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男孩子们来说，童年对于他们而言，必定是丰盛和恣意的。那些普通孩子们眼中高不可及的生活方式和游乐场景，在他们看来，所需要只是以心照不宣的、轻飘飘的、可有可无的姿态加入其中而已。即便如此，那些马上的驰骋、舞会的旋转、网球的击打……对于生来孱弱的雅克—亨利?拉蒂格（Lacques-Henri Lartique）而言，大部分时间或许只能停留在单纯“观看”的层面上。如此旁观的姿态，通过此后他一生的摄影作品，被忠实地印证了。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印证，才使得我们有幸以另一种旁观者的身份，走近一个家族的历史。　　1894年6月13日，拉蒂格出生在法国一个极度富有的金融家族，从小体弱多病。作为对一切都感到惊奇的孩子，拉蒂格幼年就获得了促使他的创作发生和发展的各种因素：虚弱的身体，使他成了一个观察者而不是积极行动者；家庭的保护网，鼓励他但从来没有强迫他去尝试；对幸福的体味，尤其生活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世界性经济萧条的时代，拉蒂格天然有着一种脆弱感和渴望保留下幸福念想的强烈愿望。很幸运，他拥有了记录这种迫切热情的最好工具——照相机。　　在他很小的时候，拉蒂格就认为，眨三下眼，就能把那些新鲜有趣的景像捕捉下来。他在日记里写到：“我抓到了事物的全部，色彩、尺寸，我得到的是活生生的，它能动，还有味。”当他的父亲老亨利得知他的想法之后，作为一名摄影发烧友，这位银行家，送给他一台13×18厘米的照相机——那一年，拉蒂格才6岁。全套笨重的相机甚至比身高1米2的拉蒂格还要高些。尽管弄伤了他的肩膀，他却异常兴奋的表示：“从现在起，我就能给一切的一切拍肖像了。我很清楚，许多许多的东西将要我给它们拍照，我要把它们都拍下来！” 从那以后，对运动的身体的迷恋就和一双优雅敏感的眼睛结合在一起，拉蒂格开始用他的想象力来重建周围的世界。内心的自由蹦跳、踢踏和翱翔的快感，可以轻易逾越一切具像现实的阻碍。　　拉蒂格将他的摄影称之为“游戏绘画”，并一直坚持“业余”的格调。在这样的基调下，拉蒂格以轻松、任性、孩童式敏锐、快乐的观察力，不厌其烦地记录下了他的大部分的生活琐屑：孩子们的游戏，远足、野餐、飞行器和赛车、女人和朋友。最初，他仅仅抓住他的家庭和朋友猛拍，通常在半空中，从墙上，椅子上，哪怕是简单地原地起跳。他最早的照片之一是一次巧妙的二次曝光，拍的是一个用床单裹起来的在楼前台阶上跳跃的幽灵，模特是他的表妹。在10岁时，他已经为他的哥哥——飞行器爱好者吉索拍了一系列关于飞翔探索的照片。此时，拉蒂格已经表现出了对运动主题的强烈偏好，并一直贯穿于他的整个摄影生涯。　　要找出个中原因并不难。拉蒂格的兄长吉索是一名狂热的科学爱好者。在他的影响下，拉蒂格和哥哥争相阅读当时的《汽车》、《精益求精》 等杂志。他们追逐每一项新发明，观看最早的飞行师的飞行试验，想要打破记录的摩托车锦标赛。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自己动手制作机器，组建模型，拍摄电影短片。拉蒂格在日记里写道：“我要飞翔！我要腾空向上！我要越过屏障！我要在风中摇曳……梦想很容易，因此我常常想象。但是我的哥哥吉索不会梦想。他计算，发明，开始训练自己如何离开地面。”　　19世纪80年代明胶银盐干版技术的发明，使得快照开始成为现实。18岁时，拉蒂格创作了可能是他生平第一幅伟大的照片——一辆跑车嗖嗖地通过观看1912年国际汽车大赛的观众面前。这幅照片现在看上去很古怪，但是那时它记录了速度和现代性，并且保持了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品质——高速的汽车向前倾斜和冲刺，而人似乎在其的烟尘中被甩得举步蹒跚向后倾倒。画面的张力感，让拉蒂格镜头下的汽车，彷佛如飞机一般，处于腾空时的一瞬间。　　拉蒂格的早期摄影，足以令人透过这些表象，看到他所展现出的对生活本质的天然理解力。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比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富于动感的驰骋更为重要。飞行的意义对他而言，不仅仅代表着他那高速快门捕捉的离奇影像：从台阶上跳下如仙女降临人间的女孩、优雅地将猎狗扔过小溪的绅士、装扮如旗鱼一般跃入水中的男童以及哥哥吉索热衷的巨大飞行器。更为重要的是，那是一种生活的姿态、自我的认知、对好奇的发掘以及对自由带着那么点冒险精神的追逐。他对瞬间流逝的敏锐捕捉能力，让所表现的事物和场景，在不经意间呈现出既古怪又幽默的超现实主义气氛。拉蒂格用他的影像告诉我们，在一切的美妙还来得及享受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　　作为一名优雅的上层社会的完美主义者，拉蒂格对于美妙事物的定义，显现出一种更为从容、宽裕和流动的尺度。午后的草坪，穿着窄裙套装的贵妇脱掉了高跟鞋，借助另一位淑女的身体进行跳跃；斯文的男性如小丑般撅着屁股翻着筋斗儿；还有诸如兄弟姐妹和朋友古怪滑稽的运动动作——诸如身体的痉挛、不经意的懒腰……从这个角度上看，拉蒂格对于各种“运动”意象的自由理解，已经具备超出单纯拍摄快照的高超技艺的某种品质。这在他1910年5月29日的日记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是这样描述如何拍摄优雅地漫步于布隆尼森林的女士的：　　“我就在这里等着……相机的焦距已经调好了。