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第一次看到《美术》杂志是什么时候？

　　何多苓：最早看到《美术》应该是在上学的时候。

　　记者：您第一次看到《美术》是在书店里，还是图书馆（很小的范围内）才可以看到那本杂志？

　　何多苓：可能是在图书馆因为书店没有卖的。

　　记者：受众面还是有局限性？

　　何多苓：当时《美术》杂志也不是哪里都有卖的。而且我们即使看到也是少部分同学。

　　记者：您是怎么认识何溶先生？

　　何多苓：那个时候我是研究生第二年。我记得最早何溶、栗宪庭、夏航（他们三个人）来了四川美院，当时我们还在学校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美术创作方面开始有点转型，《美术》的编辑部我记得当时何溶代表了改革这一派。我们学校已经开始放手让学生创作，我们当时创作的题材就非常广泛，包括罗中立的《父亲》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很多关于**期间批判性的题材当时都有了，何溶他们来了当时也算一件大事。

　　因为《美术》杂志来看美院学生的创作，由学校出面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记得当时有学生代表参加，我记得有我、张晓刚、周春芽。

　　记者：座谈会主要内容是什么？

　　何多苓：好象是第二届青年美展，全国美展第几届我记得不清楚了，他们来看关于这两个展览同学创作的情况，同时作品也看了还分别都提出了意见，我记得当时还问了我们的想法。我的印象何溶先生就是一个很慈祥、忠厚的长者，反正我觉得他很有人情味。他的想法在当时都比较新颖。

　　记者：那个时候您的展览作品是什么？

　　何多苓：我的作品是《我们曾唱过这支歌》，没有能够参加，因为被省上给卡下来了。

　　记者：您这个作品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何多苓：当时画知识青年，我们当知青劳动完毕一天在那里坐着很迷茫的状态，参加了省上的青年美展，准备送全国青年美展的时候被卡下来了，好象这个题材有点低沉、低落，也比较有一点朦胧，不知道唱的什么歌，感觉不太对。其实《美术》是走在全国之前，四川美协那会都还是非常保守。

　　记者：《美术》杂志包括何溶对年轻人的态度、作品都是比较提倡，敢于发表？

　　何多苓：提倡而且扶持。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表的，他是注意到这个东西，他觉得好的都发表了，我听说在《美术》内部还有一些阻力的。

　　记者：何溶老先生是受到很大的压力？

　　何多苓：我听说受到很大的压力，《美术》好象也分成两派。他也是很压抑（我听说），后来栗宪庭离开了，夏航好象也离开了。我觉得他们对我们的创作很支持。

　　记者：《美术》杂志是当时基本上在国内唯一能够看到的关于艺术的刊物？

　　何多苓：《美术》是主要的。

　　记者：我们看到有一期封面上登了您的作品。那个时候是不是您和何溶先生有过一些认识或者是一些交流？

　　何多苓：那会已经认识了，我记得去北京的时候还到他家里去过。

　　记者：您作品在《美术》杂志上刊登，包括罗中立的《父亲》，给全国的艺术爱好者提供一个认识的机会，当时作用还是不小的。  　　何多苓：当时作用非常大，它把这些作品发表，我那个称呼还没有画完的时候，栗宪庭来看了之后，就把照片拿到编辑部给何溶一看，何溶觉得很好，把它作为封面引起了争议，好象也排除了一些阻力。

　　记者：这个作品登封面都引起了哪些争论？

　　何多苓：具体我不太清楚，编辑部内部有人反对，这种作品政治上不是太可靠，不能做封面，我当时有这个印象，具体谁反对或者具体有什么斗争我都不太清楚了。我觉得何溶先生肯定还是排除了很多的阻力，导致他身体不太好和这个有关系，我去北京觉得他心情很不好。    　　

　　记者：80年代的艺术创作是不是艺术家、评论家基本上都在受一些限制？

　　何多苓：80年代那会体制上完全是旧的，人们在意识形态这个方面开始发生一些转变。因为国外的一些东西，国外的美术开始进来了看到了。我们学校很开放让学生放手创作，包括现在看起来都很离谱的题材，表现**武斗、**很多阴暗面的题材当时被允许学术化，最后还是被叫停了没有让画。

　　其实学校是鼓励的，那个时候下边这些具体的画家和美术方面的一些从业人员，就开始有比较主动的行为了，肯定会受到体制很大的一种反映，会很大的压制。 我的画就是两次，都到省上被卡下来，到北京参加展览是参加四川美院的院展那个时候引起了注意。在《美术》先发表，当时做封面很重要，对我美术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美术》杂志在80年代包括好多大型的展览，像安德鲁·怀斯、印象派来中国展出，《美术》杂志报道国外的展览吗？篇幅呢？

　　何多苓：报道，篇幅不是太大。篇幅没有《世界美术》大，中国美术研究所编的《世界美术》一个美术杂志，对国外的信息量报道挺大。《美术》当时主要以报道国内的美术创作，尤其是以全国美展为主。

　　记者：那个时候有“题材决定论”，在**中有指导性地让艺术家去进行创作？

　　何多苓：那个时候叫“尊敬文学”。我们都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来创作，后来突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创作了我们觉得挺新鲜的，等于这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划时代的变化。何溶先生很不容易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在转型期我知道《美术》从主编一直到下边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是特别保守的（说实话），何溶肯定日子不太好过。

　　记者：官方形态很重？

　　何多苓：这个杂志是美协的机关刊物，那个时候所有刊物都和《人民日报》没有多大区别。它能够报道我们这种画并且作为封面，肯定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才能这么做，后来肯定遭到极大的非议。

　　记者：读《美术》的文章， 您认为何溶个人发表的文章、个人研究的倾向是什么？

　　何多苓：何溶发表文章不太多，他的论点比较温和，他不是太激烈。当时有一些争论，在《美术》上有一些旧体制和新体制产生的矛盾不可避免的争论，尤其是你刚才说的题材绝对论和非主题性的绘画肯定有很多的讨论。

　　记者：之后您了解川美美术史或者是其他的专业，现在有没有对80年代《美术》杂志或者是艺术流派进行比较深入研究的呢？    　　何多苓：好象没有。因为肯定这个是不受到鼓励的，很快就到83年，83年当时又是一个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这个运动一来的时候，对美术新思潮给刹住了。我记得当时从83年以后可能何溶他们就退出了。

　　记者：您了解他这个人是什么样？

　　何多苓：我接触不多，我认为他是非常有人情味的人，感觉很忧国忧民的这么一个先生。我的印象觉得他话不多而且比较忧郁，感觉他还是有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得到完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