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画家陈湘波正在北京打一场维权官司。结果如何？尚不得知；我们知道的是，官司打得挺辛苦。　　北京美术馆南侧，有一个叫“娃哈哈”的餐馆，这家餐馆把陈湘波的工笔画裁成一块块，经喷绘，成为餐馆的墙面装饰。由于这家餐馆离美术馆近，常常是美术圈内的饭局所在，所以湘波的画作为墙面装饰，甚至用来装饰厕所，被不少人拿来作为打趣湘波的笑谈。这当然令湘波十分不爽。　　奇怪的是，这种明显违反知识产权法的事情，对于侵权者，倒是容易找到很多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诸如：这对作者是个宣传，提高了他的知名度；作品是朋友送的，不知道来历，不是有意要侵权等等。　　对于维权者，在维权之前，倒是顾虑重重。最困难的，是下决心，这官司究竟是打还是不打？　　在过去，中国老百姓一直将打官司视为畏途。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告官的。所以，中国民间一直有“厌讼”的传统。人们在千百年充满血和泪的诉讼经验中，得出了一条痛苦而无奈的信条：“讼不可妄兴”，“宁使彼讼我，我无讼彼”。　　对老百姓而言，冤狱和司法腐败使任何一个官司都充满了风险，用另一种语言说，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诉讼经济学的问题：打官司意味着高成本，如果投入的成本（时间、金钱、精力）和获得的回报（一个公正的结果）之间，很难达到收支平衡。如果投入总是远远大于产出，老百姓是会长教训的，他们又不傻，为什么要干这种舍大求小的事情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小”也许正好体现了正义，体现了人的尊严；只是，社会的正义和公平是需要制度来保障的。过去时代，也有小老百姓拼死诉讼，不怕鱼死网破的成功例子，但是成功的比例恐怕并不大，如果大，也不会“厌讼”了。天上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地上不知道哪个地方是清官，这种没谱的、靠碰运气的官司，老百姓想，还是不打的好。　　还有，对于知识产权的维护，首先要形成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意识。中国古代对于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产权，包括著述、文艺创作、科技发明和发现都得不到保护，更谈不上通过产权让渡得以运用。例如，在过去，多大的画家都可以随便找你要画，在要画的人看来，这是看得起你。在陈湘波官司里，侵权方“给作者扬名”之说，就是这种不拿知识产权当回事的陈腐观念。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知识产权的创造者一般都是只奉献而无所得，所以，影响了知识的进步。为什么中国古代有许多民间绝活都有“传子不传婿”、更不要说传给外人的传统，就在于他们祖传的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这也导致中国历史上，许多“独门绝技”、“祖传秘方”大量地湮没失传。　　回到陈湘波的官司上，以我的估计，就算官司打赢了（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从已有知识产权案例来判断，侵权者的赔偿不可能太高，这时候，陈湘波如果算上时间成本、精力和其它的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并不合算。如果下次，他又碰到其它的侵权官司，本次的结果会不会鼓励他再次走上维权之路？　　看来，一个人打赢一场维权官司并不难，难的是让维权者在精神上，经济上都觉得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