距离：4到5米；速度：快门帘缝隙4毫米；孔径：由她走过来的方向决定。我很擅长粗略地估计距离。比较困难的是确定在距离刚好的时候她正迈出一条腿……她是一个经过精心打扮的女士，很时髦、很可笑……或许很可爱……她靠近了……我很害羞，有点颤抖。20米……10米……8……6……咔嚓！我的巨大的相机发出的快门声几乎使那位女士和我同时跳了起来。这倒没关系，不过和她一起的嗓门很大的男士气愤地看着我，揪住了我。表面上看我在微笑，其实我的内心在颤抖。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最重要的是拍摄了一张新照片的快乐。那位男士的严厉的声音我会忘记，但是这张照片我很可能会保留下来。”　　正如这段文字写的那样，拉蒂格对摄影的兴趣具有两重性。遇事的前一半表达了运用技术乐趣：必须准备好一切来抓住那个最恰当最具爆发力的瞬间；遇事的后半部分以淘气的口吻结束——“这张照片我很可能会保留下来”——清楚地表明真正驱使他拍照的是保存记忆有可能遗忘的时刻。对于拉蒂格而言，运动过程的捕捉包含两个瞬间：一个技术的，另一个感知的。技术瞬间是有关摄影过程的，每一步都必须设计好从而准确地记录下某个时刻。这一点后来被布烈松定义为“决定性瞬间”。感知的瞬间更带有个人的色彩：它是值得纪念的时刻，要在时间带走这些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将其记录下来。这一感知的瞬间在拍照的同时也在记忆中留下痕迹。除了拍摄快照的挑战性外，似乎这才是真正引起他对摄影如此狂热的原因。　　通过摄影，这个文雅又淘气的年轻人像彼得?潘那样，找到了一大堆拒绝长大的理由。比如说可以一直做“观察者，不必担心是否会发生意外，也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是否是严肃，悲伤，重要，或是有趣。就像是天外来客，只不过是来到地球上欣赏表演的。这个观察者对于每个人来说，甚至——首先——对我来说，是一个牵线的木偶。”这个独白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对于其他家族成员乐于积极参与的飞行尝试和赛车比赛，在拉蒂格的镜头下，却始终没有呈现出“参与者”的视角。这种深刻的想要摆脱感情因素的审美情趣，让拉蒂格像孩子似地和现实世界保持了一种疏离的态度。对他来说很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事情，就是他渴望抓住某个时刻的强烈愿望，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位生活的旁观者有时候是冷酷无情的，“今天早上在埃菲尔铁塔，一个发明者，一个男人，一个裁缝，肩背自制的降落伞从第一层平台上跳了下去。他直接摔到地上死了。我没能拍到当时的照片真是遗憾啊。”　　从最早开始拿起相机，一直到90岁生日时还在拍摄自己的影子，拉蒂格给自己以及世界留下了20万幅有余的家庭照片，粘满了厚厚的130个相册，差不多每天拍摄6张照片，才能完成如此的累积。他能从中获得强烈的满足感吗？不，不会。拉蒂格的一生都是个忧郁的无法满足的孩子，追求着无法满足的要求。和任何一部艺术作品一样，他的作品超越了其作者的初衷，在今天获得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拉蒂格想要抓住他的幸福，使之永远留存下去，并展示出幸福的魅力，但是他做到的远不止这些。无论是拍摄一架巨大的滑翔机不可能实现的起飞，还是家人准备着热气球的放飞，这些绚目的照片如果不是因为预示着暂时看不到，但是必然会发生的自由落体的黑暗的话，是不会如此震撼人心的。这个渴望见证各种经历的年轻业余摄影师想要创造和展示一种没有悲伤的生活，但是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看到，他的照片展示了生活的全貌，当然也包裹了悲伤、哀愁以及无奈。它们为影像所赋予的力量，甚至比拉蒂格倔强坚持的幸福持久太多。　　拉蒂格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默默无闻。不过“默默无闻”对于他而言，或许正是一种自得其乐生活方式的反向观感。他的照片，仅供自己和家人欣赏，既不发表，也不展出。这个影像宝库，在上世纪60年代被打开。1962年，年近70的拉蒂格赴美国旅游。在纽约，他会见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的约翰。萨考夫斯基。拉蒂格摄影的单纯直率，使萨考夫斯基深受震撼和感染。就在这一年，《生活》杂志用10页的篇幅刊登了拉蒂格的照片。次年，“雅克—亨利?拉蒂格摄影展”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次公开展出，盛赞空前，一夜之间，拉蒂格从名不经传的业余摄影者变成了重要的现代艺术家。　　1979年6月，拉蒂格将他的全部作品捐给了法国政府，其中包括他的影集、复印的照片及底片。1986年9月13日，拉蒂格安然辞世。他的葬礼，在其住所附近的几棵橄榄树下举行，前来奔丧的妇女们都穿着鲜艳明亮的服装，并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这一切，都是在履行拉蒂格，这个毕生沉浸在孩童式自我满足和欢乐的老人的临终遗嘱，此刻，他的灵魂一定停在空中，看着这完美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