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彤，1985年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88年定居瑞典赫尔辛堡市，现为丹麦哥本哈根皇家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赫尔辛堡市“中国—瑞典文化联谊会”主席。

　　《美术周刊》：你出国已经20年了，这20年，你认为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王彤：当前的中国对我来说很新鲜，跟中国人交往就像跟外国人交往一样。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变化，总的来说，我们是朝着好的方向变化。

　　这种变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环境、教育、医疗、艺术等等。艺术家的眼睛和心灵大约不同于普通人，但是我每天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个“作为人”的问题。当我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常常问自己，我们居住的城市保留了数千年文明的多少积淀，在我们市民的身上带有礼仪之邦的多少传统，在我们的劳动中是否体现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美术周刊》：你当初出国的原因是什么?你认为现在国内的学生和你们那个时代有什么不同?

　　王彤：上世纪80年代的许多青年都选择去西方。我从鲁迅美术学院附中、鲁美国画系一直到留校任教，前后经历了10年，我对鲁美的一切都太熟悉了，太熟悉可能有心理上的安全感却容易麻木不振。出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北欧恬静的风光与祥和的氛围充满感激之情，它们都在我的艺术里留下了印记。

　　时代在发展，今天的学生无论在信息的把握还是在学识上都比我们优秀。我上学时曾在床头写过这样的字条“来访者请不要超过20分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画画。我们的学生时代比较单一。

　　《美术周刊》：请谈谈你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美术学院教中国画的体会。

　　王彤：我除了教笔墨，还教别的。丹麦的学生对中国传统绘画了解有限，我只是试图培养他们对中国艺术的兴趣，让他们逐渐了解中国的文化。我觉得中国人了解西方与西方人了解中国同样重要。而我们与西方的交流并不对等。在彼此的友好交流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心态，那就是我们应该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我想看到的是中国人不卑不亢的气质与精神，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不以为然。中国有许多东西是值得骄傲的，但是，这种骄傲不应该以中国当今经济的崛起和军事的强大以及狭隘的民族主义作背景。这种骄傲应当以爱人类与爱自然为基础，应该来自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就像孟子说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美术周刊》：丹麦皇家美院的教学和国内有怎样的不同?

　　王彤：丹麦皇家美院只有200个学生。除了院长的美术史课以外，其他都是选修课，有些选修课只有一两个学生。他们的学生普遍很有个性，学生之间都强调差异。丹麦的学生看起来比中国的学生要成熟，他们学艺术的目的很明确，你可以根据作品一下子分清他们彼此的面貌。当然，国内的教学也有优越性，比如，我们强调学生要掌握我们的优秀传统和西方的传统。

　　国内的美院教育是普及教育。现在流行艺术考前班，其实就是一套“艺术八股”，这是艺术教育的悲哀。也许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完美的教育体制。我一直认为，教育是一个干净、崇高的事业，它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兴亡。

　　《美术周刊》：听说你想建中国艺术学院，进展如何?

　　王彤：我曾与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沟通过此事，皇家美院也在帮助我，现在仍然在策划当中。我在寻找政府的介入，也希望国内的艺术家一起来做这件事。建中国艺术学院是我的一个梦想。

　　外国人对中国的艺术兴趣很大。外国的艺术家觉得中国画很新奇、有意思。我曾经影响了一些人，他们喝中国的工夫茶，打太极拳，开始选用宣纸画画。我认为办学的目的主要还是培养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美术周刊》：中国当代艺术有很多“符号”，你认为它们能代表中国含义吗?

　　王彤：今年年初，我在汉堡与皇家美院的同事一起看了中国的一个叫“麻将”的展览，它展示的几乎都是政治波普，****肖像被西方一些媒体等同为中国的当代艺术。我知道，在国内艺术市场上一个符号获得成功，很多人就会跟上去。艺术家的作品符号化后很难改变，因为一旦改变，就无法获得市场认可。换一个角度看，靠画画致富与高速公路收费站都是合理合法的，都是艺术家生存需要的。我自己不是一个符号型的艺术家，并没有资格去品评他们。

　　《美术周刊》：你对当前国内火爆的艺术市场怎么看，国外是这样吗?

　　王彤：国外不是这样，中国也不必像国外那样。其实这种现状挺好，很多艺术家由此而过上好生活，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

　　《美术周刊》：你现在想得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王彤：我想的问题往往不是艺术的问题。我觉得一个人面临的问题要比一个艺术家面临的问题要多得多。我时常告诫自己和我的学生，要自己去承担命运、责任，别浪费短暂而宝贵的一生，大家应该在关爱、互助的前提下学习，做一个人比做一个艺术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