国式的商业电影，而大踏步的走自己的路。初始，资金多来自民间。成名之后，资金来自欧洲和日本，而电影收益则是全世界。鉴于同电影局的紧张关系，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采取海外营销的模式，以其一贯的品质和良心。既在海外发言，更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比如说《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益达到1.2亿元，其实利润远远超过那些声势浩大的大片。贾樟柯的电影形成自己的风格，而产品营销也同样超越中国目前的混沌局面，从投资到制作、再到回收，都走出一条特别的路。 　　1970年，贾樟柯出生于山西。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贾樟柯的青春期正好赶上八十年代文化热潮，于是当他有机会拍电影，自然就有会知识分子的反思。作为资源基地的故乡，同时给予贾樟柯电影沉痛的母题。资源型城市的资源衰竭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城市的动力链条从此断裂，产生无数内地失业者，无所事事而又青春正激扬，无尽的念头和妄想，都要抒发，然而机会渺茫。这就是贾樟柯所有电影的背景，小人物们流浪、迷失，但又坚强而执着。或者追寻永无可能实现的理想，或者小偷小摸，或者进程打工，或者逍遥自在，或者没有或者，或者到中年之后寻找青春。 　　青春：灰色激扬 　　当初看贾樟柯导演的长片处女作《小武》时，虽然早在《天涯》杂志上看到过剧本。可是电影的最后，小武在屠洪纲《霸王别姬》的歌声中被拷，我几乎潸然泪下。小武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可能是我们周边任何人，可是他的阶段性结局只能如此，他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小偷而已，我们可以同情和愤怒于他的境遇，但是同样也悲哀其个人的努力方向。同此悲苦的小偷在电影史上还有许多，意大利德·西卡导演的《偷自行车的人》、法国罗伯特·布烈松的《扒手》、俄罗斯帕也·楚柯莱的《小偷》。小武会说自己是警察，因为后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小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是被社会抛弃，更重要的是他无所适应这个世界。小武和行人，都相互冷漠的看着对方。这个适合再也没有1980年代及其之前的热心，校正类似小武这种迷失者的极致已然失效。小武的青春，注定在黑色中度过。其实他的本意，是凑够前同伙的结婚喜钱，后者已经是成功人士。 　　相对《小武》的迷惘，《站台》则是困惑，却是理想主义者的困惑。即便在社会上失败，但是其精神值得所有人尊敬。山西，大同，汾阳。小城市中的青年人心悸躁动，也有春暖花开的惬意。他们的理想，从20岁到30多岁，在《站台》的歌声里，不断走过数不清的站台。但是他们又是太普通的年轻人，只能接受一些二度贩卖过来的符号，比如喇叭裤、墨镜、演讲、发型等一些与现代相关的表象，没有整体氛围，注定他们飘荡在汾阳，徒劳的煎熬生命。充实着失败、挫折、流浪的青春，是不服输的，别是一种力量。像油花贴着水面，似乎留不下痕迹，正如鸟飞过天空，崔明亮和尹瑞娟们的努力最大意义便在于此。撑开双手，骑着单车，青春在追问自我：天下事关心，激扬岁月，我存在。 　　到DV方式即兴拍摄的《任逍遥》，场景从汾阳到了大同，污染化严重的城市没有多少活力。两个失业工人的子弟生活是无趣的，无望的恐惧迫使他们要出动，结果抢劫银行未遂，最后又是依靠在派出所的墙壁，唱着流行歌曲《任逍遥》。逍遥自在最终成为一种奢望，青春没有安全出口。贾樟柯揭示了众多生活的可能，又给了《世界》中人以机会，他们来到大城市，在浓缩的世界景观中逡巡，为之提供安全和服务，似是而非的与世界同步，廉价的自我欣赏。多重意义，给了我们不同的解读可能，贾樟柯的电影也提供“误读”服务，正如《站台》里的文工团，辗转传达“最新流行”，对于演员自身和乡村观众，都是最新误读的开始。青春可以忍受失败，电影提供可能，观众反思激扬代价，品评他人就是设问自我。 　　漂泊：内心审视 　　从曼哈顿到金字塔，不会十秒钟，这当然极具后现代意味的奇观。一日长于一年，世界便是角落。人心反而更大，画地为牢也可以感触世界，前提是抽调了景观原型的居民和文明。作为一个曾经的文青，在观看本片前，很是喜欢贾樟柯给出的概念。但是同时又对海报上的另外一句话，表示一种忧虑和犹疑，“游离于城市边缘的世界，彷徨于真实与虚假的角落”，赵小涛、成太燊和王宏伟进城了，比马大帅和范德彪更彻底，直接到北京，而且是世界公园。 　　