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然听朱昱说到《剩餐》，我以为是“圣餐”。朱昱曾告诉我他是基督徒，而他的作品自一出道就惹起了轩然大波，若干年来到处是对他作品的口诛笔伐。包括几年前我在台湾通过互联网介绍他的作品《献祭》的时候，当场就有观众满怀激愤地责问他。朱昱持续绘画了4年的《剩餐》系列，终于可以给观众、策展人和批评家一个机会，抛开以往谈论朱昱作品所带来的诸多禁忌来了解朱昱的艺术。　　朱昱的艺术作品，毫无疑问历来总是以一种非凡的气质呈现出来，好像“语不惊人死不休”。甚至当他开始摆弄绘画的时候，也给我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虽然朱昱一再强调他的《剩餐》绘画，追求中国宋元文人绘画的形式和趣味。但在我看来，《剩餐》在绘画语言技术层面很简单。用照相写实的方式去画吃剩下的餐盘，对于有专业绘画教育背景的他或任何人也许并不是难事。由于他使用照相写实的绘画形式，与追求真实细节的一些宋代绘画确实有相似之处，画面精致宁静。也许《剩餐》里零落在白色餐盘中的残羹冷炙，从构成上有点马一角、夏半边或者元人山水的意思，或者与白石翁的大虾同属一科物种，但是《剩餐》描绘的毕竟不是通常的花花草草，更不是逸笔草草。《剩餐》把被我们漠视的日常生活经验通过精心放大的寻常物品，强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以陌生化的手段让我们对平凡甚至排斥之物产生审美关注。这是杜尚以来的现代主义传统，只是朱昱的手段更技术化、唯美化。然而不论朱昱再唯美再粉饰，剩餐就是剩饭，这种另类观察生活的视角是抹不去的。将餐盘中乱七八糟的残留物描绘得如同雅致的宋瓷，更强化了对审美惰性的颠覆，是“笑里藏刀”。正是由于这种机巧，可能使这些绘画的消费变得更刺激，更有挑战性。　　如果一定要在中国美术史中去搜索《剩餐》的类型，我倒是更倾向于商周的青铜器，这两者在趣味上颇有可比性。商周的青铜器是由饮食器皿衍生成的祭祀礼器，繁复精致的饕餮之类的图案也不是什么善物。青铜器和《剩餐》，都涉及到“吃”这个中国文化中很有历史感和仪式感的行为。不同的是，前者是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是更具公共性的国器。后者是乖巧的艺术消费品，是全球拜物主义时代的物欲象征物，将被私人珍藏。朱昱将“民以食为天”的古老信条可视化为今天的《剩餐》，似乎重构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文脉。　　朱昱的重要作品似乎都与“吃”有关系，这个古老的动作可以说也见证了由动物到人类、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进程。《剩餐》呈现的“吃”，不是餐馆菜单上印刷精美的诱人美食，如同杂志封面的美人照那样令人垂涎欲滴。《剩餐》呈现的是人类为了生存而消灭其他生物的绝胜战斗所留下来的废墟。虽然朱昱希望这个故事的结尾像好莱坞大片一样引人入胜一些，希望在证据被清洗之前把这些垃圾表现得如同珠翠，但他选择的绘画母题本身无法避免成为对平庸的常规观念的一种挑衅。　　“食不厌精”的中国人为朱昱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绘画素材，也使朱昱的作品和每个人的生活经验直接发生关联。《剩餐》的餐盘如同一面魔镜，能够将其中的废墟转化为我们自己诸多的生活感受来供我们自己观赏。我们可以在其中尽情体验仪式化、娱乐化、技术化、偶像化、诗意化等等诸般情绪，使这种观看变得云山雾罩、其乐无穷。相对于朱昱以往其它的作品，《剩餐》以正剧的方式演绎悲剧或者荒诞剧，用平静呈现对世界的惊诧或者厌烦。　　近来一则关于“纸做的包子”的假新闻，为《剩餐》做了最新的有趣注解。7月8日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透明度”栏目播出了一则“早点铺出售用废纸箱和肥猪肉做馅的小笼包”的新闻，被各媒体、网站纷纷转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0天之后，北京电视台声明这是一则假新闻。虽然新闻是假的，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忧虑无法挥去。中国人到底在吃什么？石蜡米、滑石粉面、瘦肉精猪肉、禽流感鸡鸭、激素催的黄鳝大闸蟹、福尔马林海鲜、敌敌畏金华火腿、回收肉肠、残留农药的果菜茶、苏丹红辣酱、吊白块粉丝、工业明矾腐竹、工业盐腌泡菜、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甲醛啤酒、粪便臭豆腐。。。。。。我衷心希望这些社会上流传的食品是艺术家的作品而不是现实。想知道中国悠久的“食文化”被发挥到何种地步，朱昱的《剩餐》给了我们一个充满想象力的答案。　　朱昱的《剩餐》，可以作为国人对自身历史、对现实、对文化艺术的多重提问悬置在我们的头脑中。犹如佛陀示莲的禅意，朱昱抹抹嘴、擦擦画笔后留下了饭后剩餐，指向我们自身的悟性，催发我们内省的力量。《剩餐》不是饭后甜点，而是一剂针药，虽是末世图景，却是喻世明言。　　2007年7月20日于北京芳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