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7日，一尊高72.5厘米的“大明永乐年施”铭款大型鎏金释迦牟尼佛像在香港苏富比以1.166亿元成交，加上佣金达1.2359亿港元，而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贵的中国佛像。此价一出，坊间风声鹊起，各类媒体争相报道。众多的大众媒体上，面目相近的文字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对于价格的感叹。毕竟，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一亿港币的天文数字无疑是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点；专业媒体的报道分析似乎深入，更多的关注拍卖对象。然而，天价铜佛成功拍出高价的例子告诉我们，收藏家要具备必要的精品意识、长远目光和市场敏感。从近年的艺术市场高价频出的现象来看，中国的收藏家缺的已经不是经济实力，而是缺乏头脑，也就是缺乏现代的方式、方法。　　2006年10月7日，中国古董交易市场中又一个应该记住的日子。　　这一天举行的苏富比拍卖公司“佛华普照—重要明初鎏金铜佛收藏专拍”拍卖会上，推出了区区14件明代永、宣年间的宫廷造像，成交13件，拍品总成交额却高达3.4238亿港元。　　也就是这场专拍，使得5尊佛像刷新了世界范围内中国金铜佛像的成交纪录。其中一尊高72.5厘米的“大明永乐年施”铭款大型鎏金释迦牟尼佛像,更是以1.166亿元成交，加上佣金达1.2359亿港元，而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最贵的中国佛像。　　此前，中国佛像成交最高记录的保持者是一尊明15世纪大威德明王鎏金铜佛像，在2004年由香港佳士得秋拍以1906.28万元成交，价格仅是该佛像的五分之一。　　此价一出，坊间风声鹊起，各类媒体争相报道。众多的大众媒体上，面目相近的文字更多地表现出的是对于价格的感叹。毕竟，对于芸芸众生来说，一亿港币的天文数字无疑是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点；专业媒体的报道分析似乎深入，更多的关注拍卖对象。因为近年拍卖业的飞速发展、高价频出，一亿港元的价格可能引起业内人士的感叹，却未必让人有多少震撼。所以，对于这个事件的多是行业分析，“中国佛像拍卖大潮来临”、“藏传佛像成为市场主流”、“铜佛收藏将有望摆脱‘偏门’的定位”等等的分析文字纷纷出炉……连篇累牍的文字表明，这次拍卖无疑将成为中国艺术市场上又一个引领潮流的事件……　　得风气之先，才可以得最大的利益，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从画面上看，亿元佛像的确是宝相庄严，颇有佛光普照之像。当它真的以过亿的身价易主，又多少使人感觉上有些微妙：一场仅仅14件拍品的佛像拍卖，如何能掀起如此的波澜？一面是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以私人身份成交，另一面又把天价购回“漂泊”海外数百年的艺术珍品鼓吹为一种胜利……在高调的拍卖会的背后，我们渐渐发现：有远见地系统的收藏、长久地周密策划和拍卖行的专业运作……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倒好处，共同促成了这一高价的产生。　　在这里，拍卖品的如何精致、如何有价值已经不值一提，一方面，已经被各种媒体挖掘殆尽，并且，它的价格已经足以说明他的价值。而“中国佛像拍卖大潮来临”之类的分析更是显得马后炮和软弱无力……因为这一事件的过程和操作的巨大成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有关艺术的事件，在经济学领域，无疑也是一个可圈可点的范例。，足以让对艺术品毫不关注的人，也可以兴趣盎然。　　所以，这个事件的背后，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通过了解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令人感到震撼细节：一个此前并不为我们所熟知的收藏家——犹太人斯比尔曼（Speelman），为这场专拍提供了全部作品！　　在斯比尔曼（Speelman）的A&J Speelman网站上随便逛了会儿，让人惊诧的是，他的藏品完完全全可以媲美一个相当规模的博物馆，尽管是个人收藏，但是更如果按照这次拍卖会的成交价估算，这个英国收藏家拥有的财富绝对超过百亿，这个数字在未来市场上仍然会不断膨胀。并且，他的主要收藏方向就是中国古玩！　　国宝的回归不能总是骄傲的资本。近几年，“回流”是拍卖市场上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通过斯比尔曼（Speelman）的收藏，我们发现，庞大的海外博物馆根本就是无底洞。