贾樟柯的姿态放得很平和，全球化冲动和波澜下的人们，在茫然困惑中追求自己的位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追寻。敏锐的视角，沉着的叙事，凝视和拒绝的交叉出现，黑色调的镜头语言，漂泊的青春再度上演。作为公开指认的第六代领军人物，贾樟柯意欲表达的太多。世界之大，层次繁复，贾樟柯给出的问题其实很简单。没有比社会新闻版面上的报道更深刻，是诚实的表达。面对感情上的诱惑，性的解决或是回避，是一种内心的审视。刻意的粗糙也许是暗示生活的本质，从八十年代至今，我们都不能说汾阳、大同已经精致，北京也不是。 　　回到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内省几乎贯穿始终。但因为眼界和境遇，角色并不能真正清楚自己的付出的代价，经验告诉他们磨难，却不能从本质上阐明他们的困惑。免于恐惧，争取自由，享受平等的生活，是作为现代人的先决条件。在所有制改革、经济进步的过度时代，社会的一切都在飞速的激进着，崔明亮们并非一根筋，但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可挽回的落后于时代前沿。漂泊给哦了漂泊者观察自我的机会，然而他们却没有充分认识自我。现代人文知识架构的缺少，导致自我成为模糊镜子中的镜像。贾樟柯电影给观众再一次机会，我们要充分比照自我，也许小武不能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同情，但我们应该了解，至少要扪心自问。我们的生活，应该如何把握。我们和崔明亮们没有本质的不同，不过处在不同的层面。或许比他们视野更开阔一些，但是离李嘉诚、毕加索、爱因斯坦、比尔·盖茨、鲁迅等人的距离，又有多远？回到自我，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必要和上述大佬相比黯然失色，于是也不必喟叹崔明亮们的人生。他们来了，看了，说了，就是征服了。 　　边缘：随波逐流 　　贾樟柯电影中的主人公，从来都进入不了主流，哪怕他们都有亿万个同类，但是一口袋马铃薯是联合不起来的，他们会吸收一些流行文化，展开自己的寻梦之旅程。然而世界永恒在变动，新鲜的思潮和生活方式的衍变又超出他们接受的可能。贾樟柯镜头下的角色，在边缘行走，随波逐流，他们无从成为按部就班的工作者，也到达不了时尚的引领者，就好像在泛滥的大河中，安全而正确的两岸都是奢望。拒绝一种正常的生活，是“诗人”、“梦想家”的气质，但秉赋不足以改变生活。没有剧本的流浪。边缘带给他们特殊的体认。《站台》是最典型的，地方文工团及其文艺工作者，注定是尴尬的，八十年代的激情，八十年代的盲从，两者的结合便是心灵的尝试超越，结果是挣扎，但是逃不脱日益边缘化的命运。至于像《小武》和《任逍遥》，其中的混混，更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而《世界》里的赵小涛他们， 则是乡下人进城，历来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和电影喜欢的一个主题，因为能够很容易的阐释作者或导演所有想表达的批判和颂扬。进城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社会主题，也是未来人口流动的最大主流，不可等闲视之。作为外来者，他们对于城市一样有自己的期待、思考，同样他们也有感情纠葛，自然包括爱情。贾樟柯将主人公们放在当下中国最大的表扬舞台上，试图一举打通宏观、微观的分野，将人生的悲喜剧和高速运动中的世界在一个真实／虚假的SHOU场上碰撞，陌生、荒芜的北京，山西方言下的交际圈落，在所谓“世界”中永恒存在。作为高度浓缩的文化拟态，世界公园和文化他们有落差，他们要维护所谓世界的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赵涛是摹仿的表演，成太燊是公共秩序的维持者，而王宏伟们是整个城市的建设者。让边缘者维持世界景观，是贾樟柯对现实的批判，毕竟世界公园只是一种庸俗和廉价的浏览。 　　乡愁：电影底色 　　乡愁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漂流的现代人都有所感念。乡村、小城和大都市，污染、拆迁、求学、流浪等等，都给了我们乡愁的动机。贾樟柯电影几乎就是乡愁的代言，乡愁给他的电影打了一层底色。 贾樟柯首先是一个旁观者，然而给角色和电影以浓烈的乡愁，无论在故乡还是异乡。冷静的旁观和忧郁的乡愁，并不天然的矛盾。乡愁是一种传统，既关文化，又系情怀。《站台》中的张军坐火车立刻汾阳，体会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给你孤独和机会，逃离封闭的故乡，带有梦幻的色彩。