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画作伪的历史，一般都认为肇始于晋唐时期，其依据源于唐人张彦远的《法书要录》。书载：“羲之为会稽，献之为吴兴，故三吴之近地，偏多遗迹也。又是末年遒美之时，中世宗室诸王，尚多素嗤，贵游不甚爱好，朝廷亦不搜求，人间所秘，往往不少。新渝惠侯雅所爱重，宣金招买，不计贵贱。而轻薄之徒，锐意摹学，以茅屋漏汁染遍纸色，加以劳辱，使类久书，真伪相糅，莫之能别。故惠侯所蓄，多有非真。”上述文字为证实晋代出现以牟利为目的而造假书画的史实，提供了文献依据。同时，它也告诉了我们判断书画作伪的一个标准——是否牟利。如若照此标准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历史上诸多看似造假的行为，实质上却偏离作伪甚远。古时为了保存法书名画，制作副本是最好的方法，但是副本却往往会和赝品混为一谈，真假难辨，招来不少麻烦。　　按照是否牟利来判断造假，历史上真正大规模的书画造假实出现在明代的中后期。很有意味的是，该时期不仅书画造假作伪成为一时风气，而且与书画相关的著述也存在着大量的造假之举，时人顾炎武就曾严厉指责这种风气：“至于今代，而著述者几满天下，则有窃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故得明人书百卷，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令人纳罕的是，古人一向有忌遭“天谴”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在明代却显得异常苍白无力。所谓的“天谴”，即上天的责问和惩罚，古人相信造假作伪之举并非善事，会招来上苍的惩罚，所以时人忌讳此举。清人钱泳（1759～1844年，今江苏无锡人，一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见闻甚广）在其《履园丛话·画学》中就描述了这样一件“天谴”的事例：“余少时尚见一钦姓者，在虎丘卖书画，贫苦异常，此其苗裔也。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就余所见，若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流，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钩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辨，以此获巨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绝没，家资荡尽，至今子孙不知流落何处，可叹也。尚书曰：‘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此之谓欤？” 　　明代中期以来，作伪者无视“天谴”，在书画造假方面演出了诸多令后人注目的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