在苏富比人员对于拍卖价格表示满意的同时，佛像的买家却认为“价格便宜”，不知道斯比尔曼（Speelman）听了这样的话会不会露出佛像般的拈花微笑？　　因为，又据苏富比拍卖行的专家说，争取这批佛像用了几年的时间。或许可以理解为：斯比尔曼不是不想出手，而是一直等待最佳时机。据说，这批永、宣鎏金铜佛浓缩了斯比尔曼（Speelman）三十多年的收藏精华，他本人也一直想集体转让。1996年的时候曾经在香港办过展览，当时的开价是1000万港币，2000年的时候，价格涨到了3000万港币，2005年底，斯比尔曼的要价已经是1000万英镑！从此次的拍卖结果来看，总成交超过3.2亿港币，则是原本预期的三倍！　　文化史上的许多例子证明，当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带动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增长，国内不少大亨们对我们国家尤其是流失海外的艺术品非常狂热，并掀起了在全世界的淘宝热潮。就中国艺术品市场而言，近现代书画从2005年秋拍开始大幅萎缩，油画也逐渐进入调整阶段。如一位收藏界人士所认识到的：斯比尔曼（Speelman）选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批佛像，确实掐准了中国收藏界的脉络，用极品文物刺激市场，引出新的版块和亮点。　　从苏富比拍卖公司对于此次专拍的运作上看，也有可圈可点之处。首先是预展地点的选择上，北京、新加坡、曼谷、东京、上海、纽约、台北，拍卖地则是中国香港。可以看到，基本上瞄准的目标是全世界的华人。而拍卖结果证实，苏富比的策略是成功的。佛像专拍中的大部分被中国国内买家收藏了。其次是传媒力量的运用上，苏富比为这次专拍先后出版数套不同规模的图录，把触角伸向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尤其是对于天价铜佛的宣传造势，可以说做足了文章。大规模巡展造势，却又“估价待询”，营造充足的神秘感。以至于在拍卖之前，就已经成为业内的重要新闻。　　所以，专拍同时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想不成功都难。　　透过天价佛像风光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艺术的收藏不单单是将艺术品收而藏之，真正的收藏是一门艺术，是一门集收、藏、运作于一体的艺术。也许，所有这些，正是我们的收藏家和拍卖行值得思考和学习的。对于初级阶段的中国艺术市场来说，面对实力与人群都越来越壮大的中国收藏群体，我们首要的是收藏艺术的学习。频频出没于世界各地的中国收藏家们，是否应该从类似的事件中发现问题，研究一下自己的收藏，客观地评估一下自己的收藏是否科学、是否艺术？　　中国古代的收藏传统以世家收藏、文人收藏为主，由于对于商业的排斥和各代宫廷尤其是康、乾时期的大搜集，极大的打击了中国的民间艺术收藏，清代以来，更是缺乏成功的收藏大家。据说，民国时期，著名画家、收藏家张大千的全部收藏家当，仅抵得上溥儒的《平复帖》连同唐代韩干的名作《夜照白图》，也不过几十万大洋。传承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完结，瓦解了世家收藏的可能；另外，多数文人收藏家，以怡情为目的，又限于经济实力与传承问题，常常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并具有一定规模。由此可见，艺术的创作可以学习传统，但收藏却必须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更多的学习西方的方式、方法，转向现代化、科学化。　　在中国影响至今的收藏观念中，经济效益往往是被排斥的。其实，要明确区分职业艺术品商人和真正的收藏家的做法无疑太过天真。有人用获利动机来区分，“对商人而言，即使是为了长期投资而购买藏品，他关心的主要还是投资回报。……而真正的收藏家不为获利所驱使，其长期目标是将藏品传给后代或捐赠给博物馆。他们的收藏过程靠激情驱动，以学识为底蕴。”　　问题是，在当代没有世袭贵族的时代，一个好的收藏家必须首先是一个好商人。因为，首先收藏必须具有实力，而实力来自于商业。其次，对收藏本身而言，如果是一味的投入而不产出，那是不可想象的，也绝不长久。对任何一件事物而言，如果自身不能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环，最后都会失去其发展的动力。先人呕心沥血的收藏，在不肖子孙那里被无情地分散，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藏书史上屡见不鲜。在当代社会情境下，过分看中收藏的“纯粹性”和社会福利效益，正是阻碍收藏家走向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在这个理念之下，私人收藏无法得到发展壮大，更多的是走向公共收藏（国家收藏）。　　此外，众多的事实证明，国内以私人收藏修建博物馆、美术馆，极少有成功的例子。