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眼看到管勇的作品，有一种与当下艺术格格不入的另类感觉。在这儿，没有玩世俏皮，有的只是庄严肃穆；没有艳俗妩媚，有的只是红、黄、黑的刺目深沉与崇高庄重；没有流行时尚文化图像的沾染，有的只是个人的疑问迷惘、静默沉思，或三三两两人物的辩论清谈与展望期盼，……。　　管勇艺术的这种独特，似乎反映着艺术家以理性反思的眼光重新审视当代。21世纪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各种文化、新知与资讯涌入，中国进入一种所谓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之时，它具体并直接地表现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　　做为当今中国社会之主体的人，他们正身历其境，并微妙地在发生着变化。中国，与西方世界相似，产生了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庞大群体。他们即处在中心又游离于边缘，即反思一切又试图去抒写一切。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要求与观念，等等，激发并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及各个层面的发展，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似乎是一个属于他们的新时代。　　管勇的艺术，展现着作为中国社会之主体的人，在这一社会进程中所经历的情感状态与存在迹象：从疑问、迷惘、审思，最后进入一种思考并行动中的主体。他们看似在社会的边缘“消解崇高”，却又似在社会的中心试图去“树立崇高”。　　人物形象启发于具有“知识权力”象征意义的“笔型”。 笔与人物造型及其身份、功能相辅相成。人物那有意拉长的体型，那模式化的发型，那高贵、挺拔、独立、冷峻、刚直不阿的精神气质，似乎是笔的另类隐喻象征。在管勇的画作中，人物有着一个从以前胖乎乎、略带些呆滞茫然的形象，走向现在一种瘦长体形、高贵冷峻、庄重沉思、强调个体独立性形象的转变过程。如果说前者形象更加展现出自我空洞和丧失独立的主体，正处于虚无、迷惘甚或焦虑的状态；而后者，即近期完成作品中的个体人物形象造型，更加强调了主体的质疑、省思、独立、自主，处于一种思考而行动中的状态，似乎正积极地融入并影响着他所在的这个时代。　　画面中其它的重要符号，如红帏帐、红皮书（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书是被打开的，而且是空白的）、红围巾（或红领巾）、红墨水等。虽然有一些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迹象，但却具有另类完全不同的意义：一方面，它们越来越抽象而空洞，如画中空白书页的书，不再本质性地强烈左右或深深影响着画中人物，也许画中的人物正在省思质疑，并思考（散落零乱的烟蒂提醒着这一点）如何用红墨水去强化而醒目地标示抒写，如何在传统体制下振兴作为社会主体之人的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这些大面积的红色及其符号又彰显着一种强烈的力量感，一种积极向上、鼓舞人心的倡导。红色历来是中国的代表性颜色，这暗示着：也许立于这一强烈稳固的根基之上，才能更好的去开拓奋进、去省思抒写。　　色彩以红、黄、黑为主，源于艺术家所出生成长的独有民族文化之根。“红色”在中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与内在心里经验性，它深深沉淀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同时，大面积刺目的红色给予强烈的视觉张力和心灵震憾感。而“黄色”，在中国，更多是与中国的黄河、黄土地、中国人的肤色是黄色相关。“黑色”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蕴含着老庄以及禅宗的哲学内涵，进一步赋予画面高贵、肃穆、神秘、深沉的氛围。　　管勇的艺术，运用了蕴涵有中国文化特定意义及审美的符号和色彩，创造出个人独特的艺术语汇，以此回应展现着艺术家所处国度、民族及其主体的多面省思与关注。　　回首中国以前时代，每一社会转型或思想变革时代，生活其中的人之主体总会深受影响，也总会涌现许许多多的多面审思、引领时代、独领风骚之士。如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及宋元明清的文人贤士。而这些人士，在中国古代人物画中也一再被描绘。而管勇的绘画，那与人物及其品格、精神追求相关的物象：笔、红帏帐、红皮书、红围巾（或红领巾）、红墨水等；那空旷、虚无的空间；那隶属时人所着的特定装束外貌；那些时人的主体性、爱好、价值追求等等，似乎仍有一些今与古的交相响应。　　目睹一幅幅作品，凝视一个个一组组画中之人，谁的新时代，似乎答案就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