正如赵小涛在世界公园里跳舞，观众和自己都清醒的知道这是赝品，可是满足于那一刻的带入。小武在故乡体验最深的孤独，在慷慨铿锵的英雄歌声里，默然的看着黄昏的过客，似乎整个世界都离他而去，其实过客才是汾阳的主人，而小武却要到监狱。 　　《站台》里有一个出现多次的主观镜头，火车反复的开进开出分明的城门。这本是崔明亮他们的机会，都出去，也许有更多的悲怆，也许更有切实的机会，当然乡愁会放大。但是他们往往是在下乡，去到比汾阳更落后的地方，体会到的却是惆怅的乡愁，和他们在铁轨上疯狂的奔跑、呐喊，成巧妙的反讽，勇气和眼光都没有真正给予他们。他们有希望，却错过。《任逍遥》中的少年，希望活得歌曲中形容的海阔天空，率意潇洒但是没有走对路。 　　作者电影：看世界有自己的视角 　　在消费社会里，小武、崔明亮和赵小涛他们其实都是落伍者，而且他们有着很深的焦虑。即便赵小涛使用上了代表时尚和先进的手机，也只不过是可怜的点缀。这就是大转折时代，小人物的悲哀，他们的痕迹只是对世界的补充，他们不是重要的消费者，因此被剥夺了在中心的权利。同一个世界，不同的视界。贾樟柯的视野开阔，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山西汾阳，而是将汾阳作为中国的代表。中国的地大物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放到任何一个具体的城市，都有其特别的问题。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既造福了一些人，也产生了一些跟不上时代的城市和人群。尤其是衰竭后的资源型城市，社会问题不堪重负。经济大潮下的滞留者，以及不成功的寻梦者，在和时间的赛跑中，错过了本就稀缺的机会。 　　贾樟柯的电影，在我看来，已经形成独特的象征美学，即开放性的、当下社会的隐喻体系。贾樟柯不明确表态，而是客观的反映现实存在。小偷、文工团员、不良少年、农民工，都是社会边缘人物，无意鼓吹他们的生活状态，始终与角色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又全面转达他们的讯息，他们对于流行文化的接受、对社会的看法和自己的人生态度。贾樟柯是国内少数保持作者电影立场的导演，对于电影中的角色不做无谓的批判，这种类似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风格，是贾樟柯的表达美学，极具独特的力量，引发观众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社会在进步，普通人的生活承受深刻的影响。三峡是人类历史最大的水利工程，一部分人付出代价。《三峡好人》是贾樟柯再出发，从山西到三峡，然而情感和乡愁不变。《站台》中崔明亮有个表弟三明在下煤矿，在《世界》里也进程打工，其实扮演者就是贾樟柯的表弟韩三明，他的身份不是演员。他演出电影，还要去下是煤矿，这才是最真实的，也是贾樟柯电影最有力量的部分。三峡工程是中国人的梦想，也切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对于感情，有人追寻，有人放弃。选择放下，还是背负，是个体的权利。 　　生活总是给我们很多可能，是继续现状，还是准备突破。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就有怎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并没有高低之分。有人幸运，有人寂寞，有人风光，有人潦倒，但在理想之前，努力、奋斗始终是正面的，正如贾樟柯曾经说过：“在我的很多同学中，很多人中途就退下去了。他们回到现实中去，没有办法坚持理想，其实都有很具体的理由在。只能回去，面对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人认为我是强者，但我知道，我自己是弱者。在生活中有勇气与耐心坚持着的，是强者。我尊敬这些人。” 　　我有个家乡的朋友，今年春节过年回家时，他陪我看了所有的贾樟柯电影，最后他说，他感动的地方，在于贾樟柯把“所有人都当人看，没有居高临下”，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樟柯不把贫穷落后奇观化，确实很值得尊敬。他的坚持，是难得的“弱者”，“上善若水”，缄默的流动着，是大无畏，更是大悲欣。 　　中国电影如今不再缺乏大片，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是中国电影现在和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