私人收藏组建博物馆、美术馆是西方收藏界常见的模式，但这样的博物馆、美术馆常常有固定的基金会与之并行，而国内在近些年成立的私立场馆中，还没有一家具有长期、稳定的研究与开发资金。更多的是热热闹闹、声势浩大的开场，冷冷清清、不为人知地维持甚至关门。因为藏品缺乏进一步的充实、整理与出版推广，常常不能构成研究的对象。并没有获得操作着最初所想象的社会效益。并且，在当代中国，这类私立博物馆或者美术馆更多的成为展示实力与炫耀地位的附属品，在展览、出版等方面则基本上不考虑也无法承担公众教育的社会责任。　　但是，上述叙述绝不表示，收藏产生的利润和经济收益才是收藏成功的标准。我们想强调的只是，流动性是艺术市场的生命。而在流动中产生价值，则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市场活跃同时说明收藏的兴旺。能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经济价值增殖的收藏品，往往也是艺术价值或社会价值上有分量的作品。比如，收藏品的系统性、全面性、稀缺性等等因素，都会增加藏品的经济价值。而这也是艺术价值也社会价值的重要内容。在多数情况下，这是经济价值与艺术价值、社会价值的进步是同步并互相促进的。　　天价铜佛成功拍出高价的例子告诉我们，收藏家要具备必要的精品意识、长远目光和市场敏感。从近年的艺术市场高价频出的现象来看，中国的收藏家缺的已经不是经济实力，而是缺乏头脑，也就是缺乏现代的方式、方法。　　回顾西方艺术收藏史可以看到，它同样经历了宫廷收藏和世家贵族收藏两个重要的阶段。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和希腊人已经开始注意收集精美物品作为政治权力象征。到文艺复兴时期，从著名的梅第奇家族开始，收藏家们的兴趣转向优秀艺术作品。这同中国的封建贵族们一样，梅第奇家族作为政治人物和银行家，只是希望通过收藏来提升地位。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私人收藏成为社会的主流。到如今，众多的私人博物馆成为世界上最珍贵艺术作品的藏身之地。与公共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的藏品常常不是以“博”著称，他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的收藏一方面反映出了某一收藏家的兴趣，可以让人们了解收藏家的心理。更重要的，这些博物馆的藏品常常因为其特定的品类而在某些研究中不可或缺。　　就当代中国收藏而言，对于一个收藏家或一个收藏家群体而言，建立一个有系统的、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有效资料，并能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有效资料的系统收藏，远比一两次“扬眉吐气”的回购国宝意义重大。一方面，由于近代社会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如果以经济价值来衡量的话，那是一个几代、几十代人恐怕也无法完成的“回收”任务。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国内的文物、艺术收藏也还有很多的事情可做。收藏家必须知道的前提是，无论是艺术品还是文物古董，收藏品的经济价值之外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他们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研究和现象分类等科学研究提供对象，我们通过累积、分类增加对某些物品和它所产生社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说，自上世纪中国的艺术市场恢复以来，西方一直都是中国艺术品市场潮流的引领者。常常是等到人家拍卖出高价了，才发现自己文物的重要。“中国佛像拍卖大潮来临”、“藏传佛像成为市场主流”、“铜佛收藏将有望摆脱‘偏门’的定位”等等的“指导”文章所表现出来的跟风性，恰是此一现象的反映，也是国内收藏不成熟的表现。20多年前，一位日本收藏界人士曾说过，你们中国人的绘画艺术是东方最有价值的资产，但假如现在我有1亿港元， 我大可把你们近百年的艺术精品收购得七七八八了。20年前，中国的艺术品的价格虽然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作个大胆的设想，基于目前中国当代优秀艺术家作品的价格状况，如果斯比尔曼（Speelman）以这区区13件佛像所换来的三亿多港币来收藏我们的当代艺术作品，也基本上可以把当代中国一流艺术家的精品收购个七七八八了。又有谁能预言，这3个亿在30年之后不会变成30个亿呢？　　我们期待，国内收藏家引领世界中国艺术品收藏潮流的那一天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