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研究对新安画家戴思望的关注显然是有所欠缺的，近乎权威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甚至都没有录入戴思望。相关资料由来甚少是其原因之一；徽学学者陈琪则认为这是因其“社会地位较低”（《徽州古戏台》）的缘故。　　戴思望生于安徽休宁的隆阜镇。无功名，当为布衣。病死于“风疾”。他善鼓琴，能诗词，工书画，甚至还写过两本徽戏剧本《三剑客》和《岳阳楼》；一生好作行旅，往往游走于吴越之间，其早年的画作便有了“于淮阴旅次”（《仿倪山水册》）、“客南湖”（《江天春色图卷》）的记录，可见其趣味及所为是颇为多样的。明人戴廷明等人编撰的《新安名族志》曾对休宁戴氏的血脉由来作了较为原始的记述。然而戴思望之生卒年，却一直处于失考的状态。　　戴思望的传世作品也实属稀见，现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所能见的，亦只有四种：藏于重庆市图书馆的《江天春色图卷》，癸丑年，即康熙十二年（1673年）；重庆市博物馆的《浮云叠翠图轴》，庚申年，即康熙十九年（1680年）；天津艺术博物馆的《仿倪山水册》，庚申年。天津杨柳青画社据此本出版过《戴思望·项奎精品册》收录在《中国画珍本丛书》；浙江省博物馆的《山水扇面》，无纪年。最近，天渡楼入藏了一本戴思望的《仿古山水册》，它对戴氏以至对新安画史的研究，可提供一定的依据。　　《仿古山水册》为十二开，设色绫本，无纪年；长23厘米，宽19厘米。画面题识和钤印情况如下：　　一、“仿宋人山窗偶语法。思望”。印“山云”“水月”。　　二、“北苑老人之大意。思望”。印“后云”。　　三、“云烟飘渺荡晴空，点染江山几万重。自是南宫多逸兴，濡毫移写有天中。思望”。印“臣”。　　四、无款识。印“参子”。　　五、“仿云林，写生于吟香山房。思望”。印“仿古”。　　六、“仿梅岑溪桥远眺。思望”。印“仿古”。　　七、“寄语休独坐，好来约伴煮春茗。思望”。印“甲午生”。　　八、“水绿山青不易逢，莫教行色便匆匆。到来柳绿桃红处，仿佛今朝图画中。思望”。印“参子 ”。　　九、“我记同舟游木渎，前番春梦尚堪论。思望”。印“臣”。　　十、“秋水渔舟当自流。思望”。印“戴亮”。　　十一、“仿元人雁归图，思望”。印“六恙具”“二难并”。　　十二、“第仗闲眺听，沙溪一盘桓。思望”。印“戴之印”，另有一朱文印，文莫辩。　　《仿古山水册》印证并传递了这样的信息：戴思望“画山水宗法元人，峰峦林壑，精疏跌宕”。其意趣多样而心性随和，不经意的点染又总是文心所动，诗情所运。在境貌荒寒的草木湖山中，流注盎然的人文生机，是一派平民化艺人的身性气息。难怪古之有评者论之：“秀逸高韵，每成一艺，辄自矜为稀世之宝。” 戴氏所传授的， 正是一种主动的、独立的、自足的、自洁的、向上的、理想者的人格精神；又恰恰是对十世纪新安绘画美学的又一种丰富与解说。　　《仿古山水册》还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技术性参数。画册第七开，钤有朱文小印“甲午生”，这为考证戴氏的生年提供了第一手的确凿依据。这个“甲午”，当为顺治十一年，即康熙的生年1654年。这一年，程邃48岁，弘仁45岁，查士标40岁，梅清31岁。正当是新安画坛人才济济、蒸蒸日上的时期。　　《仿古山水册》上所留下的其他印记“参子”“研斋”“戴亮”“戴”，又为我们了解戴氏在其生活过程中演绎出的更多的名号提供了依据（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词典》只记录到戴氏的用字“怀古”）。而“六恙生”“二难并”这样的闲印，其内容又隐喻了画家怎样的人生及其历险故事呢。　　从“甲午生”这一坐标线索出发，我们重新审视戴氏20岁（1673年）所作的《江天春色图卷》及27岁（1680年）所作的《仿倪山水册》，不难看出作者早年作品所具有的相当成熟的“传移模写”的功夫，这在人文沉淀深重的新安，当不以为意外的。戴氏自己也说：“云林《八景画册》向藏吾家，乱后失之。偶法其意，依稀而已”（《仿倪山水册》题记）。在这样的家庭及社会人文背景下，一位聪颖善学的青年具有如此的能力与成绩，又何怪之有呢。　　相比之下，天渡楼所藏之《仿古山水册》，则更多流露出种种同源于新安画派前辈诸大家的风情神韵，释放出种种操控自若、游刃有余的老到与坦然。而其题识书迹，更是突显了一份不拘规格的散漫、若愚之志趣。以笔者有限的阅历斗胆度测：《仿古山水册》更有理由被断论为戴思望中年后的、具有浓郁新安风气的移情漫性之力作，而戴思望则更是新安画史上无可忽略的有机一份子。