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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定势与古玉鉴识“障眼”

2006-12-04 10:51:10 李惠新

  所谓思维定势,是指人们用某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这种固定的模式是已知的、既定的、事先有所准备的。因此,简单地说,思维定势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格式化思维模式。  思维定势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能调动人们思维信息库中的经验,根据面临的问题联想起已经解决的类似的问题,将新事物的特征与旧事物的特征进行比较,抓住新旧事物的共同特征,从而找到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途径或方法。但由于定势思维更多的是它的思维的“惯性”现象,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联系,因此当面临的问题在条件发生质的变化时,这种思维方式容易造成知识和经验的负迁移,使人陷入墨守成规的境地,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障眼”或误区。  思维定势在古玉鉴识中的负面作用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面对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古玉世界,借助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成果能为我们开启一扇观照之门,但不能不看到,经验与本本并不是一把鉴识古玉的万能钥匙。恰恰相反,经验与本本一旦在思维中凝固定格,便反而成了僵化的教条。如果以此运用于古玉鉴藏的实践,那么产生这样那样的“障眼”或误区,也就势在必然了。  笔者试以风格特征、刀工技法、纹饰特点、质变形态等方面为例,谈谈思维定势在古玉鉴识中的负效应以及颠覆这种思维方式的必要,从而为建立一种科学的古玉鉴识立场和方法,提出自己的一己之见。  一、关于风格特征。古玉的风格特征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古玉本身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和文化面貌。从距今七千多年前兴隆洼时期起,近八千年的古玉历史,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古玉天地。总体而言,从宏观上来说,新石器时期的简朴神奇、商周时期的典雅古拙、春秋战国时期的繁缛华丽、两汉时期的生动流畅……形成了各个时期鲜明的时代风格。这种风格便为我们鉴别古玉真伪留下了可资参考的依据。但是,辩证法总是适用于对各种事物的处理,如果将宏观的观照教条地应用于不同的微观个案,毫无疑问,在认识上便肯定会出现“障眼”的可能。我们以一组汉代玉舞人为例,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题材的玉器,在体现风格的某些细节上也是存在着多么明显的差距!通常对于汉代玉舞人的理解:从衣着看,当“长裙拽地”,“翘袖折腰”,此所谓“表飞之长袖,舞细腰以抑扬”;而舞姿则是“婀娜飘绕”,“曼妙生动”,宛若游龙登云,又似杨柳当风;神态也必“眉清目秀”,“脉脉含情”,以合“以歌舞娱上者”之时尚。如图1所示,这件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三桥镇汉墓的玉舞人,形象秀美,姿态婀娜,神情温柔,雕琢精细,无论从形体到神韵,都非常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风格特征。对于这种典型性风格,长期的观赏和揣摩会使我们的大脑形成一种信息,这种信息对正确理解汉代舞人的形、神必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必须注意的是,重复的信息堆砌也极易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你如果只是定格在这种思维形式中,那么也必定会对同时代不同风格的其他形式的物件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图2为出土于安徽省临泉县西郊古城的玉舞人,与图1相比,除了找到“翘袖折腰”这个相似点之外,在表情、姿态与雕琢的精细度方面,都已经失却前者所提供的信息格局了,但它恰恰也是一件真品。而图3与图4,要么是未能体现其时“善舞”之“长袖”的特点,要么连“细腰”的要素都不具备了,而且从神态看,似有愁眉苦脸或竖眉冷眼之嫌,如果一定要套用图1所提供的风格特征经验或知识去衡量,那么自然会变得无所适从了。以上例子说明在古玉鉴识的过程中,风格特征是可以作为我们参照的标准,但千万不要以僵化性的思维应用其中,以免造成一叶障目的错误。  二、关于器型形制。器型形制是构成古玉风格特征的载体。因此,代表各个时代风格特征的诸如琮、璧、圭、璜、、蚷、、佩等各种形制的古代玉器,便同样成了我们得以参照的“标准器”。长期以来,“标准器”是我们观照古玉真赝的重要条件之一。离开了“标准器”的学习,缺乏以“标准器”为内容的信息量,便会丧失对玉器古制的正确理解,这也是一种常识。问题在于,在古玉辨识中,如果将对于“标准器”的理解作为“缘木求鱼”的手段,将“重要的”观照条件作为“唯一的”鉴识依据,那么,不可避免会犯经验主义的毛病。所以,当你遇到一件器型奇异、形制特别的古代玉器时,万万不能因为没有“标准器”的依据比照而轻易将其否定。在古玉形制方面,笔者只想强调一个观点,那就是: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在玉器制作方面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图5的石家河文化期人面形玉牌饰与图6的晚商兽面形玉饰,在器型形制上都有与常规迥异的地方。先看那件人面形玉牌饰,最大的异样之处竟是“无目”,且仅左面部穿一圆孔,与同时期的其他同类玉器相比,这种貌似“残缺”的构思形式有点令人不解。图6那件商代晚期的兽面形玉饰,器型的奇特似乎也有悖于同时代的兽面纹“标准”概念。它以圆形穿孔为目,单阴线刻窄鼻,鼻翼上卷,而最大的“缺陷”则是口部被省略了。对于这两件玉器,如果无出土依据可循,仅以思维定势中“标准器”的定义去衡量鉴别,那么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能涵盖“标准器”之外的其他信息。在玉器的使用价值上,今人的认知与古人的创造性追求相比较,在某些地方也许还不能完全形成一致的共识,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因此,面对一些形制特殊的古玉,换一种思维方式思考或探究比简单化地否定更有意义。当然,我们谈器型形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鉴识古玉,除器型形制之外,本文所要探讨的诸如刀法、纹饰、质变形态等其他视点,应该统统都在考虑之内。  三、关于刀工技法。