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奉家丽的作品，无论是油画还是行为，最直接也是最突出的感觉是，她始终把创作对象——有时是画面中的青年女子，有时是她本人——作为社会现实中的一个角色来看待。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包括女人在内的人在一个社会结构中有着多重复杂的社会关系，因而也就是有各样各色的社会角色需要扮演。奉家丽显然关注的是其自身及周边同性亲朋好友在日常生活状态中的角色位置与精神征候，这与其说她是受到近两年来女性艺术被作为独立的艺术现象越来越引起艺术界及其它文化界的重视，从而使女性艺术家与女性艺术之间“必然”存在一种简单对等的线性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创作模式和评估模式的牵引，勿宁说她是受到日常琐碎生活中的偶发事件、直接经验、间接信息的感性浸染而引发的。我注意到，在奉家丽的油画作品里，对画中主要人物形象与精神征候的刻划，始终是与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描绘分不开的；枝繁叶茂的茶花树，春寒露俏的桃花，花团锦簇的月季、芍药、戏耍玩皮的孩童女婴，阳光灿烂的街巷或一方青青草地，还有搁置的书藉，绚烂撩人的舞池灯火，……，这不仅使她的作品在视觉上给人一种熟悉、亲和、自然的近距离现实感受，而且也在近年为数不少的女性艺术家的涉及人物像题材的作品群中显得尤为独特，拉开了样式上的距离，应该说，奉家丽对画面环境细节采取的这种加法方式，是她对人物（女性）与环境的现实关系及前者所处位置角色的感性经验积累的最初外化结果。红花绿树的自然环境和灯火变幻的人工环境的重画与厚涂，于光影透视中抽象出的色彩直呈，使得环境物象散发着扑面而来的近距离视觉刺激的同时，却远离了客观实存的物理环境，因而在奉家丽的画中，上述充溢画面的环境物象细节，已然不是现实实存中的有机或无机之物，也已然不是二维透视上的技巧性仿真摹拟，物已非物，景亦非景，象亦非象，画面中视觉物景所传达出的信息游离出物理实存的本义。　　人物形象作为画面的核心，其取材的角度来自现实生活的瞬间切片，然其衣饰，纹案、色彩、肌肤的质感，也随着厚重笔触肌理的使用而使其身份、职业、性格精神状态变得游离、漂浮、似是而非，更不用说每位画中人物脸部面具般的胭脂饰色、腥红的双唇、修饰的眼脸和眉线在视觉上所传达出的遮蔽、矫饰和诱惑信息。　　奉家丽向我们展示出这样一幅幅画面，在这些画面里，物已非物，景亦非景，人物神情面貌矫饰又游移不定。是纷繁花哨的环境景物使人物面如桃花、矫情扭捏，还是景本如此，人本如此？是人有真伪、虚善之分，还是物有实幻远近之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东方大国里，大到市场经济发展中个人才能的发挥可能，小到家庭亲缘间私人心理空间的施展余地，个体的人，（这里指女性）如何在社会、家庭、亲朋好友的关系中甚至在人之为人的品性中，获得应有的准确角色与位移置，而不顾传统既有的性别指称，角色定位甚至歧见偏意，的确是件切入肌肤、迫进灵魂的紧要之事。在这个被普遍认同的多元化、多声部、复杂交错、资讯共存共生的时代，从社会阶层群落的划分到个人处世的方式方法，甚而到性别本身的界定，的确难以沿续庸俗社会学的线性划分套路，因为今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大大小小现象往往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相互交错，是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用简单的二元论来甄别个体的人的社会身份、角色、能力、愈来愈力不从心，这不仅指日常语言，也指艺术语言。　　因为如此，奉家丽在其作品中对自然和人为环境的交待，对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对人物精神状态的刻划，没有采取厚此薄彼，非此即彼的方式，而是具体情境具体人物，在赋人物以脂粉色面具神态的同时，又把人物还原到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纷繁夺目几近撩人心弦的视觉情境之中。因而奉家丽以其视觉艺术的形式给现实中女性人物的角色选择与定位开辟了一个中间空间地带，在这个空间地带中，她暗示作为女性的人获得超出现实的自由想象和娱悦同时也有可能因溢出其自身的性别属性而获得遮蔽、欺骗、诱惑的危险可能性。对于奉家丽本人来说，艺术作品中这个中间空间地带的开辟，使她一方面能以艺术家的身份角色进入画面中对象角色之中，体验女性桃色诱惑的魅力，另一方面又能抽身出这种角色之外，对这种角色作客观，冷静的视觉分析和修复。这反复的进与出，既是她对角色选择与定位的身体力行，又是她近年来创作激情的动力所在，换句话说，她没有刻意把自己粉演成一种性别艺术及特定性别人的代言人和说教者，而是以其特有的视觉语言方式向人们呈现出她的所思、所想和所惑。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