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具，器型繁多、种类复杂、用途广泛，仅明代屠隆所著的关于文具的书籍《文具雅编》就记载了古代文人雅士所常用的除“文房四宝”以外的43种文房用具。在所有文房用具中，除了有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之说外，还有“书案三珍”的说法。这些既体现了古代文人“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也折射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所谓“书案三珍”是指水盂、水注、水洗。水盂是指盛水以备磨墨之用的盛器，器形一般不大，多为圆形，小口大腹，取水往往使用细长柄的铜水匙。制造水盂的材质以瓷质居多。水注也称为砚滴，其功能是往砚台上滴水之用。器形似小水壶，其细小的流可供注水用。大多中空而无盖，有的设有小气孔，用手指按住气孔，水便流不出来，以掌握注水的多少。制造水注的材质以陶、瓷、铜、玉为多见，形制丰富多样。水洗是指用来盛水洗毛笔的盛器，故又有笔洗之名，器形比水盂大许多，多见扁圆形，材质也多见于瓷器。　　在古代，“书案三珍”多为上层社会贵族、士大夫阶级和文人雅士使用。故而，历来特别讲究其艺术品位。　　最初，水盂或水注是与砚台连在一块居多的。无论是汉代的石砚还是隋以前的陶瓷砚台，往往是砚台中部微微凸起，四周则凹下去。凹下去的地方实际上是水槽—用于盛装润笔、研墨用水的。　　四川成都青羊宫窑被考古界定为隋唐、五代青瓷窑，其实其烧造历史可上溯到南朝甚至秦汉。1984年，这个瓷窑出土了一件南朝时烧制的四兽头足砚，胎色淡红，圆盘形，直口，弧唇。砚面微凸，边内有凹槽，可蓄墨汁。兽的头足状似猴，施青色釉，不到底，釉色青中泛黄，釉面密布微细冰裂纹。此前—1982年10月、12月至1983年，四川成都的考古工作者，在历时半年的发掘中发掘出七种不同样式的瓷砚，其共同点是砚面四周都有凹槽。13年前，笔者在建筑渣土堆上，有幸先后拾得两只青羊宫窑隋代和唐代瓷砚的残件，将其粘连在一起，用以摆设。这两件砚台四周亦有较深的水槽（图1）。考古工作者的那一次正式发掘只发现了一只“洗”，不见水盂。几年前，笔者的朋友曾在成都市区建筑工地废墟处觅得一只蛙形水盂（图2）。经鉴定，应是南朝时期青羊宫窑的产品。宋代张帮基在《墨庄漫录》卷二中说：“禹余粮石，形势多怪，百出，或正类虾蟆……可贮水作砚滴”，便是对此前出现过的类似蛙形水盂的具体描述。　　四川出现大量器型丰富、色彩多样的瓷质“书案三珍”是在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四川成都是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那时的四川，政权稳定、社会安定、物产丰盛、人丁兴旺、商贸发达、富甲天下。唐时曾有“扬一益二”之说，唐人卢求在《成都记序》中又说：“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之多，使百工之富，扬又不足以侔其半”；《新唐书》卷一○七“陈子昂传”评述蜀中“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由此可见四川成都地区经济文化之繁荣。　　唐代前期教育事业空前发展，地方官学繁盛，私学遍布城乡，既有名士大儒，“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书院教育这种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两宋时期，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共有书院397所，遍布全国各地，教育普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水墨写意画起源于唐代，从唐代到宋代，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全国各地的诗人、画家、文人墨客纷纷进入蜀地，各种书法流派争奇斗艳，文人骚客赋诗弄墨，“天府之国”文运大昌。　　毫无疑问，唐宋时期，教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促进“文房四宝”和“书案三珍”的大量生产和质量、品位的提高。于是，四川以邛窑为代表的各个瓷窑便生产出大量的水盂、水注和水洗来，以满足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以邛崃十方堂窑的发掘为例，仅完整和不完整的水盂就出土了864件之多，样式计有五种。与此同时，砚面平坦而无水槽的瓷砚增多了，并出现“风字砚”这样的新品种。　　因为与砚台相连的水槽盛水太少，使用不便，也易蒸发。于是，在文风兴盛的唐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瓷质水盂。由于水盂向砚台倒水，水量不好控制，洗笔、吸水、使用不太方便，于是水注和水洗便应运而生。水注的特点是造型丰富、器形乖巧，往砚台上注水容易控制流量；水洗则是较水盂大，器形也丰富，最大特点是器口扩大，便于大毛笔的使用。　　由于社会的广泛需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和陶瓷工艺水平的提高，作为文房实用器具的水盂、水注和水洗，制作愈发讲究，艺术品位逐步提高，最终赢得“书案三珍”的美名。唐宋时期，四川生产的“书案三珍”造型各异，釉色繁多，色彩鲜艳，颇有韵味，计有青釉、绿釉、青绿釉、白釉、酱色釉、黄釉和褐色或褐绿色斑彩、点彩以及三彩等，甚至还出现了铜红釉色斑的水盂。　　几年来笔者在李铁锤、高帮荣、贺小东等成都收藏家处拍了不少“书案三珍”的照片，现择其有代表性者奉献给读者鉴赏（图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