由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古玉雕琢的刀工手法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笔者认为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一是不同的刀工技法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时代,二是同一时代也会存在不同的刀工技法,也就是说,雕琢工具和手法的运用,并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模式。管钻和钻的运用应该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了,但双阴起阳、一面坡斜刀以及游丝毛雕等手法也许只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技巧的时代特征和手法的多样化表现是我们辩证领会古玉“资质”的思维方式。图7、图8、图9同是出土于河南南阳殷墟的玉器。它们虽为同一时代的玉器,但在制作时就分别侧重采用了双阴挤阳线、阴刻线和减地浮雕等三种技法。灵活地运用这三种技法也是商代晚期玉器雕琢的主要特点。并且,根据功能用途及表现效果需要,在运用这三种刀法时,可以精致而缜密(如图7),也可以简洁而利索(如图8),同时更可以是看似粗糙实质稚拙而古朴的风格(如图9)。这正是玉工在不同技法之下不同的匠心所在。即便是对于同一时代刀工的理解,如果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三、四、五,那么也会让我们的视野变得狭窄,从而容易陷入思维的误区。  四、关于纹饰特点。如前所述,一定时代的文化、宗教和审美意识会决定或影响一定时代的玉器纹饰特点;一定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宗教和审美意识同样会对玉器的纹饰特点产生影响。但由于古人对于艺术创造的多样性追求,因此即使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古代玉器,纹饰图案有时也会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一千姿百态的状况。如果仅仅拘泥于一种宏观的认识,而不在微观上对纹饰特点作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那么势必会给古玉的鉴识断代带来困难。如在战国至两汉期间,剑饰上的螭龙是被经常应用的题材。对于汉代的螭龙,通常的描述是:浮雕,螭首作正视,形似猫科动物,耳成“几”字状,后伏于颈背。直鼻, 平嘴。尾细长卷曲,饰扭丝纹。爪足向身两侧外伸, 作穿于云气间的爬行状(如图10)。这种典型的纹饰特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特定时代气势磅礴的楚汉气韵。但这种楚汉气韵,有时并不都是通过这种定格了的、典型的纹饰表现出来的。而且在有些时候,它可能更是一种“异类”的表达。而正是这种看似“异类”的表达,才更能体现出古代琢玉艺人对于审美情趣的多样化追求和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如图11所示,这件同样琢有螭龙的西汉玉剑饰,如果没有出土记录,是否会因为纹饰的怪异而让人生疑?此件螭龙,头似狗,菱形目,尖耳,唇上下分卷,呈回首拱背状,线条简洁,体态灵巧,与典型的汉代螭龙相比,应该说少了威猛与张力,而多了敏捷与拙朴。由此看来,林林总总的古玉世界,有些貌似生疏的纹饰工艺,并不只是一种形式的变异,而是古代琢玉艺人既忠于时代风格又不囿于固有格局的大胆探索。因此,如果因为纹饰特点——“形式”上的突兀而让我们在古玉鉴识中形成不应有的“障眼”,那么,一定是我们对于古玉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着一定的美学局限或思维障碍。  五、关于质变形态。在拙文《古玉的“温室现象”及鉴识探秘》(载《收藏界》第10期)中,笔者曾专门就这一问题表述过自己的一些浅见。这里只是从思维方式这个角度重申几个观点:①历史年代、地域环境与玉器本身结构,是形成古玉质形态的主要因素,虽然这三种因素对于古玉的质变都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却不是互为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古玉质变的严重程度,可能取决于这三种因素,也可能取决于其中一种因素。②相比之下,地域环境对于质变形态的丰富和复杂性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地域环境的优劣好坏,会不可避免地给古玉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坊间常说的“北方坑”、“南方坑”、“干坑”、“水坑”等等,就是不同地域环境的不同称呼法。③千变万化的地域环境会使古玉的表、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这也是我们认识古玉质变形态的基点,因此,蚀迹斑斑、沧桑满目的古玉能非常容易地为我们所辨认。但千万不要忽视了那些质变形态比较特殊的古玉,在它们或外表“温和”或质感“内秀”或色泽“妖艳”的形态之下,依然能让我们寻找到消逝的岁月和历史的痕迹。图12的殷商鸟形玉佩,如果仅从其“温和”的表象来看,很可能会被人一眼打入冷宫,因为在它身上,几乎找不到一点质变后的面貌。而同是殷商时代的兽面玉饰(图8),其质变的形态表现方式则不是出现在玉表而是出现在由内而外的质地变化上。这两种情况,与传统意义上的古玉受沁后色泽的表现有着明显的反差。这种反差会经常地跳入我们的视野之中,形成一种惯性,干扰我们的视线。因此,颠覆这种惯性,用一种合乎逻辑的新视野去观照古玉质变形态,也许不失为一种更为科学的方法。而事实上,综合用材、器型、玉表氧化膜、风格特色等各个方面,而不是“抓其一点,不及其余”,才更是我们所要采纳的方法和提倡的态度。  综上所述,在对于古玉的断代和真伪的辨别中,思维方式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面对一件形制离奇、技法特别、或风格怪异的古玉,不能因为缺乏信息库内相似标准的比照而轻易作出否定的判断。我们更需要一种多角度、全方位的扩散性思维方式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策略。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代玉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孜孜不倦的创造性劳动,千万不要低估了古玉在我们认知之外的空白世界。当然,说到收藏辨伪,同样不要低估今人臆造、模仿和着意“推陈出新”的高科技手法及乱真水平。古玉收藏的陷阱与魅力,盖亦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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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晓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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