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陈淑霞身上，天真、智慧和幻想混为一体，与她那敏锐、直接的观察方式结合成一种温和与优雅的画格，这在当下追逐时尚、风格易变的时代中是颇具特色的。 　　事实上，早在1988年，陈淑霞就已在公众面前确立起其艺术的独特性。这是一系列关于抽象性的艺术尝试，而所有的主题都充满着抒情的幻想。在这些作品中，画家致力于色彩的特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并着意寻找一种具有生气与表现力的平面化的抽象结构形式。虽然年轻的画者不自觉地搬用了西方大师的某些因素，但显然陈淑霞在结构的组合与裁剪，以及色彩的谐调运用上已获得了自我的结论，这是她至今仍赖以工作的核心。 　 　　1990年，陈淑霞凭借自己的力量和独立性，着手将这些阶段性的经验与生活化的主题相融合。画家开始贴近现实，但是作品所展示的只是一种个人的天地，由平常生活中一些使之愉悦、激动而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组成的景观。在这些细腻动人的人物与静物的无声世界中，陈淑霞以其特有的笔法、平涂技巧以及和谐的灰色调集中体现并完成其风格的革命。作品中所有自然主义的效果都被摒弃，这一原则既针对形象本身，也针对形象所处的空间：陈淑霞通过省略细节的手法来中和抽象与具象间的对立，使形象单纯、简练而成为服从于形式美感的画面因素；空间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即使背景中几何形的单纯色块间所形成的斜线仍传出某种有限度的景深，但这些斜线的更大作用却在于将作品统一并组织于富有节奏的结构之中，从而使画面里被并置的每一部分在整个视野中彼此联结。光感已经简化成平面颜色的一种功用，而物体上的高光或者投下的阴影所产生的微妙而丰富的效果使画家在大量平涂颜料、运用表面无光泽的调和色时毫无后顾之忧。黄色、绿色和白色通常被谐调地置于一处，它们营造出朦胧而浪漫的情调，这既是对题材的情感反映，同时也完善了作者独特的结构与视觉形象。作品表面上强烈的自发性是非常迷惑人的，但事实上，画面效果的取得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不断作小调整的累进创作过程，经历着不断的自我审视和内省。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粉红色的花》中，抒情与温馨的色彩充溢其间，并转换成某种包围观者的因素，以使我们共同分享陈淑霞与她的媒介物我同化的乐趣。 　　陈淑霞有一种永不停息的自我发掘意识，并深深地沉浸于此一复杂的过程中。当她意识到需要重返到更为深入的具象之时，画家就逐渐从那些理想化的形式主义的准则中解放出来，并找到了表达这一解放的形式。1992年，陈淑霞不断地画一些关于家人、好友的肖像或群像，场景往往固定在室内。使这些人物具有持久魅力的方法不仅来自整齐划一的正面化的描绘——或许是对古典“正面律”的巧妙借用，同样也依赖人物显著的静态特征——僵直而无动感的姿态设计。与此同时，陈淑霞不断掺入来自生活的灵感，画面也随之具体而生活化。正如画家在自述中所言，“渐渐地使我体会到‘绘画’和‘活着’这两个不同词的含义越加含混起来”，陈淑霞的艺术在不断风格化的同时，其创作态度也越发的生活化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陈淑霞努力追寻“一种从事艺术创造过程中的状态的轻松”，并且将其作为创作的终极目的。这种释然所获得的无限愉悦与激动，使画家信心倍增，也最终导致其艺术的转向。 在陈淑霞上世纪90年代末创作的作品中，以“花”为题的静物画和单个的人物肖像仍占有一定比例，但这些直截了当地表现出来的平凡之象并非如先前一样——只是形式结构中的美的因素，相反，他们已经独立出来而成为一种关于生命的寓指，一种具体化的生活。与此同时，陈淑霞又创作出最具个人特色的画面，他们是对日常生活场景简洁而灵敏的记录，并使陈淑霞能够将从生活中获得的灵感与已有的经验有效地结合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画家只是在一字不差的图解生活，在《白色依偎》、《镜中留驻》、《亲临日光》以及《星斯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这个世界的不动声色的观察方式，一种现实与个人幻想纠缠着的诗意与情趣。人物依然保留着僵直生硬的静态特征，它有助于简洁效果的达成和变形手法的施用，同时也呈现了阶段性创作间的相互关联。值得注意的是形象径直朝着画布边缘向外展开且随处突破的趋向，其结果便是使创作摆脱了边极的限制而毫无顾忌。“在轻松中过分地放任自己”的陈淑霞开始在作品中故意设置一些“不和谐的片断”，夸耀一种纯真的、未加修饰的状态，透过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出许多始料不及的偶然效果。同样的匠心也体现在画家对于画面中那些“道具”的处理上：生活用品的引入营造出环境的现实感和确定性，他们被直接而明确地表现出来——既有出乎意料的夸张，又有令人惊讶的详细，因此它不是简单化的罗列，而是一种机智与幽默的方式。陈淑霞仍旧依恋表面无光泽的色彩，但此时的她更赞赏的是“在绚丽的色彩中寻找灰色，在灰色中寻找生机”的原则。色彩关系在整体上趋于低沉的时候，笔触的作用却异乎寻常地得到强调。调和的色彩通过整个手的抒情性地运用使原先的那种简单化的平涂转化为诗意的、自由的流动；明确的笔痕增加了画面的丰富性，强化了主题，也表达出画家对自身风格乃至生活方式的充分肯定。 　　于是，艺术风格成为了一种生活态度的标志，画家则不断地夸耀它，并逐渐将其衍化为一部引人入胜的“自传”。陈淑霞反复强调是生活的感受迫使这种转变的发生，但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转变与画家此刻的生活状态趋于一致，是区别于他人的“我”的发现。　　作为一位不知疲倦的创作者，陈淑霞不间断地通过作品传达出自己努力的结论。陈淑霞近期的创作，正透露出一种风格乃至题材变动的迅息。画家似乎更着意于生活化的描绘，关怀现实，单个的人物形象也正被那些“快活着”的人物群像所替代：随着题材的调整，色彩仿佛被充溢于画面的“喜悦”所传染，忽然地鲜亮起来，笔触的施用与色彩的跳跃成了画面的“两重奏”，谐调并相得益彰。然而，这些并非陈淑霞的创作初衷，而只是画家风格发展途中的“暂泊地”，但他们无疑正向观者展示了其艺术创作的远大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