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如果总是躲在东方背景的影子下，中国电影不可能壮大　　中国电影也要换换背景　　口述：王全安　　笔录：深圳商报记者何文琦实习生康心　　很多年轻导演过分依赖电影节的支撑，于是往往走进了一个相对狭隘的表述范围，并且拍片方向上受到相当的牵制，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愿意远离，在精神上跟电影节保持一个距离。奥斯卡电影节现在揭晓了，我认为奥斯卡可以是一种运作方向，因为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但如果中国电影唯一的出路是电影节，那这就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辞旧迎新之夜，由第六代新锐导演王全安执导的《图雅的婚事》最终夺得第5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大奖，给丁亥年的中国电影送上了第一份大礼。这是继1988年张艺谋《红高粱》、1993年谢飞《香魂女》和李安《喜宴》之后，中国影片再次抱得金熊归。该片也成为继贾樟柯《三峡好人》之后，第二部由中国第六代导演执导并获得最高奖的电影，这批年轻的中国导演开始在国际影坛上受到关注。　　谈到中国大片的问题时，王全安更多地站在整个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高度来分析：“大片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电影工业发展的必经之路。大片时代的来临是社会的进步，但是观众需要的是高品质的好的大片，让电影进入循环发展的良好模式，烂大片终将会被观众淘汰，退出市场。”　　急功近利的大片将来走不远　　中国电影正在迎来商业片的时代，总的来看这是时代的进步。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中国大片时代的到来是很自然的。因为电影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工业，承载着文化表述和娱乐商业的功能，大片就是商业存在的一种形式。近年来这些中国大片从商业运作上来讲应该说是成功的，现在的情形是观众一方面批评大片，一方面又大量涌入电影院观看，令大片取得了可观的票房。电影工业没有循环就不能存活，商业运作的成功说明电影本身有了吸纳资金的能力。　　但是与此同时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拥而上的这些大片给观众带来了很坏的印象和越来越深的失望。其实观众不满的并非大片本身而是不好的大片。从内容上讲中国大片目前还非常空洞无聊、沉迷于奢华和权力，很难看到鲜明个性和真实人物，都是虚幻无边、个性模糊的重要原因。　　这些烂大片的纷纷出炉与中国工业发展初期那种急功近利的发展方式有点类似，其实就是一种粗暴的开发方式。这种方式在短时间内会让电影投资方获利，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损害了观众对电影的兴趣，还会对中国电影的整体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最终将阻碍电影的良性发展。　　第五代导演在现实方面回避太多　　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导演之间不仅只是时间的区分，而是特点的区分。当第五代导演凭借最初的艺术探索步入主流后，就自然站在大片的边缘，进行个人表述的任务被新人接替了。第六代开启了一个个人视角的时代，感情是最真实的，也是最能够表达电影精髓的方式。客观地讲，年轻的导演应该从前辈导演的作品中吸收养分，毕竟第五代导演当年在审美创造上的贡献有目共睹，是需要仰视的。可是如今他们没落在商业片上，虽然创造了高投入高产出的成绩，但是创造力的下降一望可知。在向商业市场过渡的今天，反映我们生活环境的现实题材影片太少了，我认为第五代在这方面回避了太多。电影应该是充沛的、平衡的，作品本身应该是强而有力的。以这样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电影艺术就是有尊严的。如果只会卖弄、炒作、哗众取宠，一味避重就轻，可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会使得我们走不远，最后远远偏离了自己的初衷，甚至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视角为何物。电影真正给观众带来伤害的就是偏离了自己的视点。你背叛了你的视点，才是真正对观众造成伤害，对曾经喜爱、崇拜、给你权力的人的背叛。　　艺术最大的魅力就在于真实。如果不真实就等于失去了它最重要的品质。即使在商业片里也离不开真实，包括我们看国外的商业片也能被触动，这是因为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表达的感情是真实的。真实就是应该跟生活保持一致。不能在电影中间撒太多的谎，我个人认为这种感情的真实品质非常重要，而且这种品质在中国的大片里很严重地缺失了，很影响我们电影未来走的路。所以，不管想做什么，文化电影也好，艺术电影也好，商业电影也好，真实是一个基础和起点，是对自己生活的一个基本的尊重。艺术的渲染其实都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　　在胶片中留下曾经的真实生活　　到底能不能提供有创造性的东西，跟当下这个躁动、充满活力、热火朝天的中国现实更紧密的东西，这是对电影创作者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动荡的环境中，一个电影人的责任在于：若干年后我们对自己可以有一个交代——我们在这段时间内是怎么生活的，活得怎么样，而这些东西被第六代以个人视点表达出来了。从拍摄《月蚀》开始，我就有一个愿望，通过电影把当下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做完整的描述。在处女作《月蚀》中，两个长相一样的城市女孩，不同的人生轨迹，用时空交错演绎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惊蛰》则讲述农村女青年二妹为逃婚出外打工，由于不适应城市的生活对城市的幻想很快磨灭，又回到家乡嫁人的故事，但都市的生活经历已经使她的思想悄然发生变化，她沉睡的内心也被深深触动。拍到《图雅的婚事》时，我希望用平静的镜头记录中国在向全面工业化的现代过渡的时代大背景下，生活在中国文明和现代生活边缘的平凡弱女子，对传统的夫妻伦理那种固执的守望。将一个坚强而美丽的女人通过银幕展现在观众面前。