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叙事――但是，这种叙事通常是时间性的，而非空间性的。人们总是注意到无名画会，星星画展，1985和1989现代艺术大展，确实，当代艺术就是由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编织而成。这种艺术绘图是对时间法则的信奉，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恰当的叙事。不过，对时间和历史概念的重视，不应成为对空间概念轻视的理由。实际上，自康德以来，一直到黑格尔、伯格森和海德格尔，人们总是对于时间保持重视，将时间看做是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的象征，“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的一边。”（福柯）或许，我们还应该有一种空间上的艺术叙事，应根据一种空间视角来描写当代艺术。空间视角，不同空间之间的相互刺激和振荡，空间的跌宕、起伏、犬牙交错和并置，或许会构成另外一个艺术地图：一个迥异于时间线索主导的艺术地图。　　从空间着手，不仅仅是一种描绘艺术绘图的另类途径，而且，空间位移，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化城市，代表着某种艺术定居倾向，人们在此聚拢，被一个强大的内聚之力所紧紧地粘连，人们难以出走、离开和流动。这就构成了艺术充满惰性的定居。艺术定居当然有其积极的意义（比如，它有一种内部的躁动活力，有一种力量的集结和竞技）。但是，反过来，定居也是中心化，独断化和僵化的前提。一旦长久定居，各种等级关系，各种权势的定位，各种秩序化的律令就会自然形成，所有这些，都构成艺术活力的障碍。我们知道，艺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创造性的别名。如果一种创造性艺术实践，只是被牢牢地屈从在几个中心化的空间中的话，这样的创造性实践――无论是就艺术创造本身而言，还是就一个全盘性的艺术过程而言――都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在这个地理中心，感受不到一种他异性的激励，感受不到对外界的想像，感受不到一种多样性的潜力，他只是在自我封闭和自我想像，他在自我陶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只是沉浸对西方的想像中，对西方艺术实践和艺术市场的想像中。从这个角度来看，艺术应该保持有一种异质性冲动，保持对外界想像的冲动。也就是说，应该时刻保持反定居的冲动，用德勒兹的说法，应该保有游牧的冲动，应该有永不停息的空间位移的冲动。　　如果是这样，我们不仅应该从理论上，而且应该从实践上来重绘当代艺术的线路图。鄂尔多斯的《浪漫与傲慢》这个当代艺术展，或许会成为这个新地理地图实践的重要一站。这个展览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使当代艺术闯入到一个非西方的空间，一个非“现代”的空间，一个少数族的空间，将会发生什么？当代艺术是否会出现某种特殊的异质性？就此，鄂尔多斯这个展览，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艺术上的战略和战术，是一种必要的艺术调遣，艺术部署。因为，“战略和战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配、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实行，这样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傲慢与浪漫”展览，这次艺术空间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艺术政治的转移。一种边缘化的艺术地理的存在，无论如何，能够促发多样性的可能，能够促发一种活力：无论是艺术创造的活力，还是整个艺术过程的活力，这是发生在艺术中心之外的实践，这也是一个艺术场域之外的艺术想像。如果考虑到鄂尔多斯这个地理空间置身于一个著名的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上的时候，它的意义就更加非同寻常――这是真正的艺术游牧，不仅是比喻意义上的，而且是事实意义上的。正如德勒兹不断地提到的游牧机器具有战争意味一样，游牧意味着对任何的定居之地的藐视，艺术游牧，这样一个新的事件，决不会落入到秩序的巢穴，它是对秩序和等级的开战。　　在鄂尔多斯的展览，还有另外一种意义。相对于汉族而言，鄂尔多斯主要是一个少数族群聚集的地方，有着独特的文化认同。对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它不仅是一种他异的地理空间，还是一种他异的文化空间，它有自身的文化想像，有自身的艺术气质、趣味和游戏。内蒙，鄂尔多斯，这些名字意味着什么？对于我这样从未去过内蒙的汉人而言，内蒙就被敖包、沙漠、青冢、陵园这些意象所填充，人被无边的草原、蓝天和白云所包围，犹如置身于一片无边无际的画面中。“内蒙”，还意味着欢快的舞蹈，牧歌的姑娘，摔跤的勇士以及肥美的全羊，它还意味着热情，意味着“天苍苍和野茫茫”，意味着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意味着驼铃古道和沙山漫漫，意味着热情似火，诚恳宽厚而又笑声朗爽。鄂尔多斯，这个名字的发声听起来就充满诗意，在蒙古语中，它表示着“宫帐”――而且是如此之多的宫帐，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有关的宫帐，所有这些，使得这里被想像成一个浪漫之地。这个浪漫之地毫无疑问对当代艺术是完全陌生的。对于这个封闭空间（它同样是一个封闭空间）而言，当代艺术来临显然是一次意外的闯入。当代艺术显然也会引发鄂尔多斯的震惊。这个震惊，同样会激起它自身的文化反思，同样会反过来让它想像自身的文化――所有的文化总是在遭遇他者文化时候，才会反身自问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当代艺术去置疑地方文化，去征服和改造地方文化，而是说，正是当代艺术能让地方文化更好地认识自身，更好地认识自身的独特性和稀有性，更好地认识自身的意义表达。地方，应该有自身的文化定位（location of culture），应该保持自己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种地方性知识，只有在遭遇他异知识的时候，才能有自己文化认同的迫切感。文化，只有在不同文化对峙和商谈的时候，才能清晰反观和表达自身。我们可以想像，当安迪•沃霍尔等人闯入到这个草原城市的时候，成吉思汗的“宫帐”会马上回过头去回顾自己的非凡历史。对自身文化的回顾，也决不意味着文化的自大性封闭：所有强健的文化，都是一种平等商谈的文化。　　中国当代艺术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是汉族人的游戏。这个游戏如今进入到少数族的空间中。这个进入，绝不能当成是一次艺术对于地理的傲慢征服，而应该将它看做是一次艺术地理空间的开创。这个展览空间，同时对两个地理空间产生活跃的刺激。鄂尔多斯确是一个浪漫之地，但在将它浪漫化的时候，我们决不要心存傲慢，事实上，赛义德早就让人们警惕，西方人总是将东方想像成一个浪漫之所，但是这种浪漫想像的背后，却保留着大量的优越感，保持着真正的傲慢。当人们赞颂一个非现代的地方充满着原初的浪漫的时候，这往往是文化征服的开端――但愿这个“傲慢与浪漫”的展览，不是傲慢对于浪漫的征服性想像，而是浪漫对于傲慢的瓦解。无论如何，汉族文化应该放弃自身的傲慢，“现代的”北京和上海应该放弃自身对少数族的浪漫想像，否则，鄂尔多斯人会说，“没有羽毛，有多大的翅膀也不能飞翔；没有礼貌，再好看的容貌也被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