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人说，恶搞这种东西最早出现于日本，已经存在了几十年。这一说法或许是对的，却不免有些抬高了邻邦。 　　恶搞为何物？说到底就是幽默，或者说是幽默方式中的一种，而幽默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之久。从古埃及的宫廷小丑、古希腊的喜剧，直至现代流行的讽刺小说、漫画和脱口秀，源远流长从未间断。 　　幽默是一门让人发笑的艺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免要使出种种的手段，除上面列出的几种主要形式外，各民族、各地区都还有其独特的幽默艺术。即如中国，便有相声、评书、绕口令、二人转等多种艺术形式。尤其是相声，年代久远，风格奇特，发笑功能甚强，堪称中国式幽默的一种典范。 　　说到相声，我们将它与恶搞作一番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其实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之处。但奇怪的是，相声不仅被社会接受，甚至还要受到保护，而恶搞却完全没有这样等同的地位，舆论质疑，文化界不承认，政府正在准备治理。要不是在青少年当中还有一定的公众基础，它将是四面受敌无法生存。笔者认为，导致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艺术品位。 　　对于任何一种艺术来讲，都有一个品位和水准的问题。两者相较，品位应该排在水准的前面。比如绘画，“形神兼备、呼之欲出”自然要比“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水准为高，但也要看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如果画的是牛粪、狗屎、鸡屁股，无论画的多逼真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再比如目前走红的二人转，唱功与演技是衡量水准高下的主要尺度，但同时也要看其表演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总是瞄着炕头被窝里的那点事儿，则无论功夫多高都难登大雅之堂。我们大概知道，现在的二人转正严重存在这一问题。 　　以同样的眼光来看恶搞，我们发现的确有大量的作品低级庸俗令人作呕，有些甚至还宣扬暴力、色情等与社会公德不相容的东西。另就艺术特征及艺术表现力来看，一些作品的制作水平非常低，观赏性极差，纯粹是为了恶搞而恶搞。既如此，就怪不得公众反感、政府警惕了。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客观分析和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一棒子全打死。 　　我想首先应该认清恶搞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很明显，恶搞是借助于网络与数码的便利条件才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恶搞实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是数字时代的一种新生事物。既然是新生，就要给其一定的时间，在自我发展中进行调整，调整得好就存在下去，调整得不好就自生自灭，这是一种客观务实的态度。 　　另就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恶搞是一种普罗大众的通俗艺术，不能用过于严肃的传统艺术标准来看待它。低且任其低，俗且任其俗，只要不是太出格，就应该让其存在与发展下去。实际上，人类很多的艺术门类都是从低俗逐步提高起来的。就拿与恶搞很相似的相声来说，最初不就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地摊儿艺术吗？——直到今天也难称高雅。我们能够容忍相声，何以不能容忍恶搞？ 　　恶搞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的较高知名度，主要跟两件事有关，其一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其二是“芙蓉姐姐”。这两个事件同样很“著名”，但其精神和艺术境界的追求却是截然不同。前者是对一些无情践踏艺术的行为所进行的更为无情的反践踏，手法独特效果奇佳。这种臻于极致的反讽，可说是恶搞最值得提倡与发扬的精神高度和艺术追求。与之相比，后者几乎毫无艺术性可言，更谈不上任何的精神追求，低俗至极，简直是对人们感官神经的一种折磨。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为了恶搞而恶搞。然而不幸的是，当今的恶搞更倾向于后者而日益远离前者，这就只能是越搞越恶，越搞越没得搞。在“芙蓉姐姐”成名之后，网上随即出现了很多模仿者，但即使这些“芙蓉妹妹”、“芙蓉阿姨”们表演得更卖力更“出位”，却也无法达到同样的轰动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芙蓉姐姐”也算是一位开创性的人物，但她开创的这种风气实在令人无法恭维。 　　对于恶搞的低俗之风，许多人可能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实际上这却是对世人尤其是青少年的一种精神毒害。原因在于，低俗固然是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现实的存在，却只能被接受而不能被提倡。如果恶搞大量地表现低俗、宣扬低俗，就难免促使政府出台严厉的限制性措施。果真如此，则恶搞今后的命运难以预料。当然，我们还是期望政府有关部门能够更宽容一点，不要贸然出此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