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陌生情境展》和《切片展》分别于1994年12月13日和18日在四川重庆举行，这两个展览都反映了这一地域的青年画家对社会文化现实和心理现实的某种新的、积极的关注和介人方式。郭晋是参展画家之－，本刊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他，希望通过对他的一些工作方式和创作思路的报导，让大家了解一些不同于“泼皮艺术”的新的文化态度和艺术取向。今后我们还将将对这一地区的其它青年画家进行相关报导。

　　黄专：从“广州双年展”到“陌生情境展”，看得出你的绘画日趋成熟，但你作品的基本主题似乎仍是对某种生命方式和生存状况的关注和焦虑，这一点由于使用儿童、恐龙这类母题和在某种超现实的空间结构中来表现而显得尤为令人震撼。请问在一个十分崇尚消费文化的社会语境中，这一主题有何意义？能否具体谈谈你使用这类母题以及画面中那些抽象符号的象征含义是什么？

　　郭晋：我们今天的生活已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刺激，理想主义精神丧失殆尽，物质么的丰富和内心极端无聊的现代病症正在蔓延，生命的价值和人的存在的真实性模糊不清。带着对艺术的真诚和责任，重树对艺术的理想主义语境追求，这样的文化态度就显得很有针对性。《家园系列》是从1994年开始创作的课题，最初的动机源于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和对当下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化和分裂的担忧，试图在绘画中找到一种合适的象征物以期待将神秘的理想主义精神物化、具体化。我选择了不明飞行物和在星际中飘浮的生命体，是想让我们体会到神秘力量的存在和威摄，它代表了更为广泛的宇宙世界，一种不为地球生命体知晓的神秘世界，它既给人带来恐惧又带来希望。将“秋千”引入画面在于对人生状态飘浮感觉的理解。正如上天的风筝不能选择自己的方向一样，人类也不能把握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在《幻想木马》三联画中我试图将人的处境和困扰以及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变幻的木马上，而不明飞行物在画面中反复的出现寓示着人类乃至宇宙生命体无时无刻地处于被关照的境况之中，它似乎是神的一种表现形式。现阶段我正处于观念的修正时期，也许这种感觉状态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直至寻找到更加准确的观念和更加完美的表达方式。
　　黄专：能否简要谈谈你的艺术经历？　　郭晋：我于1986年考人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结束了此前5年的工厂生活。从那时候起我就试图在作品中寻找我对工厂的感受，创作了诸如《死亡指标》之类的作品，带有无名的伤疼和苦难。之后我开始在作品中以儿童为符号，以表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并开始对作品语言进行纯化。我逐渐意识到画家的情绪和艺术语言的深度并不一定成正比，它需要一种理性的转换。因此在作品中我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情绪，并给作品赋予更多的神秘感，距离感。
　　黄专：你能坦率地谈谈你的艺术与作为你们同代人的“泼皮艺术’’在文化取向和语言表述上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郭晋：泼皮画家用调侃、幽默、嘲讽的方式反映现代生活的无聊和空虚，在文化态度上有一种明显的、无可奈何的倾向。在这点上我同他们所选取的角度不同，我相信艺术的责任和真诚，因为我仍然存有“幻想”。绘画作品同观众的关系是我关心的主要问题，也就是作品以什么样的方式同观者达成一种默契。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手段有三种功能（即表现、唤起、描述），作为图像语言最有效的功能是唤起，这是视觉艺术的基础。就算发展至今天的西方视觉艺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传统形象，甚至已经在新的意义上回到了架上绘画，然而图像的唤起的古老规则仍然存在并得到人们的欣赏。唤起是观众对作品语境的体验和反应，作品的存在状态在这里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既能反映作者的精神体验，又能在这种语境中产生和形成更广大的包容量，这种包容可能是心理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这也是我追求的画面状态。一切试图通过图像来描述某个观念或某一命题的做法都无疑地会大大削弱图像的力量。
　　黄专：能否谈谈你的一些基本的工作方式？譬如你如何选择母题和造型方式？如何处理背景与主题的色凋关系？你算是一位技巧型的画家吗？你有固定的作画习惯吗？　　郭晋：我将儿童作为自己创作的母题，并不是说我在企图反映儿童生活，而是童年生活状态，能给我们一种真实的、切身的感受，能给异化的现代人提供一种最原始的回顾。环境的虚无夹杂着厚厚冬衣下的童真和幻想所能构成的意象是我对人文的理想主义的理解。我认为将属于不同空间的事物放置在一种人为的假设空间里，更能反映出生活的复杂状态，以及生活的陌生化倾向，这是诱人的感觉，它使具有不同内涵的物质相互作用，由此而产生出的怪诞感觉正是对生活存在的真实写照。在画面的处理上，我竭力回避固有色，强调－个固定的光源，并在物体上增加锈化和剥落的特殊处理，这可能是我同学院传统间保持的距离。这点对我很重要，它使我保持一种自由的创作状态，是我在今后的创作中寻找更准确的语言和手段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可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技巧型画家。
　　谈到作画习惯，我不仅有较为固定的作画习惯，而且还较有计划地进行我的工作。
　　黄专：你认为对你影响最大的画家是谁？他们从哪些方面影响了你？　　郭晋：有许多大师以及我身边的朋友都曾在不同角度上和程度上影响过我，比如弗兰西斯•培根，他给人的持续刺激和震憾、直接的语言表述，都在画面效果上给我很深的印象。
　　黄专：四川是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发祥地之一。你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中，前代画家对你们的艺术取向的形成有何影响？你们与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异和相同点是什么？　　郭晋：影响是存在的，生活在同一环境中，很多东西都在潜移默化。超现实和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的主题一直是这里的重要成份，这可能也是我们同前代画家的共同的基础。张晓刚先生曾同我谈及他们那代画家，认为他们那代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公共意识，是在一种普遍性中寻找艺术个体性的存在，我很赞同。从八十年代引入西方现代艺术的各种流派和风格开始，前代艺术家的个体性更多地存在于社会的或某种公共话题中，或对抗、或赞同。时至今天，艺术的多元化渐已形成。“后现代”方式为今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切入艺术的过程和角度发生转变，更多地让个体性的东西去选择艺术形式。因而，新一代的画家在这种境遇中个人化的因素更强了，而以社会公共性为基础构建艺术的意识削弱了。
　　黄专：最后，请你谈谈你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些基本判断。　　郭晋：西方今天的艺术已达到最大限度的饱和，在这个后现代时期，艺术似乎已经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一切的形式、手段都平均地放在同一桌面上任人享用。片面他说，仿佛全世界各种艺术流派都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各民族的个性化的特点就显得十分珍贵，这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中国艺术家已经成功地步入国际艺术大展，这是令人鼓舞的。但应该看到中国艺术认总体上仍然缺乏世界性，问题得退回到国内关于艺术的学术建设和国内健康的艺术市场的形成上，这点我赞问黄专先中提出的“文化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