9年来我共拍摄3部电影，把城市中的、城乡结合部的和偏远贫困地区的女性形象都一一展现了，可以说这3个人物已经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除了对底层女性的关注和真实的人性人情的描绘外，我还用该片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经济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是否也失去了一些更为可贵的东西：最好的电影并不是要解答问题，而是要提出问题。电影要把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呈现出来，由此引发对生活的思考和感慨。虽然这部电影写的是内蒙古的牧民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工业环境的侵袭，但实际上整个中国都在经历这些事情。在我们的身边，一些宝贵的东西正在失去，而且永远都回不来了。　　市场需要真正高质量的电影　　电影的繁荣标志是走向多元化。目前中国电影的类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市场需要的不仅是大片和艺术片，而是更多样化、成熟品质的好电影，要让各种类型电影起到不同作用才能够推动整个电影工业的健康发展。中国的艺术片也罢商业片也罢，类型都还太单一。　　其实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其实也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艺术片在电影形式和叙事方法上为商业片提供创造的动力；更多的商业片的成功则会带来更多对艺术片的投资，并推动艺术片的进一步完善。所以中国导演要在尊重电影发展的前提下，从自身做起，既达到文化高度又赢得市场认可。一方面商业大片应更具备艺术性，更尊重电影规律，把更多精力放在电影本身的制作上；另一方面艺术电影则应努力让艺术主张渗透在寓教于乐的方式中，使讲述的道理更加喜闻乐见，所谓“寓教于乐”，高超的艺术也都是挺乐的。具体到导演来说，商业片包括这些大片导演应该回顾一下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反思自己曾经在艺术探索上做出的努力；艺术片导演则应多进电影院，多观察观众的反应。因为艺术片也不仅是一种类型，它跟观众的欣赏趣味是同步的。不要总埋怨大片抢占了市场，即使没有这些大片，靠这些艺术片其实也很难吸引到观众。说到底观众是最理智最聪明的消费者，也是电影繁荣的基础。　　我更希望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　　拍摄完《惊蛰》之后接手筹拍《白鹿原》，这是最有难度的一部中国电影，之前已经让我花费了两年时间。虽然最终没有顺利开拍，但是整个筹备过程让我对文艺片的理解发生了一些变化，我意识到要从小众走出来，将原来简单的个人表达重新设定在一个更大的受众范围内，这样电影的方向会有所变化。同样是个人表达，但是会更照顾大众的观赏习惯，实际上是对电影本身更尊重了。电影作品应当平衡电影制作与受众之间的关系，避免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大众表达赋予你一个责任，当观众不认可的时候，说明你是有问题的，你不能再躲在“个人表达”的伞下当“大师”，一碰到市场就哭哭啼啼。我认为，年轻导演也应借鉴前辈的商业运作经验，把自己的艺术想法融合到商业运作中。票房就是票房，荣誉就是荣誉，希望年轻导演保持更开放的态度，不仅能在电影节上过关斩将，更能在票房上取得成功。　　《图雅的婚事》在柏林首映时，既有顶尖制作人，也有普通观众，我看到了观众尤其热烈的反应，我所追求的电影快乐其实在那一刻已经实现了。电影本身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一切文化内涵都要建立在快乐基础上。我现在希望作为一个好的讲故事的人。我们总抱怨电影环境不好，商业大片冲击大，其实自己在创作中必须先有“自觉意识”。这是最根本的。真正好的内涵也应该根植在有意思的、让人愉悦的故事里，这样更善意，更有关照。而不是冷漠地拿出一个高深的东西，说你不懂就是你没文化。我希望自己的电影不只是被电影节认可，而更希望得到观众的认可，希望这是一部能够兼容票房的文艺片。《图雅的婚事》在中国文艺片中是一种全新的类型，是可以在电影院让更多普通观众欣赏和接受的。这两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艺术性和观赏性统一起来，这部影片是对这些思考的一次实践。影片中，出于生活的压力，图雅被迫离婚觅婿。这样的底层生活呈现出一种事不如意的不完美。在这个不完美的底层世界里，我通过图雅、森格、巴特之间的关系，以日常生活化的影像静静地流露出浓浓的情感爱意。　　奥斯卡不是中国电影的唯一出路　　在国内的政策环境和发行环境都受到商业片挤压的窘境下，很多年轻导演只能寄望于国际电影节，他们过分依赖电影节的支撑，于是往往走进了一个相对狭隘的表述范围，并且拍片方向上受到相当的牵制，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愿意远离，在精神上跟电影节保持一个距离。奥斯卡电影节现在揭晓了，我认为奥斯卡可以是一种运作方向，因为通过这个平台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但如果中国电影唯一的出路是电影节，那这就是中国电影的悲哀。　　在柏林首映式那天，我接触和观察到很多普通观众。但有的电影节跟真正的观众距离比较远，反映的其实是专家的标准。真正好的电影还是要靠市场的认可。把艺术电影推向国内影院，必须要与观众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电影真正茁壮粗大的基础。如果只局限于为电影节拍，拍完拿奖了事，电影只会死亡。　　《图雅的婚事》在柏林电影节上放映的时候，一位外国记者对我说，以前看到的中国电影中的人物和风景都是很东方的，这很吸引人。但是在看这部影片时却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一部异国电影，而是完全被人物和故事深深打动了。这样的说法让我很开心，这说明西方观众已经从观影的猎奇心态中走出来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达成找到了最好的方式。这种发自内心的成功交流实际上就是一种商业性。其实东方背景既是种诱惑又是种陷阱，如果总是躲在东方背景的影子下，中国电影不可能壮大。　　作为一个年轻导演，能够得到金熊奖，已经是对自己事业的最大认可，得奖后自己更有了信心，也会更加坚持自己的思想，继续走“关注女性，关注小人物生活”的创作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