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仇国仕主导的香港苏富比【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共拍14件Speelman旧藏鎏金铜佛，估价1.8亿港元。事前，传统收藏界认为，估价过高、鎏金铜佛收藏冷门，都不看好此次拍卖。但最后结果，只有一件法器没有拍出，其它13件拍品，全都以高于底价二倍成交，总成交金额3.22亿港元；其中，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更以116,600,000港元（约1,500万美元）成交，本场拍卖又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许多历史纪录。在此，不得不佩服仇国仕对市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仇国仕的出现，正意谓着中国骨董市场将有一番新的气息。 　　本场拍卖，厦门蔡铭超、上海鲁飞飞、香港万健、台湾江苑仪四人囊括整个专拍总成交八成，看来买家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华人，说明竞标购买鎏金铜佛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艺术收藏，有更多来自宗教和中国民族的情感因素。在大明王朝专拍中，一件明十七世纪〈田黄石雕瑞狮纸镇〉以3,932万港元成交；另一件明成化〈青花缠枝黄蜀葵纹宫碗〉以3,148万港元成交，过去价值连城的成化宫碗卖不过一个田黄狮子，这说明市场真的变了。现今收藏已不再是瓷器一家独尊，相反的，在拍卖成交价愈来愈高下，收藏家已逐渐放弃系统收藏，朝多元化、金字塔型、高档骨董收藏方向发展。仇国仕就是掌握到这股收藏风，成功主导了整个中国骨董市场的趋势改变。 　　当然，主导的力量除眼光外，更重要的是营销宣传。这次仇国仕再一次在【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上成功，更说明营销宣传的重要。除此，本场专拍的成功，更可看出中国骨董市场已从未开发进入已开发国家的阶段。 　　未开发国家经济阶段，卖的是原物料，如同是咖啡豆、布料等最原始的物资，如同艺术市场由低价区运往高价区赚取价差的阶段。在80、90年代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出口商，艺术品由低价的中国运往欧美港台，行家在此赚取差价。在已开发国家营销战术是靠「包装与整合」。市场发言权将由有包装整合能力的行家与收藏家发牌，去年苏富比Mary ＆ George Bloch专拍和这次Speelman专拍就是最经典的教材。过去30年，透过拍卖转换及初级市场的贸易，有限的资源已经做过调整集结，现在藉由血统书（如博物馆展出的展览纪录及学术界的背书或拍卖、收藏记录），市场营销的企划包装（香港苏富比缜密的企划，包括目录制作、巡展、展场布置及对华人客户的有效宣传，其中《CANS艺术新闻》9月号以香港苏富比仇国仕与明永乐〈鎏金铜释迦牟尼坐像〉合影的封面，推荐本场鎏金铜佛专拍，明星卖明星的加乘效应，在华人艺术收藏圈造成极大影响）。不过，其它缺乏营销宣传的拍品有许多惨遭流标，铜胎珐琅除《CANS艺术新闻》10月号封面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饕餮雷纹三足鼎〉以高价成交外，其它都流标。由此，更见营销宣传的重要。 　　近十年，由于中国内地拍卖公司如雨后春笋崛起，欧美拍卖公司也扩大中国艺术品拍卖的规模。在拍卖公司、拍品愈来愈多竞争下，如何企划、整体包装、增加拍品能见度与议题，以提升销售金额，则是供应者及拍卖行新的课题。就像流行服装界，布料经过设计、品牌包装后，变成LV、CHENEL等国际品牌后，所创造出的价值就不能同日而语。中国大经济体的形成（新一代的华人收藏家崛起），在万事皆俱足条件下，香港苏富比成功的卖了一个“没有盖、没有顶”的空前天价。相信未来拍卖运作，艺术拍品的营销、宣传会更受到重视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